軍情五處有許多人對朗斯代爾一案的根源表示懷疑，然而美國情報界對此案的破獲卻大為讚賞，認為這是一次偉大的勝利，非法間諜網在活動期間還從未被破獲過。為此，華盛頓對無線電發射工程委員會表現了極大的興趣。
美國國家安全局從通訊總部那裡獲悉，發射委員會在破獲朗斯代爾一案中的工作情況後，對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同通訊總部之間的密切關係非常妒忌。英國雖然存在許多嚴重的問題，但華盛頓的情況更糟。胡佛堅決反對在戰後還建立中央情報局，因此他在五十年代一直對中央情報局懷有敵意。中央情報局的上層軍官大多數都畢業於名牌大學，他們不願同聯邦調查局的那些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槍手」同流合污。但這兩個組織卻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不遺餘力地擊敗國家安全局。他們認為國家安全局是不安全的。他們的這種猜測終於得到了證實：一九五九年國家安全局有兩名密碼分析員叛逃蘇聯，結果出賣了許多重要機密。
美國國家安全局副局長路易斯·托德拉已卓有成效地領導該機構近二十年了（局長由軍人輪流擔任）。他非常清楚，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同國家安全局作對的真正原因是國家安全局控制了信號情報處。他還知道這兩個機構都急於向國家安全局的壟斷地位挑戰。中央情報局已經開始進行了代號為「參謀D」的超機密信號行動，而聯邦調查局也正在著手這方面的工作。一九六〇年五月，艾爾·貝爾蒙特訪問倫敦。當時我們正要準備辦理朗斯代爾一案。我帶他到切爾特南，並向他演示用「咽吞」行動破譯埃及密碼的過程和「柵欄」行動破譯法國密碼的過程。實際上，當時「柵欄」行動還處於初級階段。對我們的這兩次行動，貝爾蒙特大大誇耀了一番，而且馬上派迪克·米倫來向我學習「柵欄」技術的細節。不久，聯邦調查局也採用類似的行動破譯了法國駐華盛頓使館的密碼，取得了勝利。
托德拉急於建立一個受國家安全局指揮的自己的無線電發射工程委員會。一九六一年十月，他請亞歷山大、德納姆、弗勞利，還有軍情六處駐美站長菲爾波茨和我到華盛頓參加一個討論英國密碼破譯成就的特別會議。他還邀請了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的人參加，目的在於讓他們也聽聽發射委員會的工作介紹，並希望他們能分享密切合作的好處。
一開始我就知道，這對英國秘密機構來說是一次千載難逢的好時機，因為他們可以在美國同行面前贖回自己的過失。到了一九六一年，中央情報局在華盛頓成了情報權威，他們認為過去的英美情報聯盟在無情的冷戰中太感情用事。但我認為只要我們能向他們演示一九五六年以來所取得的技術成就，那我們就可以讓他們相信，我們是值得交往的。
亞歷山大和我都清楚，這是一場賭博，誰都無法保證美國人會不會在會上以向我們透露一些情報作為回報。當然，他們可能不會這樣做，這顯然是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然而，這次會議的潛在收益是巨大的，它至少可以消除菲爾比、伯吉斯和麥克萊恩事件在英美情報關係上的陰影。更重要的是，亞歷山大的密碼破譯的計畫和我的反間諜工作的計畫都需要有美國人的大力資助和支持才能成為可能。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研製原子彈那樣，我們應當說服美國人，爭取他們的資助來實現我們的計畫。從長遠看來，我們可以通過通訊總部和美國國家安全局的情報交換，最終讓情報流回到我們手中，這樣我們也能得到好處。
會議的地點定在馬里蘭州米德堡國家安全局總部的一間經過特別安全檢查的會議室里。那是一幢玻璃樓，四周有電網，屋頂上有成百上千條天線和接收盤，縱橫交錯，枝柯林立。用這些設備，國家安全局就可以同世界各地的上千的監視站進行聯繫。與會的國家安全局代表是托德拉和他的首席密碼分析家阿爾特·萊文森；聯邦調查局的代表是迪克·米倫和利希·惠特曼；中央情報局的代表是吉姆·安格爾頓和一個叫比爾·哈維的膀粗腰圓的漢子。哈維剛回到華盛頓，他去柏林負責隧道行動，現在是「參謀D」的負責人。
哈維是中央情報局的一個傳奇式的人物，他酒量過人，而且具有牛仔的氣質。在他剛剛工作時，就在聯邦調查局搞反蘇聯間諜工作，但由於貪杯而被胡佛開除。於是他立刻帶著自己在聯邦調查局學到的寶貴經驗和技術，投奔了中央情報局。那時中央情報局才剛剛開張，他躍躍欲試，並設法和安格爾頓一起把自己的知識變成現實。他在反克格勃秘密戰爭中成了美國最有影響的幹將之一。五十年代他大都在柏林，要麼指揮間諜，要麼挖掘隧道，並竭盡一切力量參與對抗蘇聯人的鬥爭。他認為冷戰是一場真正的戰爭，必須做好拚死的準備。要不是他的粗暴好鬥，他會是一個滿腹心計、對間諜非常敏感的人，正是他第一個在伯吉斯和麥克萊恩叛逃之後發現了菲爾比。哈維的記憶更是超群，他對幾十年前的叛逃事件和其他案件的每個細節都記得一清二楚。也是他第一個對軍情六處的菲爾比的經歷作出全面的估價，並指出了他簡歷上的漏洞和矛盾之處。正當別的人停留在懷疑上時，哈維卻緊緊地盯住了菲爾比，但這件事也使他產生了強烈的反英情緒。
為期五天的會議一開始就不順利。托德拉急於自由交換意見，並討論安全局正在進行的摸索破譯外國駐華盛頓使館密碼的一兩個試驗。他指出，鑒於聯邦調查局的規章，這幾項研究不能超出試驗範圍。中央情報局和聯邦調查局的同行個個心懷鬼胎，一言不發，他們既不願意在別人面前或安全局面前討論技術發展問題，也不願在我們面前討論這種事。安格爾頓在做記錄，而哈維則在一旁心懷敵意地閉目養神，特別是午飯後，他甚至還打起了呼嚕。
開會的第一天上午，他就向代表們嚷道：「我們到這裡來只是聽聽，我們不在公開場合談論我們的機密。」
我宣讀了有關對付埃及人的「咽吞」行動的長篇報告，並詳細介紹了從那以後在用無線電設備獲取密碼噪音來進行破譯方面的進展和使用新式話筒監聽方面的成就。接著我又談到「柵欄」行動的細節。最後開始了熱烈的討論，甚至哈維也欠起身子來聽著大家的討論。
第三天的會議由中央情報局計畫處處長理查德·赫爾姆斯主持，中心是討論利用這些新技術去破譯蘇聯的密碼的方法。我一再指出，要預測出俄國人可能研製出的新密碼機，並立刻著手找出對付他們的辦法。一些技術外行對我的意見感到疑惑不解，但我強調說，在戰時我們的海軍研究實驗室就是這樣做的。那時我們對德國新的魚雷和水雷進行了預測，結果他們剛剛把魚雷和水雷製造出來投入使用，我們就找到了對付它們的辦法。討論結束時，國家安全局和通訊總部都答應立刻設法破譯蘇聯「阿爾巴托斯」級密碼機。
亞歷山大對用美國正在研製的新型計算機來進行密碼分析很感興趣，他非常相信人類工程理論，該理論認為，用電子技術任意在密碼機上排列數字在數學上是不可能的。亞歷山大認為，如果能研製能量足夠強大的計算機，即使編得再好的密碼也可以破譯。在以後的十年中，我們制定了一個規模宏大的研究項目對這一領域進行了調查。根據一九八六年《衛報》報道，從一九八〇年以來，生物工程理論如亞歷山大所預測的那樣，給密碼分析學帶來了一場革命。
不出我們的意料，中央情報局的代表在會上沒有透露他們技術情報的進展狀況。他們留給我們的印象是，他們不信任我們。但據我們推測，他們不向我們透露秘密還有其他原因。哈維的「參謀D」似乎存心想違反英美協定。根據這個協定美國國家安全局必須同英國通訊總部交換全部信號情報。如果美國人既想破譯密碼，但又不同我們分享成果，或者他們想對英國和英聯邦國家採取破譯密碼行動，那麼哈維的「參謀D」正是他們極好的幫凶。我們敢說，他們現在正在干這種勾當。
但無論怎樣，這次會議仍是英美情報關係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六家情報機構的代表坐下來長時間討論有關合作的一系列問題，十年來這還是第一次。我們開展了重要的聯合研究項目，特別是在計算機領域裡。我們總算在增進互相信任方面邁出了第一步。
在我離開倫敦之前，阿瑟·馬丁安排我給中央情報局講講朗斯代爾一案中的技術問題，特別是「筏夫」技術。萊肯菲爾德大樓里的官員對這件事感到有點為難，因為雖然我們一開始就向聯邦調查局彙報了「筏夫」技術，但中央情報局卻對它一無所知。霍利斯同意只要朗斯代爾案件一結束，他就全面告知中央情報局，因為我們最早是從他們的「狙擊手」手裡得到關於朗斯代爾的情報的。由於當時蘭利總部還沒完工，彙報會預定在托德拉會議後在中央情報局臨時使用的尼森活動房子里舉行。尼森活動房屋在華盛頓中心的水池邊。吉姆·安格爾頓帶我走進一間大會議室，讓我在講台前與至少兩百名中央情報局的官員見面。
「你肯定這些人都受過信號情報工作方面的訓練嗎？」我低聲問安格爾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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