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英國情報部門在「咽吞」（埃及）和「柵欄」（法國）行動中取得了成就。政府通訊總部制定了一個列有所有目標的龐大的名單，並分為國內和國外兩個重點。軍情五處負責收集所有國家駐英國大使館的情報，包括密碼室的位置，輸入和輸出電纜的細節，以及就某個目標是否可以採取「咽吞」或「柵欄」行動進行估計。軍情六處在國外干同樣的事，他們對列入通訊總部名單的目標進行了詳細的技術偵察。由於在國外沒有郵局的寶貴協助，他們只得主要依靠間諜的一些傳統方式來開展工作。
在「柵欄」行動以後，又擬定了準備破譯大部分歐洲國家密碼的計畫，並從德國開始。可是在作了巨大的努力之後，這個行動又被取消了，因為德國人的機器屏蔽狀況極佳。後來我們卻成功地把一隻探測話筒放在希臘駐倫敦大使館的密碼機後面。希臘是一個極有價值的目標，因為他們在塞普勒斯緊急狀態時期對塞普勒斯游擊隊領袖格里瓦斯上校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我們在印度尼西亞和馬來西亞發生衝突期間，對印尼大使館也採取過同樣的行動，在整個衝突期間破譯了印尼的密碼。
對於軍情六處來說，最令人難忘的無線電截聽行動是針對俄國巡洋艦「奧爾忠尼啟則號」的行動。儘管上次用「巨型炸彈」克拉布在朴茨茅斯沒有成功，但軍情六處仍然有決心偵察這艘軍艦。一九五九年，這艘艦要到斯德哥爾摩的船塢里去修理，軍情六處知道瑞典信號情報局計畫對它採取行動。軍情六處駐當地分站的站長向瑞典人建議，說英國願意提供先進的技術進行援助。瑞典信號情報局在名義上保持中立，其實它與英國政府通訊總部保持著非正式的秘密關係，因此對英國主動提供幫助，瑞典倒是感激不盡。
我在一九五九年去了斯德哥爾摩，布置對「奧爾忠尼啟則號」的密碼機採取「咽吞」行動的計畫。我偽裝成瑞典工程師，在夜深人靜時分，由兩個身強力壯的信號情報局的技術員陪同來到船塢，和我們一起來的還有通訊總部的兩個人。我們躲在「奧爾忠尼啟則號」對面的倉庫里。「咽吞」設備早已被送到樓上的工作室里，我們爬到工作室，蟋伏在這間小屋裡整整五天。當時正值炎熱的夏天，外面的溫度高達華氏九十度。倉庫的屋頂是波形的鐵皮做的，我們在裡面熱得差點兒中暑，幸好冰箱里放有一些濃度極高的貯藏啤酒，才使我們感到一絲欣慰。我們雖然收聽到了一些密碼雜訊，但卻始終未能破譯這些密碼，可軍情六處和通訊總部都認為這次行動是成功的。
「就像騎警隊一樣，」軍情六處的代表帕特·奧漢朗滿臉堆笑地在後來無線電發射工程委員會會議上喊了起來，「我們能搞到我們所要的人。」
技術偵察的成果不斷增加，在這些技術偵察基礎上進行的行動也有所擴大，「筏夫」和「咽吞」行動的規模也明顯地膨脹起來。一九六〇年，由軍情五處、六處和通訊總部的技術人員組成的無線電發射工程委員會成立了，主要任務是協調工作。委員會每兩周開一次會，有時在切爾特南開，有時則是在萊肯菲爾德大樓里開。儘管雷·弗勞利自告奮勇出來主持日常事務工作，而且不久就在委員會裡握住了統治大權，但我是這個委員會的第一任主席。雷·弗勞利是通訊總部的官員，他朝氣蓬勃，嚴格要求自己，具有管理的天賦，不像他的一些在切爾特南的同事那樣心胸狹窄。他主管文件工作，並為各種行動的負責人提供技術資源和工作人員。此外，他還負責從主管大臣那裡接收極為重要的批示。
無線電發射工程委員會是英國情報界在戰後最為重要的委員會之一。六十年代末出現了新一代的電子計算機，委員會在這十年當中為通訊總部的密碼分析工作的成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更重要的是，它掃清了隔離軍情五處、六處和通訊總部之間的障礙。英國情報界又開始像在戰爭時期一樣，作為一個協調的整體在開展工作，因此比從前更加成功。
在五十年代末，研究工作方面也有一些重要的進展。我加入軍情五處時，科學研究的主要講壇是科爾莫爾委員會。軍情六處每年都要從秘密世界以外邀請十幾位最有聲望的科學家，在卡爾頓階梯大廈的一間保密會議室里開一次會。軍情六處請這些人吃一頓非常考究的午餐作為回報，希望這些顯赫的人物能作為秘密部門的非正式的科學顧問，來為他們提供指導，出出主意並建立聯繫。我第一次參加科爾莫爾委員會的會議時，立即就發現這完全是浪費時間。上午的討論會很鬆散。在喝了一些啤酒、金酒和最優質的紅葡萄酒以後，委員會裡幾乎就沒有人對複雜的科學問題還有什麼心思了。一天的勞累過去了，彼得·狄克遜領著大家到城裡又來一頓夜宵。到夜深時，又讓大家到索霍的一家下三流的夜總會俱樂部去。如果說得文明一些，那麼在這裡表演的節目可被稱為「黃色歌舞」。我永遠也忘不掉狄克·懷特那張難看的臉，他向桌子周圍那些喝得臉紅筋脹的雅士們強裝著笑顏。他和我一樣，感到這種辦法是不能解決軍情五處所面臨的深刻的科學問題的。
科爾莫爾委員會作為一個大造輿論的機構還是有點用處的。我從一開始就意識到，軍情五處需要制定一個徹底的室內研究計畫，這就需要適當的人力和財力。財政部大筆一揮，把大量的資金投入武器研究中，可對秘密部門實現現代化所需要的小數目撥款還要抵制，這令我感到荒謬之極。
我在一九五五年加入軍情五處不久，又去找了弗雷德里克·布倫德里特爵士，請求他幫助我得到必要的資金。他對此表示同情。他建議我先對克格勃目前的科技進步狀況作一個徹底的調查，然後寫一篇報告，概述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存有缺陷的領域，這樣我的申請才會有可能被批准。
我去找了軍情六處的同行，H處技術一科很快就意識到他們缺少這方面的情報。我決定對所有德國科學家的彙報進行全面的研究。他們在戰爭結束時，被迫去蘇聯，在蘇聯政府實驗室里工作了若干年，以此作為換取自由的代價。這些科學家就是那些被人們所知的「歸來的龍」。他們的彙報提供了許多關於蘇聯火箭、噴氣式飛機以及核研究的狀況情報，而這些領域正是俄國人急於求成的領域。
我走訪了國防科學情報所，向斯特朗將軍詢問了我是否可以對這些文件進行研究。我被帶到諾森伯蘭德大街的一間房子里，那裡存放著關於「歸來的龍」的所有材料。這些幾十本上百本的材料上布滿了灰塵。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從來就沒有想到要對這些材料進行整理，以便供自己使用。這簡直令人驚嘆不已。
我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把這些「龍」的材料進行了分類，不久便清楚了。有許多「龍」科學家被詳細地指示去為克格勃所控制的莫斯科郊外的實驗室搞技術情報工作。我把我想要會晤的「龍」科學家的姓名擬成一張名單，過去那些彙報大多數是由英國和美國的一般軍事人員主持，他們沒有受過科學訓練，在收集情報方面非常無知，我肯定我能從這些科學家身上得到更多的情報。
我在一九五七年去了德國，軍情五處駐德國的高級代表彼得·多梅森來接我，他在漢諾威和慕尼黑的格拉德巴赫的英國軍事情報總部為我的會晤作了安排。五十年代時，大多數情報官員都喜歡德國，那裡是前線，工作自由而輕鬆。可多梅森對柏林日益加深的緊張局面感到厭惡，他堅信俄國人不久就會企圖吞併西柏林。
會晤進行得很困難，許多科學家都在竭力地向英國和美國討好。我盡量提一些技術上的問題，他們的意見明顯地是在迎合我。並不否認，他們在莫斯科被監禁期間受了許多折磨，他們的許多朋友都死了。可在戰爭期間，他們為哪一邊工作，這也是不可能被忘記的。
在首次會晤的科學家當中，有一人就是研製「那玩藝兒」的，也就是美國人一九五〇年在美國駐蘇大使寫字檯背後牆上的國徽里發現的「那玩藝兒」。我很高興，他所談的「那玩藝兒」的工作方法，與我那天在馬爾科尼公司的尼森式活動房裡所預測的一模一樣。可當我再次詢問他時，不禁感到五十年代的軍情五處真是被沮喪所纏繞著。我們知道克格勃已經部署了某些東西，而這些東西在英國的研究舞台才剛剛露面。
一九五八年初，我把關於「龍」科學家的報告送給軍情六處，請他們審批。布倫德里特積極勸我這樣做：如果請求撥款的申請是兩個局共同提出的，那麼這更有分量。報告經過會簽後，送交國防政策研究委員會，布倫德里特是該委員會的主席。報告在委員會裡引起了普遍的震動，以前從未有人把克格勃比西方更為先進的方面描述得如此淋漓盡致。我在報告里證實，克格勃通過「龍」科學家的努力，在某些領域裡取得了重大的技術優勢，尤其是在電子技術和監視設備方面，包括使用紅外線系統，這些使他們在四十年代末就佔據了領先的位置。
由於布倫德里特的遠見卓識，並通過他的專門委員會的努力，技術研究工作便展開了。我從一九四九年開始就是這個委員會的成員。我們得補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