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國會大廈一派生機盎然的景象，粉紅色的花朵，蔚藍色的天空，白色的大理石，大廈的圓頂在陽光的照耀下熠熠閃光。我一直很喜歡訪問華盛頓，尤其是在春天，倫敦太單調乏味了。軍情五處重視出身門第，手裡的錢也摸得緊，我和許多比較年輕的、在戰後加入秘密情報工作的人一樣，感到美國才是偉大的希望，是西方情報工作的中堅。我舉雙臂歡迎美國來佔據優勢。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英美兩國情報部門之間的關係在五十年代後期處於戰後的最低潮。蘇伊士運河危機後，軍情六處和美國中央情報局之間的合作差不多全部瓦解了。雙方的矛盾日益加深，不僅僅是在中東問題上，而且在遠東和非洲問題上也是如此。軍情六處的許多老資格的人發現，在戰爭時期，他們在英美情報關係中占著控制地位，可現在卻退居到一個低下的位置上，這個事實委實令人難以接受。
由於不同的原因，軍情五處與美國中央情報局之間也有不快。美國中央情報局是一個新機構，在世界舞台上顯示著它的實力。它的目標是收集情報，在沒有得到軍情五處的通知之前，美國中央情報局不得在倫敦採取行動。霍利斯和懷特都認為，美國中央情報局實際上破壞了這個默契。
在所有的困難背後，還存在著伯吉斯和麥克萊恩叛逃事件以及公開為菲爾比洗刷罪名所造成的不信任感。人們再也不會用從前的眼光來看軍情六處，特別是有許多高級官員與菲爾比有著親密的關係，而軍情五處對這三個人中的任何一個在事先都沒有覺察出來，這在美國人的眼裡完全是一種犯罪的無能表現。過去那種親密的戰時英美情報關係遭到了一股濁浪的衝擊，政府通訊總部相對來說受到的衝擊要少一些。根據一九四八年英國和美國的協議條款，通訊總部與美國同行國家安全局曾訂有一個正式的合作章程。
霍利斯當了局長以後，果斷地設法與美國聯邦調查局改善關係。胡佛的反英情緒是有了名的，這可以追溯到戰爭時期。那時英國安全協調委員會在紐約成立，由威廉·斯蒂芬森爵士領導，這個人就是所謂的「無畏之人」。英國安全協調委員會在美國從事反德國的活動，可胡佛卻竭力反對任何組織有權在美國國土上收集情報這種設想，對外國控制的機構更是不加理睬。多年來，他始終拒絕與斯蒂芬森手下的人接觸。伯吉斯和麥克萊恩事件更加深化了胡佛的偏見，有一段時間甚至不準軍情六處的官員到聯邦調查局去，不許軍情五處接觸聯邦調查局的情報來源的報告。
一九五六年，霍利斯抱著改善關係的意圖拜訪了胡佛，並說服他把軍情五處列入情報分布範圍的名單里。非常奇怪，霍利斯和胡佛相處得很好，但兩人對侵犯各自利益的事都非常敏感。霍利斯本質上比較軟弱，這使他在粗暴易怒的胡佛面前只能充當一個唯唯諾諾的角色。胡佛與其他許多靠個人奮鬥發跡的美國人一樣，有著強烈的勢利氣。當霍利斯這樣一個英國上層階級的間諜大師竟端著禮帽向他乞討時，他那盛氣凌人的傲慢多少也受到了一點震動。
我成了一個重要的和平使者。霍利斯聲稱，任命我為軍情五處的首席科學家，是他致力於實現情報工作現代化以及加緊反蘇聯間諜鬥爭的一個佐證。在霍利斯訪問美國後，胡佛邀請我到聯邦調查局的總部去參觀，看看他們的技術裝備的規模。我對這次訪問很感興趣。我從加入軍情五處的第一天起，就感到如果要取得長期的成就，其關鍵在於與美國恢複關係，只有這樣才有可能接近他們的技術資源。可是我的這種觀點並沒有什麼市場。帝國的幻想頑固地佔據著萊肯菲爾德大樓，譬如，卡明雖然是軍情五處技術處處長，卻從來沒有對美國進行過一次訪問，他也不明白要這樣做的道理。
聯邦調查局給我的第一個印象是他們所掌握的技術力量的規模，它完全超過了軍情五處所能想像的。雖然他們很富有，可我禁不住感到他們沒有好好地把這一切利用起來。他們主要依靠在市場上買儀器，自己卻不進行研製。儘管他們有一種給人印象深刻的微波無線電網路把各分站聯繫起來，可他們的無線電都是標準的摩托羅拉設備，是用在警車和計程車上的。在聯邦調查局的技術工作中，惟一令人感興趣的部分是他們使用指紋方法來搞間諜工作。軍情五處的檔案室里沒有指紋記錄。我認為這是聯邦調查局的半警察局的身份所賦予的一個優勢。
迪克·米倫是聯邦調查局裡負責技術研究的官員。他是個律師，而不是一個科學家，這限制了他的工作效果。可他也搞了一個非常精彩的表演，他們帶我來到聯邦調查局總部的地下室射擊場，為我表演了手槍射擊。米倫驕傲地告訴我，連「老頭子自己」，即胡佛，也常常練習他的這套出色的射擊技術。我還參觀了馬里蘭州海邊聯邦調查局的訓練基地，一個年邁的美國印第安人向聯邦調查局的特工人員傳授高級槍法。他向我們露了幾手絕技，例如對著鏡子射擊身後的目標，反手過肩擊落放在噴水池頂端的乒乓球。這是粗曠而充滿美國味的情報人員的必修課。聯邦調查局是在三十年代美國那個無法無天的時期紮下根基的，這一點是眾所周知的，可我懷疑這種絕技與現代化的反間諜工作是否有關係。
我並不樂意向聯邦調查局通報蒂斯勒案件。從胡佛處理這個案子的方法中，我可以看到不止一個的暗示。他希望我們無法解決軍情五處是否藏有間諜的問題，以便他可以藉此向總統建議停止與英國交換情報。我希望霍利斯和我過去對美國的訪問能為我的道路掃除障礙。
我由哈里·斯通陪同著參觀，他是軍情五處駐華盛頓的聯絡官。我從來沒有遇到過像哈里這樣親切友好的人，他曾是愛爾蘭國際橄欖球運動員，和霍利斯一樣，也喜歡打高爾夫球，並且還差不多是一個職業障礙跑運動員。人人都喜歡哈里，這主要是因為他把他的工作基本上視為一種社交活動。五十年代末期是衛星和計算機情報在華盛頓嶄露頭角的現代氣息時代，哈里的氣質和知識已跟不上這種時代的步伐了。
哈里憎恨和胡佛見面，如果對立是無法避免的，他就採取一種簡單的對策。
「聽我說，彼得，老朋友。讓他談，看在上帝的分上，別打斷他。在他講完後你記住對他說，非常感謝你，胡佛先生，……我已經為午餐訂了一個桌位，我們會需要的。」
聯邦調查局像一個雄偉的凱旋門式的陵墓，我們穿過它前面的拱道，在這裡迎接我們的是聯邦調查局國內情報處處長艾爾·貝爾蒙特以及他的副手比爾·沙利文。沙利文負責處理共產黨事務。（七十年代中期，沙利文是在新英格蘭打野鴨時喪命的，當時被認為是遭暗殺。）貝爾蒙特是一個彪悍的老式「槍手」，過去聯邦調查局的人都知道這個綽號。從該局成立之日起，他就在裡面。沙利文是四肢發達（但並非頭腦簡單）的貝爾蒙特的軍師，他們兩個人都認為匕首勝於說教。貝爾蒙特樹敵很多，但和我相處得十分融洽。他和我一樣，有過一個災難深重的童年經歷。他的父親在一次街頭毆鬥中遭人槍殺，他母親日夜操勞，攢錢供他念完了法學院。他憑藉著在工作上的勤奮和對「老頭子」的無限忠誠，被提拔到聯邦調查局的最上層。
這兩個人在表面上雖然剛硬，在局裡的地位也很高，可在胡佛面前卻十分懦弱。我感到，這種無限忠誠有些不自然。當然，他們是欽佩胡佛的。這是因為他早年成功地把一個腐敗無能的組織建成了一個有效的、令人生畏的、與犯罪作鬥爭的機構。可是人人都知道胡佛受著難於啟齒的隱疾的折磨，他們卻從來不承認這個事實，就連私下地默認也沒有，我感到很奇怪。
我花了大半天時間同這兩個人討論了蒂斯勒案件和「筏夫」的技術意義，直到與胡佛會晤的時刻到來。我們穿過迷宮般的走廊，看到了許多年青的聯邦調查局的官員，他們整潔、健康，穿戴得體，梳著短髮，一臉正經的神情。聯邦調查局的辦公室使我想起了醫療衛生診所，到處可見抗菌的白色瓷磚在閃著亮光。工人們整天忙乎著，經常重新刷油漆，打掃衛生，上地板蠟。如此潔痹，令人懷疑其靈魂是否陰暗。
胡佛的房間在一套四間相連的屋子中的最後一間。貝爾蒙特敲了敲門，走了進去。胡佛站在他辦公桌的後面，身穿一件耀眼的藍色西服，看上去比照片里高瘦一些。起褶的肌肉從他那皺紋叢生的小臉上搭拉下來。他堅實有力地握住我的手，但並沒有欣慰的感覺。
貝爾蒙特開始向他介紹我來訪的原因，可胡佛卻尖銳地打斷了他。
「我看過報告了，艾爾。我要聽賴特先生給我談。」
胡佛用他那墨黑的眼睛盯著我，我開始簡略地談到「筏夫」發現的經過，他幾乎立即打斷我。
「我想你們對我們的捷克情報源提供的情報感到滿意了吧……！」
我開始回答時，他又把我岔開。
「你們的安全組織從華盛頓這裡撈到了不少好處，賴特先生。」
他聲音里暗示著不止一點的威脅。
「如果這些好處對我們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