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傑·霍利斯在軍情五處從來就不是一個具有威望的人。他固執而又缺乏朝氣，擺出一副指手畫腳的權威架子。我得承認，我從來就沒有喜歡過他。就連那些傾向於他的人也懷疑他是否適合擔任這種最高職務。同卡明一樣，他是在戰前那些日子裡和狄克·懷特結下親密友誼的。狄克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物，但卻喜歡讓一些能力較差的人在他周圍工作。我認為這是一種潛伏著的危機，或許他是想用這種反差來烘托出他的才能。霍利斯遠比卡明聰明能幹，尤其是在官僚藝術方面。可我懷疑狄克或許會認為他是一個富有遠見和理想的人。
霍利斯認為，軍情五處只能是一個小規模的輔助安全工作的機構，收集檔案，並進行一些有效的審查工作和安全保衛工作，而不可把手伸得太遠，插手到像反間諜工作這樣的領域裡。反間諜工作需要採取積極措施才能取得結果，還要面臨一些抉擇，並且容易犯錯誤。我從來沒有聽到霍利斯要軍情五處執行重大決策而發表意見，他也不考慮怎樣才能使軍情五處跟上日益加快的情報戰的步伐。他不是一個具有這種思想方式的人，他只有一個終身執著追求的簡單目的——讓軍情五處和他自己迎合白廳。這就得保證不出差錯，還得付出一事無成的這種代價。
霍利斯生長在薩默塞郡，其父是湯頓教區的主教。他在念完克利夫公學和牛津大學後，曾到中國的許多地方去旅行過，之後在三十年代末加入軍情五處。戰爭期間，他任F處的副處長，專門分管共產黨事務。西利托出任安全局局長時，霍利斯被提升為C處的處長，負責各種形式的審查和安全保衛工作，如文件分類以及在所有的政府建築物里安裝安全系統。由於他在C處呆過，後來他當了局長後對C處的工作頗為關注。
一九五三年，狄克·懷特繼西利托當上局長後，任命霍利斯為他的副手。從表面看來，這是一項無可非議的任命，狄克動腦筋，訂計畫，霍利斯施展狄克所不具有的實際行政工作的能力。就我所知，他在擔任副局長的這段時期里，從未讓我感到他是一個有抱負的人。他已高升到他所沒有期望的位置，他一輩子甘當懷特的下手和密友。這個極端神秘的人有一件要聞已為眾所周知，那就是他和他的女秘書長期眉來眼去，暗送秋波。那位姑娘野心勃勃，在懷特突然被調到軍情六處後，她就迫不及待地搬進了局長辦公室，那股過分的熱情使霍利斯望塵莫及。我猜想，霍利斯始終知道他自己的局限性，一旦當上局長，便會以嚴厲地行使權勢來遮蓋這些局限性，其結果是不可避兔地要使人們失去對他上台初期時所抱的一點好感。
霍利斯上任之際，正是英國各情報機構之間的關係瀕臨解體之時，這真是前所未有的。從最初的年代以來，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之間關係一直很緊張。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兩個情報部門，以及新成立的政府通訊總部（負責各種形式的通訊和信號情報）在一個協調的情報官僚政治活動中首次成為夥伴（有關這方面的情況，見克里斯托弗·安德魯的《秘密機構》一書）。可是不到十年，這種密切有效的關係便幾乎土崩瓦解了。軍情六處對五處懷著敵對情緒，認為軍情五處插手菲爾比案件是毫無道理的舉動，而且整個軍情六處都認為，艾登任命狄克·懷特接替辛克萊的職務是個奇恥大辱。
毫無疑問，軍情五處與政府通訊總部最缺乏聯繫。戰爭期間，軍情五處有一個自己的信號情報組織——無線電安全處。在雙重間諜制度的合作上，軍情五處和這個組織有著密切的關係。無線電安全處主要截聽並破譯德國情報部門——Abwehr的密碼，使軍情五處能夠在德國間諜一踏上英國的國土時就把他們抓獲。後來軍情六處為五處代管了無線電安全處。B處當時負責監督甄別這些間諜，那些願意和英國合作的人轉過頭去開始向德國人傳遞假的無線電報告；那些拒絕合作的人則被處決。但是，使用假情報能否成功取決於監聽敵人對假情報接受的程度。通過無線電安全處的無線電截聽和破譯德國軍事密碼之謎，負責雙重間諜活動的「英里格馬」二十人委員會便會準確地知道，他們的騙招對德國軍事政策究竟有多少影響。
戰後軍情五處失去了他們在戰時的知識分子的精華，對維持與信號情報部門的聯繫已經失去了興趣。早在戰爭初期，他們把對無線電安全處的控制讓給了軍情六處。可是最大的障礙是政府通訊總部，他們心胸狹窄，死死地封鎖著一切形式的信號和通訊情報。一九五五年，我正式加入軍情五處時，與政府通訊總部之間的聯繫僅限於讓一個官員同通訊總部的一個較高級的官員每六個月進行一次會晤。一九五六年二月，我第一次參加了這樣的會晤。這個經驗是不成功的。雙方似乎並沒有意識到，如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一樣，一方面，通訊總部在冷戰中幫助軍情五處執行反間諜的主要任務方面可以起著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隨著軍情五處在技術方面的進步，它也有可能幫助通訊總部。我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議，其中之一就是設法檢查俄國人是否監聽了我們的無線電監視通訊。可是通訊總部代表比爾·柯林斯對這種委員會工作的積極探索表示出了輕描淡寫的態度。
「對這樣的問題我得請示一下，」他會這樣說，或者說，「我確實認為我們沒有時間干那種事。」
我向卡明抱怨，可他似乎也不感興趣。
「那是他們的職權範圍，最好讓他們去管。」
負責同通訊總部保持聯繫的軍情五處的官員是弗雷迪·比思，此人是D處的反間諜專家，精力非常充沛。他的父親是威爾士人，母親是西班牙人，因此他非常偏愛橄欖球，並且具有多變的拉丁民族的性格特徵。他能講一口流利的德語，戰時曾參與過雙重間諜系統的工作，在葡萄牙和西班牙負責雙重間諜。他與通訊總部的聯繫在「暫停」行動開始時便中斷了。這是由他負責的一次行動，開始於五十年代初期，當時通訊總部詢問軍情五處是否能幫助他們弄到在倫敦使用的外交密碼的情報，比思為此搞了「暫停」行動，讓D處在外國大使館裡發展的情報人員設法進入密碼室竊取情報。通訊總部希望比思手下的人能偷到一些廢密碼磁帶，以便他們用於密碼破譯。比思熱情地接受了這項任務，但實際上這幾乎是不可能辦到的，大多數的使館密碼室尤其是蘇聯集團的密碼室，是最為機密的地方。要想讓一個情報人員滲透到密碼室去，機會是渺茫的。儘管如此，比思還是在「暫停」行動中獲得了一次突出的成功。他發展一個在捷克斯洛伐克駐英國大使館裡工作的情報人員，此人能夠拿到主密碼櫃的鑰匙。他按照萊斯利·賈格爾的指示，在塑膠上印製了鑰匙的模型。這是一把高級的查布牌鎖，賈格爾使用的是優質塑膠，還用微測儀精確地量了尺寸，最後複製了一把鑰匙，能將保險柜的鎖打開。情報人員成功地打開了保險柜，複製了新送來的密碼本。當時，這些密碼還沒有作為捷克外交密碼來投入使用。通訊總部破譯了捷克使館的外交通訊達六個月之久。後來密碼突然變了，情報員也被不明原因地解僱了。
從那以後，比思再也沒有什麼造就。我進入軍情五處時，發現可以用技術設備的方式來幫助「暫停」行動，而不是用情報人員的方法。正如比思自己承認的那樣，他不是一個技術人員，很難理解我的意見。他是唯一的一個被允許和通訊總部保持聯繫的官員。如果我想讓上面的人聽聽我的想法的話，我必須自己作出努力。最後，我找了一個晚上約比思出去喝酒。我問他，如果我自己到切爾特南通訊總部去找那裡的人談談，他會不會介意。
「不會介意的，老夥計，」比思高興地說，「你只管去就是了。我對這些無線電玩藝兒不在行，我的職權範圍是管束那些人類惡習。」
我約見了過去在海軍的一個名叫弗雷迪·巴特勒的老朋友，他是通訊總部的高級管理人員。我向他解釋說，我覺得軍情五處和通訊總部之間的聯繫需要重新進行全面的考慮。巴特勒為我做了安排，我們繞過比爾·柯林斯，直接見到了通訊總部高級的密碼分析專家休·亞歷山大和休·德納姆。
亞歷山大負責通訊總部的二處，該處是主管密碼分析的。他有一個言語不多卻勤奮認真的助手——德納姆。六十年代德納姆終於接替了亞歷山大的職務。戰爭爆發時，亞歷山大加入了通訊總部在戰前的前身——布萊奇雷公園。戰時的德國密碼由他和艾倫·圖林以及戈登·韋爾什曼負責破譯。戰後，圖林到曼徹斯特大學去搞電子計算機設計，因為同性戀的事，他被逼得自殺了。韋爾什曼則去了美國，專門從事高級電子計算機的工作。這三個人當中，只有亞歷山大獨自留在通訊總部從事和平時期的工作。他是一個出色的國際象棋賽手，又是個了不起的密碼破譯專家。儘管他的工作和愛好都非常費腦筋，可他在表面上仍是一個平靜的穿著花呢西服的人。我敢肯定，由於他用腦過度，終究要使他的健康惡化。雖然他一生在鄉下過著安寧的生活，從不沾煙酒，但後來卻突然死於癌症，當時年紀並不大。
我對亞歷山大和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