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冷戰的戰壕里，A處二科是軍情五處的前沿陣地，溫特博恩和我則是突擊隊員。溫特博恩是我的一位好戰友。他在加入軍情五處之前，曾在陸軍服過役，到過中國、日本、錫蘭和緬甸。會講一口流利的漢語和日語。他曾經想當陸軍元帥，可是沒有成功。他擬定的行動計畫總是經過周密推敲的，每個細節都考慮到了，儘管往往很複雜，但總是貫徹執行著軍事上的精確性。然而，他並不是一個沒有情趣的人，他每次參加行動的目的不僅為了收集情報，而且為了從中獲得一點樂趣。我們的確獲得了樂趣。在五年的時間裡，我們奉國家之命所進行的竊聽和盜竊活動遍及整個倫敦，而白廳里那些自命不凡、頭戴禮帽的官員對此卻佯裝不知。
溫特博恩和我是天生的一對默契的搭檔。我們都堅信，軍情五處的每一個環節幾乎都迫切需要現代化，特別是在技術領域。我著重於出主意，他則幫助我從建議中剔除那些不切實際之處，選出那些合理的意見，並策劃如何使它們付諸實施。
我第一次和溫特博恩搭檔時，他正為A處二科剛剛完成的任務而沾沾自喜。這個任務的代號是「黨務行動」。這是一個典型的溫特博恩式的行動——徹底性與好運氣的完美結合。F處四科的一個反間諜專家從英國共產黨內部了解到，全體秘密黨員的檔案都存放在一個住在梅費爾的富有黨員的公寓里。於是A處二科奉命制定一個行動計畫，潛入該公寓里去複製檔案。
公寓被進行了嚴密的監視，包括目測、竊聽電話和截查信件。不久，軍情五處碰上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好運氣：公寓里的主婦打電話給她正在上班的丈夫，說她要出去一個小時。她告訴他，她把鑰匙放在草墊下面。萊肯菲爾德大樓監聽到這隻電話後不到二十分鐘，我們就出現在公寓周圍，用塑膠印製了這把鑰匙的模型。
我們趁公寓的主人周末到湖濱區度假時，作了細緻的安排。溫特博恩派了一隊監視員去監視公寓的主人，以防他們決定提前回來。我們在萊肯菲爾德大樓設置了許多腳踏式微型膠捲照相機，準備翻拍檔案。A處二科的一隊工作組開進了公寓，撬開了裝有黨員檔案的文件櫃的鎖。每個柜子的所有抽屜裝著的東西都用波拉羅依德照相機拍了照片。每份檔案都是小心翼翼地被取出並在公寓里就進行了編號，以便用後放回原處。然後檔案被成捆地載到萊肯菲爾德大樓，按著先後順序進行複製。總計起來，那個周末共複製了五萬五千多份檔案，從而得到了價值連城的關於英國共產黨的一大堆情報。
「黨務行動」使軍情五處全部掌握了英國共產黨的組織情況。每份檔案里都有一張聲明，由申請人親筆書寫，說明自己為什麼希望入黨。此外，還有完整的個人詳細情況，包括入黨時的詳細環境條件、為黨所做的工作，以及黨組織的聯繫人。「黨務行動」所搜獲的材料里還有美國共產黨秘密黨員的檔案。他們當中有些人希望不暴露自己的身份，有的則是因為黨要他們這樣做。這些秘密黨員大部分和三十年代的秘密黨員不是同時代的人。三十年代時的秘密黨員後來多數加入了間諜的行列，而新一代的秘密黨員主要來自工黨、工會運動、民政機關或其他政府部門。由於艾德禮政府實行了新的審查制度，這些黨員只得轉入地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幾年裡，英國共產黨很得人心，尤其得到了工會運動的擁護，其主要的原因是我們在戰爭時期與蘇聯是盟國。英國共產黨在勞資糾紛中日益活躍，使艾德禮首相的後幾年過得驚恐萬狀。四十年代末，軍情五處開始集中優勢來監視和削弱英國共產黨在工會運動中的活動。一九五五年進行「黨務行動」時，英國共產黨的每一級組織幾乎都受到了技術監視或密探的滲透。軍情五處把英國共產黨的核心的黨務材料搞到手，最終證明了它在戰後控制局面的能力。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蘇聯入侵匈牙利後不到一年，英國共產黨的威信便開始接連下降。
軍情五處獲得這批黨務材料之後，英國共產黨再也無法對國家的安全造成嚴重威脅了。從那以後，軍情五處可以找到每個仍在進行活動的黨員，尤其是那些秘密黨員，並監視他們的活動，嚴防他們獲取機密材料。黨務材料全都存放在「Y箱」里，一直很有用。到了七十年代初期，英國共產黨後來開始抗議，說它已經取消了秘密黨員的制度，現在只是一個公開的政黨了。
我開始參加對付英國共產黨的行動是在五十年代末。溫特博恩和我在英國共產黨設在國王街的總部里另外裝了一部電話。英國共產黨知道它的建築常常受到技術監視，因此不斷變換重要會議的會址。國王街總部有一名情報人員，他向他的F處四科的上級報告，說執行委員會的會議地點已遷往房子盡頭的一個小會議室。這個小會議室沒有窗子，我們還從那個情報人員那裡了解到，會議室里也沒有電話機。這就使我們無法用特殊裝置來進行竊聽。到了六十年代，我們才弄明白為什麼這個會議室里沒有電話。在國王街剛剛安裝上特殊裝置後，安東尼·布倫特就把這件事泄漏給了俄國人，這是他最早向俄國人泄密的幾起事件之一。俄國人又轉告了英國共產黨，讓他們撤掉所有機密場所的電話，可是英國共產黨並不完全相信這一點，他們只有在最高機密的事情上才採取防範。
溫特博恩和我乘坐我的車子來到國王街，坐在外面研究那房子的外牆，設法找出竊聽那間會議室的最好辦法。臨街的那面牆的左下方有一個舊煤槽，已有多年棄置不用了。彷彿這個煤槽為我們提供了最大的方便。我們向那個情報人員打聽這個煤槽通往什麼地方，他說是直通會議室的。我向溫特博恩建議，我們可製作一扇假門，要和現在煤槽上的那扇門一模一樣，把假門放在原來的那扇門上，兩個門之間安放一隻無線電話筒，通過鑰匙孔來傳送聲。
溫特博恩立即作了安排。他首先設計了一扇新門，上面裝有彈簧扣，可以扣在煤槽上。原來的舊門是深褐色的，在風雨的磨損下已經不成樣子了，新門顯然也得漆上同樣的顏色。於是我們與加斯頓的建築研究站取得了聯繫。有一天晚上，我們隨便走過那地方時，溫特博恩用改錐刮下了一點油漆。然後把它作為樣品送到建築研究站進行鑒定。鑒定之後，他們給我們弄到了一些同樣的油漆。我們用一支噴槍和一桶水，成功地把新門漆成經過風雨剝蝕的效果。我負責在門上安裝無線電話筒。我把一根小的塑料導音管的一頭接在門的鑰匙孔上，另一頭接在話筒上。其餘的空間放滿了電池，這樣能使話筒連續工作六個月。國王街盡頭有一間電話間，接收機就隱藏在裡面。幸好電話間的位置正好在話筒的發射距離之內，這樣電話線就能把信號傳回到萊肯菲爾德大樓第八樓。
這次行動最冒風險的工作是把假門裝到國王街的煤槽上。這項工作將在英國共產黨大樓的視線範圍里進行，他們對任何可疑行動都時刻保持著警惕。溫特博恩搞了一個典型的複雜的計畫。他決定在星期六深夜裡安裝，因為那時正是戲院散場的時候，整個皇家歌劇院的街頭都會擠得水泄不通。他把A處二科和F處四科所有能來的官員以及他們的妻子都動員起來，讓他們在指定的時間從四面八方擁向國王街。溫特博恩為我們做了仔細的安排，要我們分兩批到達，假裝喝得酩酊大醉。我們在人行道上會合，互相打著招呼。溫特博恩躲在人群後面，跪在地上，用手鑽在煤槽的牆上鑽了四個小孔，用來裝那扇假門上的彈簧扣。為了避免露出痕迹，他用手帕接住掉落下來的磚灰。不到一分鐘，我們吵吵鬧鬧的社交聲開始遠去，可溫特博恩有鋼鐵般的意志，耐心地鑽完了孔，從大衣里拿出假門，把它裝在應裝的位置上。
這次行動的代號是「夾針」，按照計畫圓滿地完成了。幾個月來，軍情五處聽到了英國共產黨的每一次重要的會議。可是最後話筒還是被發現了。一位英國共產黨負責人在收聽無線電時忽然轉到我們的頻率上，顫雜訊使他猛然醒悟到有什麼裝置存在。英國共產黨把整個大樓翻遍了，以便找到竊聽裝置。幸虧當時溫特博恩的妻子到挪威走親戚去了，溫特博恩就住在萊肯菲爾德大樓頂層的套間里。話筒一暴露，他就急忙跑去卸下假門，像繳獲戰利品一樣把它拿回了辦公室。
溫特博恩和我干過的最大的一次話筒竊聽行動是在蘭開斯特大樓。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所有的英國殖民地會議都是在這座富麗堂皇的大廈里舉行的。麥克米倫當了首相以後，殖民地事務變化的步伐更加明顯了。軍情五處主要負責所有的英國屬地和帝國本身的安全以及情報收集工作。在殖民地走向獨立的談判中，軍情五處日益遭受到了重大的壓力，政府要求他們提供情報分析。用小打小鬧的方式顯然不可能有效地竊聽蘭開斯特大樓。哪些房間要使用，我們無從弄清，這給我們情報的收集工作帶來了困難。溫特博恩和我建議五處在整個大樓里安裝一個綜合話筒系統，隨時都可以根據需要來使用。殖民地事務部欣然同意了我們的要求。蘭開斯特大樓關門進行了為期兩周的「修整」，A處二科的一隊人馬搬了進去。溫特博恩和我已經在事先就仔細地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