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完撬鎖課幾天以後，我開始了我的第一次行動。
「又要準備清查第三個人了，」休·溫特博恩說，「軍情六處正在審問他們的一個官員，那傢伙叫菲爾比。他們要我們提供話筒。」
一九四九年我第一次到萊肯菲爾德大樓去的時候，在匆忙中見過金·菲爾比。當時我正在卡明的辦公室里，同卡明商量布倫德里特安排的工作。菲爾比在門口探頭張望，旋即他對打擾我們表示歉意。
「沒關係，進來，金，」卡明以他常有的熱情對菲爾比說，「這裡有個人你應該認識一下。」
卡明向他介紹說，我是剛剛任命的特聘技術顧問。菲爾比熱情地跟我握手。他臉上布滿了皺紋，但看上去卻仍然很年輕。
「啊，對了，」他說，「那是布倫德里特的委員會。我想美國人對它很感興趣。」
我很快就喜歡菲爾比了。他瀟洒而有風度，並且和我有著同樣的不幸——說話結結巴巴。他剛被軍情六處任命為華盛頓分站的站長，正到大樓來向他在軍情五處的朋友們道別，並想在他動身前從他們那裡得到各方面的情況。菲爾比在戰爭期間與軍情五處有著密切的聯繫，是軍情六處少數惹麻煩的官員之一。當時他來找卡明道別，似乎正是他那種勤奮作風的典型表現。後來才弄清楚，他來大樓的真正動機。菲爾比旁敲側擊地問我關於技術方面的設想。我向他解釋說，情報部門應當開始像科學家研究某個課題一樣研究俄國人，把俄國人作為用實驗手段來進行研究的對象。
「實驗做得愈多，你懂得的東西就愈多，即使是事與願違，也沒有關係。」我說。
「可經費問題你怎麼解決？」菲爾比問我。
我辯解說，戰爭告訴了我們科學家，不一定需要大量的新型儀器，也能解決情報上的問題。當然，有些儀器是必需的，但更重要的是以新的方法來使用現有的材料。
「搞運籌學，」我說，我指的是大戰期間在海軍搞的第一次反潛研究項目，「那就使情況大不一樣了。我們科學家所做的就是更有效地使用海軍所有的設備。」
菲爾比似乎對此深抱懷疑，但他還是說等他到了華盛頓以後，在斟酌美國對這個問題的觀點時不會忘記我的這些設想。
「我回來後一定來看望你，看你搞得怎麼樣了。」他謙和地笑著說，隨即離去了。
兩年以後，伯吉斯和麥克萊恩叛變了。過了一段時間，卡明才提及這件事。一九五四年，我從卡明和溫特博恩那裡知道了一些零零碎碎的消息，知道那個暗示過伯吉斯和麥克萊恩這兩個叛徒的「第三個人」有可能就是菲爾比，他的嫌疑最大。一九五五年，軍情六處很不情願地把他解聘了，儘管他什麼也沒有承認。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三日，也就是我加入軍情五處三個星期以後，人們等待已久的關於伯吉斯和麥克萊恩事件的白皮書終於發布了。報界對此作了許多失真的報道，一時間菲爾比的名字在「艦隊大街」被弄得人人皆知。公開辯論此案只不過是時間早遲而已。
到了十月，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得到通知，說「第三個人」的事有可能在下院復會後被提出來，外交大臣不得不對菲爾比的情況發表聲明。軍情六處奉命起草一份案情報告，並再次傳訊菲爾比。他們輪流到安全局的A處二科來，要求提供用於這次傳訊的錄音設備。
溫特博恩和我叫了一輛計程車前往斯隆廣場附近軍情六處的安全室，菲爾比將在這裡受審。軍情六處選的這個房間里只有幾件傢具：一張飾有圖案的沙發，一張小桌子，桌子四周有幾把椅子，靠牆放著一個古色古香的餐具櫃，櫃頂上有一部電話。
要儘可能地獲得高質量的錄音效果，這一點很重要。鑒於此，我們決定採用質量過硬的英國廣播公司的話筒。如果不是高級話筒，從聽筒里傳出的講話聲就不清楚。菲爾比將坐在壁爐旁邊，我們打開那裡的一塊樓板，把話筒裝在樓板下面。我們還裝了一個放大器，以便把話筒的信號反饋給一個電話聽筒，再由郵局把電話信號反饋給萊肯菲爾德大樓。
譯報中心隱蔽在軍情五處職員食堂走廊另一端的一個沒有標記的門後面。凡是進這個門的官員都是經過精心挑選的。門旁有一個電鈴和一道鐵柵。休·溫特博恩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自動鎖咔嚓一聲打開了。進門正對著的是一道小門，它通向一間寬大的正方形房間。郵局的工作人員正在裡面做記錄。材料一旦記錄下來，郵局就把它交給軍情五處的整理人員。軍情五處監聽郵局的電話是違法的（儘管這種情況不常有，特別是讓我和溫特博恩來干這樣的事。只有在不得已、事關重大的時刻才可以這樣做）。電話監聽到的東西記錄在錄音電話機上，話筒線路上來的信號記錄在留聲唱片上。這個房間是軍情五處的「通天塔」。所有記錄下來的東西都要送到中央走廊旁邊的那些小房間里去整理。
譯報中心由伊芙琳·格萊斯特負責。她是一個很難對付的女人。她從軍情五處建立之日起，就在這裡工作。她對弗農·凱爾抱著一片效忠之心。直到現在，她仍然抱怨丘吉爾在一九四〇年解聘凱爾以後給安全局帶來的損失。在她看來，安全局自從凱爾被解聘之後，便一直在走下坡路。
休·溫特博恩接了一根中繼線到附近的一間房子里，我們一切準備就緒，坐下來等待審問開始。事實上，稱這次對菲爾比的傳訊為「審問」確實有些言過其實，它只不過是軍情六處的一次內部會談而已。菲爾比進來了，三個和他很熟的過去的同事向他友好地打招呼。他們客氣地同他談到一些他所熟悉的話題。首先問他的共產黨人歷史，然後又談到他在軍情六處的一段經歷以及他與蓋伊·伯吉斯的關係。菲爾比結結巴巴地抗議，說他是清白的。可他那驚慌失措、語無倫次的聲音表明他是在說謊。一旦菲爾比不知所云時，審問的人就會啟發他作出一個滿意的回答。
「嗯，我想這，這應該解釋說明一下。」
菲爾比會感激地點頭同意，談話繼續進行。後來這種滑頭愈耍愈露骨了，於是溫特博恩請來了卡明。卡明板著一張怒氣沖沖的臉，走進了房間。他聽了一會兒，拍著大腿罵道：「這幫畜生在為他開脫！」卡明馬上送了一份備忘錄給安全局反間諜處處長格雷厄姆·米切爾，對軍情六處的這種包庇行為，作了一個直率而又不帶偏見的評價，可是這根本就無濟於事。幾天以後，麥克米倫在下院為菲爾比洗刷罪名。此刻，我才第一次領悟到自己是置身於一個是非顛倒的世界裡。在這裡，一個使人不愉快但卻極簡單的事實可以被否定。在此後的二十年當中，這種現象反覆發生。
對菲爾比的審問，第一次使我對軍情五處的監視中心有所了解。實際上，八樓僅僅是設備網的一部分。最重要的分站設在聖保羅附近的郵局特別調查組的總部，軍情五處在那裡的二樓有一套房間，由登曼少校負責。登曼是個守舊的軍界老朽，但卻富有幽默感。他在郵政當局的批准下，專門負責截查郵件和安裝電話竊聽器。同時他還負責軍情五處的實驗室，主要為跟蹤和傳送秘密文件的方法作技術上的處理。實驗室的房子是由他提供的。英國的各大郵局的分信處和國內電話局都設有特別調查組的辦公室，主要任務是安裝竊聽器和截查郵件，直接由登曼控制。後來，我們遷往在薩福克郡馬特爾山姆的郵局實驗中心所屬的實驗室去了。如果一封信在聖保羅被打開，那就意味著這封信需要進一步檢查，於是就由信使駕駛摩托車把這封信送到薩福克郡。
登曼的主要辦公室里放著一排排的擱板桌，每張桌子上的郵件都根據不同的地址分別排放著。倫敦的信件放在一邊，歐洲的信件放在另一邊，鐵幕後面的信件也有一個專門的地方。約有二十多個郵局技術人員在桌邊忙碌著打開一件件的郵件。他們都戴著橡皮手套，以免在信件上留下指紋。每個人的桌上都有一盞光線強烈的檯燈和一隻蒸氣壺。有時候也使用傳統的竹切刀技術。這種方法雖然古老，但仍然是行之有效的辦法之一。技術人員先拿起信封對著強烈的燈光照著，然後把竹切刀從信封的一角伸進去，隨著竹刀的轉動，信箋被卷在竹刀上，只要輕輕一拉，信箋便被竹刀帶出了信封。
如果信封上的姓名和地址是用打字機列印的，有時就把信封撕開，待檢查完畢，再換上一個打好同樣姓名地址的信封。可是直到我快結束我的間諜生涯時，我們還不曾偷偷地打開過一封四邊都用膠帶封好的信。在這種情況下，軍情五處往往要作出這樣決定：要麼乾脆拆開檢查後就銷毀，要麼就讓它保留著被拆過的痕迹仍然寄出。信件拆開後，用腳踏式微型膠捲照相機把內容攝下來，沖印後再由負責截查信件的官員送往檔案室存檔。
登曼的辦公室的牆上掛著一隻鏡框，裡面裝著一隻信封，這是登曼最值得驕傲的紀念品。它是寄給一位傑出的共產黨員的，這位黨員的信件總是被我們截查。信被拆開後，郵局的技術人員們都覺得好笑，原來是寫給軍情五處的。裡面有一頁用打字機打的簡短的話：「致軍情五處，如果你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