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我在布倫德里特的辦公室與約翰·泰勒第一次見面後的幾天，接到了他的電話，邀我去倫敦。他建議去聖詹姆斯公園，我們在白金漢宮前面的橋上見了面。我們來回漫步於鶴鵜鶘和鴨群之間，不時停下來顧盼自己在水池中的倒影。用這種奇特的工作方法來處理國家安全大事，使我感到迷惑不解。
泰勒身材矮小，蓄著小鬍子，陰鬱的臉上流露著機警敏銳的表情。在北非戰役中，他是蒙哥馬利手下的一名通訊官，儘管他現在是郵局的技術員，可他仍舊保持著他那粗曠的軍人舉止。他為軍情五處和六處搞技術研究，實驗室就設在多利斯山郵局特別調查組裡面。他非常肯定地說我知道他是負責官員。他直截了當地告訴我，讓我有事不要到萊肯菲爾德大樓軍情五處總部去找卡明上校，除非是作一次短暫的拜會。一般情況下，就通過他這個中間人來辦事。泰勒勸我不要談有關的「辦公室」的事，只是說我將被授予「特聘科學顧問」的頭銜，但不支付報酬。好幾年來，我們每個月都要在聖詹姆斯碰一次頭，討論我提交給布倫德里特委員會秘書萊特的有關技術問題的書面報告（萊特後來當了國防部副部長）。
泰勒和我在技術任務上分了工，郵局方面負責研究紅外線探測系統，我則開始動用電子研究實驗室的有利條件來研製一種新型話筒，並觀察這種話筒對來自室內傢具的聲波反射的接收能力。以前我所從事的反潛工作使我對共振原理非常熟悉。當聲波碰到一個硬介面時，如玻璃窗或檔案櫃時，就會產生大量的諧波。關鍵在於要在空間找到失真度為最小的一點，從而收到清晰的說話聲。
一九五一年的一天，我接到泰勒打來的電話，他的聲音裡帶著焦慮。
「我們遇到麻煩了，」他上氣不接下氣地說，「今天下午我們碰一次頭好嗎？」
下午，我坐在外交部對面公園的長椅上和他見了面。他向我描述說，英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的空軍武官有一次在辦公室里用接收器收聽俄國軍用飛機的通訊時，突然，從接收器上聽到自己響亮而清晰的聲音。他意識到，他的談話內容被人竊聽了。他立即把這件事作了報告。泰勒和我討論了半天，推測他們有可能用什麼樣的話筒，還安排了一個名叫唐·貝利的工程師去調查這件事。唐·貝利去莫斯科之前，我簡單地跟他交代了一下，告訴他怎樣才能有把握地找出竊聽器。我開始第一次意識到，英國情報部門在技術專業知識方面是何等的匿乏，甚至連個相應的儀器設備都沒有。我只得把自己的工具和儀器借給他用。他對我們的使館進行了徹底的檢查，但什麼也沒有找到。顯然俄國人已聽到了風聲，把竊聽器關閉了。
貝利回來以後，我詳細地問了他一些情況，弄清了他們用的不是一個普通的無線電話筒。這種竊聽裝置一旦開始工作，強無線電信號便以清晰的載波形式出現。我猜測，俄國人和我們一樣，也在實驗一種共振裝置。不到半年，我的猜測被證明完全是對的。泰勒又把我叫去作一次緊急會晤。
他告訴我，美國國務院的清查人員按慣例對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辦公室進行清查，為美國國務卿的來訪作準備。他們用了一種標準的可調信號發生器，發出一種「顫噪效應」，類似於一個無線電電台在一間開著收音機和電視機的房間里工作時產生的信號。這種顫噪裝置探測出了一個裝在大使寫字檯背後牆上的美國國徽里的微型竊聽裝置。
顫噪頻率為一千八百兆赫，美國認為該竊聽裝置的工作頻率也應該同樣是一千八百兆赫。但試驗表明，使用這個頻率工作時，信號不穩定，靈敏度也不高。美國人面對這樣的情況，感到無能為力，非常絕望，只得求助於英國來解開這玩藝兒的謎。
布倫德里特為我在大巴達城的曠野安排了一個新建的十分安全的實驗室。泰勒和另外兩個美國人慎重地把那玩藝兒送到我的實驗室來了。它外麵包著棉花，放在一隻看上去像是裝棋子的木盒裡。那東西約有八英寸長，頂端有天線，裡面有凹槽，內藏一個蘑菇狀的金屬裝置，裝置的頂部有個平蓋，用來調節音量大小。它後面有一片薄膜，專門用於收音的，上面已經被人戳了個洞。那兩個美國人感到有些局促不安，慌忙對我作了解釋，說他們的一個科學家不小心用手指把它戳壞了。
在目前這種關鍵時刻，這種事找到我真讓人哭笑不得。我搞的反潛探測系統正接近試驗的關鍵階段，我應該把全部精力用在這上面，可現在，我也只得抽空在每天晚上和每個周末，穿過馬爾科尼公司後面的荒野，到我那間已被棄置不用的尼森式小棚屋去。為了弄清這玩藝兒的工作原理，我折騰了兩個多月。
我得先把那片薄膜修好。那玩藝兒的一個零件上蓋有檢驗圖章，從上面的日期來看，俄國人是在極其倉促的情況下把它投入使用的，以便能趕在美國國務卿到達之前安裝好。顯然他們在這塊薄膜上裝有微型設施以固定薄膜，因為我每次用鑷子時，都會把薄膜弄破。經過多次試驗和失敗，我終於設法先把薄膜攤開，然後再把它固定起來。雖然很粗糙，但總算成功了。
我量了一下天線的長度，用各種方法探索這玩藝兒的共振方法。操作頻率為一千八百兆赫看來是沒有什麼問題的。當我把它堅放在一個地方，用一種音頻信號發生器向它發出信號，其反應正像美國人所描述的那樣，信號不穩定，靈敏度很低。我花了四個周末，才弄明白那玩藝兒的工作原理與我們所想像的工作原理截然相反。我們原來都以為那金屬盤要鬆開才能增加共振，但實際上，金屬盤愈貼緊蘑菇狀裝置，整個裝置的靈敏度就愈高。我把金屬盤進行了調整，把發射信號打到八百兆周這一擋，這玩藝兒便開始發出響亮而清晰的聲調。我欣喜若狂，立即打電話把這喜訊告訴了我父親。
「我把那玩藝兒弄好了。」
「我知道了，」他說，「雜訊差點兒沒把我的耳膜給震破。」
我跟泰勒約好一個時間來看這個裝置。他和卡明上校、溫特博恩以及兩位美國清查人員一起來了。父親也來了，還帶來了一個馬爾科尼公司自學成才的科學家，他叫肯普，是公司研究部主任。我把這玩藝兒裝在房間里遠處的一面牆上，又在隔壁房間里裝了一台監聽器，音頻信號發生器的聲音就能被清楚地聽到，如同在現場一樣。
我把調諧盤調到八百兆周，向他們講解這當中的奧秘。所有這一切如此簡單，使兩個美國人驚得瞠目結舌。卡明和溫特博恩掩飾不住地流露出沾沾自喜的神色。當時正值伯吉斯和麥克萊恩事件發生後不久。這兩個出身名門的英國外交官在一九五一年變節投向了俄國人的懷抱，這引起了美國的極大不滿。因此，無論在哪方面，英國哪怕表現出一點小小的優勢，對卡明和溫特博恩來說，都將是舉足輕重的。這一點我後來很快就知道了。肯普開始奉承討好地說，馬爾科尼公司遲早要簽訂合同來生產他們自己研製的竊聽器。
「要多久才能用上這種裝置？」卡明問。
肯普和我跟他解釋說，為了保證質量，大概至少要花一年時間來生產這種東西。
肯普對卡明說：「馬爾科姆，我想我們可以提供場地，或許還得安排一個人在彼得手下工作，搞出產品樣品，不過事後你得設法搞到資金……」
「啊，我們不可能出錢的，這你是知道的，」卡明回答說，「財政部絕不會同意擴大秘密撥款。」
肯普揚起眉頭。顯然卡明不止一次地為經費問題爭論，他總想不支分毫就得到設備。
「可是，」我斗膽插了話，「如果政府真有心要為軍情五處和六處置些技術設施的話，那就得公開撥款。」
「你所建議的恰恰是他們最不願意做的，」卡明搖著頭回答說，「你也知道，我們並不真正存在。」
他用眼睛盯著我看，彷彿他有了什麼新點子。
「你是否可以代表我們去跟海軍部聯繫，讓他們在公開撥款中給我們一點兒援助，或許……」
這是我以一種奇特的方式處理情報部門籌集資金問題的開端。這個問題一直在困擾著我，直到六十年代。在戰後很長一段時間裡，情報部門由於沒有足夠的資金來進行技術改造，只得求助於軍事部門。軍事部門實際上是很不情願這樣做的，於是變得非常不耐煩。我認為，英國情報部門在戰後最初幾年裡之所以很外行，這是個主要的因素。
但是，按照吩咐，我開始說服英國海軍部承擔研究這種新型話筒的經費。我緊急求見布倫德里特的繼任者、海軍科學局局長威廉·庫克爵士。我和他非常熟。他瘦長而結實，有一頭紅髮和一雙明察秋毫的藍眼睛。他好大喜功，又是個出類拔萃的組織者，主意不少。戰後我第一次同他打交道是他邀我到他手下搞「藍帶計畫」模型。這個項目後來由於物資部首席科學家本·洛克斯皮澤的良心受到了譴責而被取消了。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庫克本人也對核武器的研製產生懷疑，儘管這是出於實際的和政治的原因，而不是出於道義上的原因。他認為英國生產原子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