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二年，父親從大學畢業，便進了馬爾科尼公司。剛開始時，他只是一個工程師，研究如何改進監聽無線電信號的方法。他與朗德上尉合作，成功地改進了一種真空接收器，首次使遠距離監聽通訊成為可能。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兩天，他在切姆斯福德霍爾大街上那間陳舊的馬爾科尼實驗室里撥弄這種接收器，他突然意識到他收到了德國海軍的信號。他把這一收穫報告給了馬爾科尼公司產品部經理——安德雷·格雷，此人與海軍情報處處長里吉·霍爾的交情非常深。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霍爾是英國情報局的重要人物，他負責著名的海軍部四十號房間的德國密碼破譯工作。他安排我父親乘坐在一列專列的車頭的踏板上，前往利物浦大街車站。他看了父親送來的那些信號材料後，堅持要馬爾科尼公司讓父親出來為海軍建造監聽系統和測向站。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海軍情報部門面臨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及時發現德國公海艦隊的活動蹤跡，以便幫助在斯卡帕灣基地的英國艦隊進行截擊。海軍情報處知道，德國艦隊沒有任務時，就停泊在基爾運河東頭。霍爾相信，德國艦隊通過基爾運河去北海時，英國完全有可能監聽到旗艦上的艦隊司令的無線電通訊。
父親於是就開始了這項研究工作。他潛心設計了一種靈敏度很高的裝置，最後改進成了「非周期性」測向器。這種測向器可以準確地從雜亂無章的干擾信號中識別出所需要的信號和方位。又過了好幾年，這種裝置才投入使用，成為反擊德國U型潛水艇的重要武器。至今為止，所有的測向器都是非周期性的。
一九一五年，在這種測向裝置還沒有完全投入使用之前，父親就向霍爾建議說，最好的辦法是在克里斯蒂安尼亞（現在是挪威的奧斯陸）找個地方建一個測向站。挪威當時是中立國，但這事又不能依靠英國大使館，因為怕驚動德國人。於是霍爾問父親是否願意去一趟挪威，為軍情六處秘密地指揮這樣一個測向站。幾天以後，父親便去了挪威，偽裝成一個跑農藥生意的商業旅行者。他在克里斯蒂安尼亞僻靜的街道上的一家旅館住下來，租了一間閣樓來裝測向器，以免引起別人的注意。
大使館的軍情六處聯絡站為父親提供通訊器材和配件。可這真是一項冒風險的工作，他的這些無線電設備註定要使他暴露自己。他不是外交人員，一旦被人發現，英國使館會矢口否認與他有聯繫。事情弄得好，他將過一種鐵窗生活，直到戰爭結束；弄不好，他將引起德國情報部門的注意。
測向站順利地進行了六個月的工作，向海軍提供了寶貴的有關德國艦隊意圖的早期警報。有一天早晨，他下樓來吃早餐，坐在他那張固定的餐桌前，偶然看到街對面的牆上新貼出的一張告示，上面有他的照片，並且懸賞通緝。
在測向站的工作開展之前，父親就已經和軍情六處擬定了一個出事後的出逃路線。他胡亂地吃完早餐，回到自己的房間，小心地把無線電裝進箱子，藏在床底下。他整理好旅行證件、護照和海軍身份證，然後在屋裡留下了一大筆現鈔，希望能買通旅店老闆，不去告發他。
挪威當局認定我父親會從通向瑞典海岸的那條路逃走，因此，他沒有從這條路走，而是從西南方向出逃。他沿著海岸走了十英里路後，在路邊的一塊石頭上坐下來休息。過了一會兒，一名英國海軍中尉向他走來，問他是誰。父親說出了自己的身份，中尉把他帶上一艘汽艇。汽艇把他送到一艘預先等在那兒的英國驅逐艦上。
許多年以後，我擬將退休的那陣子，曾試圖從軍情六處的文件中尋找有關父親這次活動的詳細材料。我同當時的軍情六處的處長莫里斯·奧德費爾德商量後，花了一天時間在他們的文件檔案登記本上查找這些文件，可我什麼也沒有找到，這些材料早就在幾年前被六處的清理人員按照慣例銷毀了。
一九一六年，我出生在切斯特菲爾德我祖母的家裡。父親在挪威為軍情六處工作，母親只得住在祖母家裡。一天晚上，德國齊柏林飛艇轟炸了附近的謝菲爾德，我因此而過早地來到人間。由於是戰爭時期，醫院的壓力很大，根本沒有空床位。母親只好用一些裝化學品的玻璃廣口瓶和幾個熱水瓶臨時湊合成一個簡易的早產嬰兒保育箱，使我這條幼弱的生命得以生存下來。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父親重新回到了馬爾科尼公司。他成了公司的財富，當上了研究部主任。我們家搬到弗林頓附近海邊的一幢大房子里去住。可好景不長，不久又搬到切姆斯福德郊區的另一所房子里去住了。這幢房子像一座廢棄的無線電工廠，每個角落都藏著各種損壞程度不同的無線電設備，以及裝滿線路的錫皮箱子。父親是個熱情、暴躁、易於衝動的人，與其說他是個工程技術人員，還不如說他是個藝術家。從我的記憶之年開始，他就常常帶我上花園，或者去埃塞克斯海濱上的開闊地，給我講解無線電的奧秘。他常常一連花上好幾個小時，給我解釋電子管和晶體管的概念，向我示範如何巧妙地撥弄無線電的調諧盤，使沒有規律的靜電干擾立即變為清晰的信號。他還教我如何自己動手做實驗。我記得，每當我向我們家的客人，如阿琴·埃丁頓爵士，J·J·托馬斯等，顯示自己拙劣的操作技術時，父親的臉上會露出驕傲的神色。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軍情六處和馬爾科尼公司保持著密切的聯繫，父親也和他們保持著聯繫。馬爾科尼公司有一個龐大的海洋船舶部門，專門負責為各種船隻配備無線電裝置和工作人員，並為軍情六處提供了完善的掩護手段，他們通過父親，把一名工作人員派到一艘船上當無線電報務員，這艘船要開往一個他們感興趣的地方。
霍爾上將當時是我家的常客。他一來就和父親一起溜進玻璃花房裡，一呆就是幾個鐘頭，私下地密談些有關某種新發明的事。父親還認識軍情六處的第一任處長曼斯菲爾德·卡明上校。父親非常欽佩他的勇氣和技術才能。他還認識軍情五處的創建人弗農·凱爾上校。父親對他不太了解，甚至有些討厭他。如同要麼支持牛津大學，要麼支持劍橋大學一樣，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各有優劣之處，父親毫無疑問是傾向軍情六處的。
二十年代，馬爾科尼公司是一個讓科學家最嚮往的地方之一。人們簡稱馬爾科尼為「吉姆」，因為它集中了世界上許多優秀人才，在投資方面卓有遠見，具有宏大的氣魄。它的最偉大的成就在於創立了第一個短波無線電定向系統，為現代通訊奠定了基礎。如同英國的其他許多成就一樣，這項發明幾經波折，是在英國政府和當時的科學界權威人士反對的情況下展開完成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英國決定研製長波無線電系統，來代替電纜系統，從而作為同帝國各處聯繫的手段。這項決定由於戰爭而被擱置一邊。可馬爾科尼相信：設計一種定向發射系統把短波無線電傳送到很遠的地方去是完全可能的。這種系統可以用更高的速度把更大的通訊量傳送出去。儘管馬爾科尼的無線電技術在戰時有進展，可在一九二二年時，它的遠見仍被皇家委員會嘲笑成「業餘科學」。一位委員甚至把這概括為「一種短命的技藝」。
馬爾科尼公司對此提出了挑戰，它無償地承擔了建造橫跨世界的各個線路，敦促英國政府暫時停止長波研究工作，直到定向發射短波系統通過試驗階段之後，並且一旦試驗獲得成功，政府必須將該系統投入使用。政府同意了，並擬定了一份合同。要履行這份合同的內容，其難度是很大的。他們要求建立一條格里姆斯比—悉尼的線路，要求在連續十二小時內每分鐘發出二百五十個字，耗電不得超過二十千瓦。他們要求線路在一年內投入使用。
這些技術指標讓人望而生畏。當時的無線電技術還處在初級階段，很少有人知道怎樣用穩定的頻率來發射電波。這項工程如果沒有馬爾科尼技術小分隊的努力，是完全不可能開展起來的。這個技術骨幹小分隊包括我父親、朗德上尉和C·S·富蘭克林。馬爾科尼在尋找和啟用人才方面很有一套，他能發現那些自學成才而又才華超群的科學家，富蘭克林就是一例。他以前在伊普斯威奇的一家工廠里搞裝飾弧光燈一類的零星活兒，每星期只有幾個先令的收入。進了馬爾科尼公司以後，僅幾年時間，他便成了在技術上獨樹一幟的骨幹。
格里姆斯比—悉尼線路這一建議，使整個無線電通訊工業和其他廠家為之嘩然。父親在以後的幾年裡常常提起，正當這個項目發展到了它的頂峰階段時，他和美國無線電公司的老闆戴維·薩爾諾夫在百老匯大街上行走時，薩爾諾夫問道：「馬爾科尼大概是瘋了？這個項目會使他破產倒閉的，永遠一蹶不振。」
父親回答說：「吉姆和富蘭克林認為會成功的。」
「如果真能成功，我可以讓你在百老匯大街上一路踢著我的屁股走。」
三個月以後，這條線路按合同在規定的時間內投入使用。它每天工作十二小時，每分鐘發三百五十個字，連續工作了七天。我認為，這是本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