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馬明方同志
惠世恩
馬明方同志受林彪、「四人幫」的迫害，離開我們已經整整五個年頭了。五年來，每當回憶起他心臟停止跳動前反覆說過的幾句話：「我沒有問題，我沒有做過任何有損於黨的利益的事，萬一我死了，你們要設法轉告毛主席，我馬明方是好人，不是叛徒。」我總是猶如萬箭穿心，不由肝腸寸裂，潸然淚下。
我曾經是馬明方同志的警衛員，在他身邊工作了整整七個年頭。明方同志對我，無疑是一位良師，革命的指路人。我從明方同志身上學到了不少優秀品質。他的這些優秀品質，我將永遠不忘。我還要教育下一代，永遠記住馬明方同志，記住我們黨的這樣一位忠誠戰士，完成他未能完成的事業，為實現四個現代化、建設社會主義偉大祖國奮鬥終生。
馬明方同志是一位十分和藹可親的人。在他身邊工作，不僅不感到拘束，而且還能學習很多東西。
我是1947年給明方同志當警衛員的，以前是個放羊娃，不識字。我的文化知識，是馬明方同志手把手教會的。當他知道我不識字後，就決定抽出工作之外的空餘時間，每天都教我識字。這樣，他就當上了我的老師。作為老師，馬明方同志對我的要求是很嚴格的，他規定要我每天都學會五個字，不但要會念，還要會寫。他還給我訂了一條制度，每星期六下午進行一次文化考試。考試成績不好，那可是要挨批評的。記得有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明方同志讓我背寫生字。他手裡拿著一張紙，紙上寫著42個生字，站在我的身邊，一邊念，一邊要我一個字一個字地寫下來。當我寫下35個字，再也寫不下去了的時候，他顯得很不高興，嚴肅地說：「42個字就有7個字寫不出來，下去還得好好練，好好記，不能光貪玩呀！認真複習複習，下星期六再考。」考試的日子又到了，經過一個星期的刻苦學習，這一次我考得很好，全部生字都寫對了。看到我的這一微小的進步，明方同志很高興。他風趣地說：「就這樣學。再過幾年，你的文化程度會越來越高，成了大學生，比我的文化都高了。」我低著頭光是笑，嘴裡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心裡卻在想，這還不是馬老師嚴格要求的結果嗎！考試完畢後，明方同志特意從桌子里拿出一支金星筆獎給我。從此，我便拿著這支水筆寫呀寫，學習的勁頭更大了。
為了讓我更快地掌握文化知識，有一段時間，明方同志每天都堅持抽出兩個小時，看著我認字、寫字。如果發現我筆划下的不對，就乾脆捉住我的手讓我練習。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我第一次寫「毛主席萬歲，中國共產黨萬歲」時，那個「歲」字沒有寫對，明方同志便把我手裡的筆拿過去，在一張紙上寫了一個很大的「歲」字，讓我照著寫。以後，這個「歲」字我就牢牢記住了。在明方同志的耐心教育下，我初步認識了一些字，不再是一個完全的文盲了。
除了文化老師外，馬明方同志還是我的軍事老師。記得有一次，組織上配給了我一支新槍。我對這支槍愛不釋手，經常把它拿在手裡撥弄。但是，那時候，我卻只會用，不會擦。一天上午，我一個人在房中把槍拆開，打算擦一下。可是拆開後，卻怎麼也安裝不起來了。整整搗騰了半天，又怕又累，累得我頭上臉上都是汗，結果仍然是沒有安好。開飯的時間過了，馬明方同志推開門走了進來。看到我兩手油，一臉汗，他一句也沒有批評，而是坐在一邊的方凳子上，親自動手安裝起來。他一邊安裝，一邊耐心地給我講這種槍的構造，講槍上的每一個零部件。不大一會功夫，便全部裝好了。裝好後，他問我學會了嗎？直到我肯定地點了點頭後，他才滿意地笑了。這時候，我才記起還沒有給他打飯，便歉疚地問：「你還沒吃飯吧？」明方同志呵呵地笑著說：「你不也是一樣嗎！現在吃也不遲。你先洗個臉，再到食堂打兩份飯，咱們一起吃。」我和馬明方同志一起吃著飯，吃飯過程中，他還給我講了許多愛護武器的道理。他從井岡山講到二萬五千里長征，從長征又講到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一再告訴我，過去，共產黨沒有槍，只得用大刀、長矛和紅纓槍，有時，還得別個嚇敵人的假槍——笤帚疙塔。現在的槍是同志們拿鮮血和生命換來的，雖然多了一些，但是還不夠用。一定要注意愛護每一粒子彈啊！明方同志的這一番話，我至今記憶猶新。每一次記起這些話，總是自我告誡說，要警惕，一定要愛護每一粒子彈。
馬明方同志不但是我的老師，也是我平生難忘的一位親人。他對我的關懷是無微不至的。作為警衛員，本來應該是我處處在生活上照顧他，可是有些時候，倒是他對我的照顧更多些。
有一件事深深地留在我的記憶中。大概是1948年吧，我跟隨馬明方同志離開延安，途經清澗、綏德，到山西省的興縣一帶開展工作。一路上，他起早貪黑地奔波，夜以繼日地搞調查研究，經常是熬到夜很深時才休息。但是，這樣忙碌，這樣辛苦，他不顧自己，而是一再囑咐我要休息好。在興縣蔡家崖的一個夜晚，明方同志因為要準備第二天的工作報告，整整一個通宵沒合眼。開始，我等著他工作完畢，還能支持。後來困勁上來了，眼皮打架，不知在什麼時候，我居然睡著了。待到我醒來一看，天早已大亮，可明方同志還是坐在桌子前寫材料。這時候，正好賀龍同志（當時是晉綏軍區司令員）起床後散罷步已經回來了，看到明方同志還在工作，桌上的燈也忘記吹掉，便關心地問他：「你一夜都沒睡覺吧？」明方同志誠懇地說：「時間緊呀，我把會議材料草草整理了一下。」兩位領導談話時我還在被窩裡躺著。這時，我再也躺不住了，便一骨碌爬起床，掀開了身上蓋的馬明方同志的被子，揉了揉惺松的眼睛。賀龍同志注意到我的這些動作，便開玩笑地說：「好啊，老馬給小馬（我姓惠，他故意這樣稱）當了一夜警衛員了！」賀龍同志風趣的語言，逗得我只是個笑，盯著馬明方同志，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但是，只有我才最清楚，像這樣的夜晚（明方同志工作，我安然睡覺）是很多的。馬明方同志常常反過來當了我的「警衛員」。
1949年我跟馬明方同志在山西臨汾工委工作時，曾受過一次輕傷。那是被敵人的飛機炸傷的。當時，明方同志發現了我耳後流血，便用一塊粗白布手帕給我揩去了血跡。他關心地問我：「痛嗎？」我覺得沒什麼，便回答他：「不痛，擦破了一點皮。」這件事就這樣過去了。但是後來，不知怎麼搞的，我總是感到頭疼，有時疼得簡直難忍。明方同志對我的傷痛比我自己還焦急。北京解放後，他立即親自送我到協和醫院（即現在的北京醫院）去檢查。經過檢查，醫生說我耳後有一塊小小的彈皮留在皮膚里，需要動手術取出來。我當時不同意動手術，擔心動了手術沒人照顧馬明方同志。但是明方同志卻堅持要給我動手術。手術是在一個星期五作的，手術前進行了全身麻醉，所以經過的情形怎樣我一點都不知道。清醒過來後，睜開眼睛一看，我已睡在病房裡。而馬明方同志就坐在我的身邊。他一隻手裡端著小白碗，一隻手裡拿了把勺子，正在靜靜地注視著我。看到我清醒了，他趕緊把碗和勺子湊到我的唇邊來，一邊還輕輕地說：「喝一點葡萄糖水吧，馬上就好了，不用怕！」望著馬明方同志那親切慈祥的臉，我不由地流出了眼淚。
明方同志不僅生活上關懷我，我有時因不小心在工作中出了差錯，他也不是嚴加指責，而是主動承擔責任。這樣，我倒反而感到很慚愧，下定了改正錯誤的決心。記得有一次（大概還是我們從臨汾回到延安的那一回吧），我們到了韓城縣委（是新解放區），和護送的幾個警衛同志到飯館裡吃了一頓便飯，讓縣委知道了，第二天早晨，縣委特意搞了四個菜的招待飯。明方同志並沒有到飯館吃飯，但是事後聽說他很不高興。回到西北局後，習仲勛同志碰上了我，對我說：「你怎麼闖了個大禍？」我還根本不知道是咋回事。仲勛同志便把經過情形大概向我講了一下。原來，由於我私自讓同志們到飯館吃飯的問題，明方同志認為這是鋪張浪費，在當時艱苦的解放戰爭時期是不允許的，心裡很是過意不去，便在西北局的一次常委會上主動作了檢討。他嚴肅地說：「國民黨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我們共產黨可不能這樣做。」並說：「這是我對同志的教育不夠造成的。我們是人民的勤務員，今後一定要注意改正，再不能這樣了。」仲勛同志的話說得我滿臉通紅，我不由立即替明方同志辯護說：「這是我的錯，馬書記他根本不知道呀！……」可是，辯護又有什麼用？馬明方同志既然已經代替我作了檢討，我這個小小的警衛員，便只有把這次教訓牢牢地記在心裡，經常鞭策自己，少犯錯誤，力爭對人民作出較多的貢獻了。
馬明方同志曾經在國民黨反動派的監獄裡坐過幾年牢，經受過法西斯匪徒的殘酷折磨，身體上留下了斑斑傷痕。但是，他從來都不向同志們談起自己曾受過傷，總是咬著牙關，堅持不懈地工作著。
我知道他負過傷，也是無意中偶然發現的。一次在清理文件時，在一個半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