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瑞生 張鳳英
我們有幸能夠認識並聆聽馬明方同志的教誨，是在1950年到1952年這段時間。當時他任中共陝西省委書記和西北局第三書記，我們在省委研究室工作。這一期間省委的中心工作是土地改革、查田定產、鎮反、剿匪、反霸和恢複城鄉經濟等。省委研究室主要圍繞土地改革、查田定產和恢複城鄉經濟，給省委提供信息資料和當好參謀助手，工作上同明方同志接觸較多，因而受益頗深。現就我們在工作中接觸到並體會較深的一些情況追憶如下。
關中土改，為了取得經驗，使運動健康穩步發展，明方同志精心制定了開展運動的步驟、方法和指導思想：第一，分期進行，多點試驗，取得實踐經驗，指導全面工作；第二，深入實際，巡視檢查，及時發現和解決運動中出現的問題；第三，廣開言路，集思廣益，根據實際情況，實事求是地正確貫徹黨的方針政策。
關中全區41個縣（市），2522個鄉，700多萬人口，確定分兩期到三期（邊遠地區）進行。第一期只在824個鄉、200多萬人口中進行，僅占關中總人口的十分之三，實際帶有試辦的性質，而且還規定地、縣都要有自己的試點，以便領導上取得感性的實踐經驗，指導當地的全面工作。第一期土改開始不久，省上即抽調省級有關部門、省土改委員會、省農會負責同志下鄉巡視檢查土改工作。去西府巡視檢查工作的負責同志是省委常委李景膺、省委組織部副部長馬定邦、省民政廳廳長楊伯倫，我和另外兩位同志是隨行工作人員，大約是1950年11月中旬到月底，視察了寶雞、咸陽兩個地區的試點鄉和一些縣，回來後向省土改委員會作了彙報。明方同志不僅認真地聽取了彙報，而且親自到東府調查了解情況。關中地區的土改，是按照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土地改革法》確定的總路線、總政策進行的，即「依靠貧農、僱農，團結中農，中立富農，有步驟地、有分別地消滅封建剝削制度，發展農業生產」。在執行政策過程中，各地、各方面人士反映出不少意見，有的屬於認識理解問題，有的屬於掌握界限問題。比如關中地區有的村子中農多、貧僱農少，究竟依靠誰？有的村子貧僱農雖居多數，但看法上有分歧，認為「八百里秦川這麼好的條件還受窮，除家中失掉勞力的外，多是不好好勞動的人」，對依靠貧僱農「不放心」。再是劃分富農與中農的界限怎麼掌握？與地主的界限怎麼掌握？關中有些地主不是大量出租土地，而是種麥、收麥時大量僱用臨時工，類似富農的經營方法，有的中農在大忙時也有大量僱用麥客的，界限的掌握上確有難度。還有小土地出租者，主要涉及農村知識分子、小學教師、小手工業者、小商販等，各自的具體情況不同，看法也不同。還有不法地主與守法地主之爭，等等。明方同志在這方面做了大量紮實細緻的工作，多次召集省土改委員會、省農會，特別是黨外各界人士座談會，請他們暢所欲言，各抒己見，反覆磋商探討。有時也召集我們研究室的同志交談這方面的問題，聽取我們這些搞具體工作同志的意見。在他不厭其煩的深入細緻的研討和引導下，明確了界限，端正了認識，統一了思想，保證了土地改革政策的正確貫徹執行。
關中地區土改1951年5月全部完成後，明方同志就提出了1951年冬和1952年春，陝南進行土地改革，關中進行查田定產，即「查實田畝，評定產量，確定產權」。查田定產是由研究室秘書組負責聯繫情況、收集資料、提供信息等（農村組負責聯繫陝南土改）。搞查田定產的目的，明方同志在《關中地區土地改革總結和土地改革後的農村工作任務》的報告中指出：「關中地區，土地改革中遺留下來的問題還是很多，如劃錯了的階級成分，地主向農民的反攻，未被廢除的封建債務，未被追回的轉移財務，土地分配的不盡合理，幹部窮取土地改革過時和多的果實等等，在許多農村都或多或少的存在著，均須認真的給予適當處理。對於地主的違法行為，應在在堅決保護農民利益的方針下依法予以懲處。農民內部的問題，則應採取調節說服的辦法，已達到團結教育之目的。各地土地畝數必須調查清楚，各類土地的常年產量必須評議好。按經濟地區，按土地類等，一整片一整片地分期做好，這是極其複雜細緻的群眾工作。」「除了土地改革中遺留下來的問題和實查田畝、評定常年產量、確定地權之後，我們在廣大農村中，就必須更進一步地以最大的力量，領導全體農民開展一個長期的愛國主義生產運動。」在開展這一工作方法步驟上，大體和關中第一期土改相同，同樣要求各地點先選點實驗，取得經驗後在全面開展。明方同志不僅在工作任務、方針政策方面規定的具體明確，在工作全面開展之後，還不斷派人下去監督檢查，及時掌握工作進展情況。他雖然當時側重於陝南土改，但絲毫沒有放鬆關中的查田定產工作。早在1951年8月中旬，為了摸清土改後農村的遺留問題，明方同志親自到長安縣的王莽村、皇甫村和韋曲區六鄉，進行了深入的調查研究，取得第一手資料。1951年冬關中查田定產全面展開，1952年2月，省委專門召開了關中地委書記、專員及長安縣委書記會議，重點總結了關中的查田定產工作。瑞生當時是省委研究室秘書組組長，負責聯繫匯總關中查田定產的情況。這項工作剛開始，他根據省委的部署和群眾中的一些疑慮，在省委辦的《宣傳員手冊》第22期上寫了一篇「查田定產講話」，講了查田定產要解決的問題和四大好處。緊接著《群眾日報》轉載了這侖「講話」。這說明當時領導上很重視宣傳導向，由此可見馬明方狠抓查田定產工作之一斑。
經過查實田畝，評定產量，確定地權，極大地提高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農業互助合作組織進一步得到鞏固和發展，進一步增強了貧僱農和中農以及其他勞動人民的團結，鞏固了基層政權，為開展大規模的農村經濟建設奠定了更加堅實的群眾基礎。
解放初陝西的工礦企業微乎其微，且由於蔣胡匪幫的橫徵暴斂很不景氣。當時西安市是中央直屬市，省上只管西安市區以外的工礦，如銅川煤礦，寶雞新秦紡織廠、機械廠、造紙廠以及火柴廠、麵粉廠等。但明方同志很重視這方面的工作，除設有省工業廳外，省委研究室還設有工礦組（鳳英在工礦組工作），負責聯繫這方面的情況，彙集這方面的資料，提供這方面的信息。
1950年初中共陝西省委成立，到1952年初冬（10月中旬）明方同志奉調離開陝西、主持西北大區工作這段時期，是三年經濟恢複時期，對於省內已有的工礦企業以及商業，我們的基本政策是保護、扶持，幫助其調整勞資關係，調整稅收和工資，糾正一度出現的「有公無私」的「左」的苗頭，並幫助其改進經營管理，開展愛國生產競賽等，促其恢複與發展。明方同志多次在各種會議上強調：「我們的工業還很微弱，但只要我們加強領導，盡心儘力地做好現有工礦生產中的各項工作，我們的工業就能夠求得迅速擴大與發展」。他要求「工業廳、勞動廳、省工會和各地財委，要用很大力量，把各地現有的私營廠礦管好。…」「做出成績，學習經驗」，「培養工業建設中的各種人才」。他還要求「公營貿易機關、合作社，要用自己所有的資金，並組織私商力量，把群眾多餘的糧食和土產、山貨等副業產品，以合理的價格推銷出去，換回群眾所需要的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指出「這是一件關係鞏固工農聯盟的重大政治問題」。
「五反」以後，由於有些錯誤做法的影響，在商業流通和工、業生產中出現一些束手束腳、不夠正常的情況，明方同志發現後，及時提出要把這個情況迅速改變過來。在1952年6月召開的地委書記聯席會議上提出：從夏收到秋收的四個月內，以搞好生產工作、搞好經濟工作、搞好城鄉經濟恢複和發展工作，為全省的中心工作，必須認真做好，以改變「五反」後出現的不正常情況。並明確指出：「生產工作包括農業生產以及工業生產，經濟工作包括訂貨、貸款、稅收、收購土產、資金投放、供給群眾的需要品等等。」「已經進行過『五反』的城市，主要的要搞好恢複經濟、發展生產和商業經營工作（加工、訂貨、貸放等），並加強工人、店員的教育，同時作好工商聯及資方的工作。工人監督資方問題，可先重點的試辦一兩個小工廠，取得經驗以後，經地委研究討論，省委批准，然後再行推廣，絕不應普遍展開。否則，勢必要發生問題，即就是現在不出毛病，將來一定會有毛病出現的。」關於「五反」中對不法工商業者的補、退、罰問題，明方同志意見要視具體情況去處置：「凡是有用的與國計民生有利的，不應因『五反』補、退、罰而垮台，讓其繼續經營；利少的或將來無利的，應盡量不垮、少垮、遲垮」。
可見，明方同志在安排部署工作和貫徹落實政策中，總是要求從陝西的實際情況出發，處處考慮是否有利於人民群眾的利益，是否有利於發展生產，有利於國計民生。在他的這種求實精神和優良作風的指導下，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