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深切懷念馬明方 契交兩世情

——追憶馬明方同志

日烈飛

又是一年清明雨,夢中依稀故人情。今年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馬明方同志誕辰94周年。馬明方同志是陝西省米脂縣人,早年曾在陝北的綏德師範學校讀書,並且於1925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我第一次見到馬老,已經是70多年前的事了。

那是1928年春天,我的父親白明善(字樂亭),後任中共陝北特委委員,正在家中養傷。那年我還是7歲的小娃娃。

馬明方同志來到清澗縣高傑村探望我父親的傷勢,並且準備與清澗縣第二高等小學的地下黨組織接上關係。於是我父親就介紹馬明方同志住在清澗「二高」。

第二高等當時清澗第二高等小學的教師中,有許多人是共產黨員,我記得有我們村內的白自強、白雲寺、白勝宗;外村的有劉承雲、李宗白、張啟漢等同志,還有一位化名為「尚先生」的神木縣人白棟材、杜司瑤等。在該校的學生中也有許多人加入了常團組織,其中黨員有高合林、高錫堂、馮治國(當時化名馮天友),團員有賀樹槐、白向銀、白治民等同志。

馬明方同志來到清澗「二高」後,很快就與地下黨團的同志們建立了聯繫,並且開展了秘密的革命活動。

有一天下午,我們正在家裡吃飯,進來一個陌生人,只見他和我父親談笑風生,說得非常融洽。於是我偷偷的問我父親:「這個人是誰?」我爹笑笑說:「他是我的一位好朋友,以後你們就叫他乾爹好了。」說完,摸著我的頭:「快吃你的飯吧!」不讓我再問下去。從此,我腦海里留下了「乾爹」這一印象。

到了1934年,我們高傑村的九個女孩子,還有外村的幾位姐妹先後參加了革命活動。這十幾個人中,年齡最大的是秦蠻婆,她是烈士崔玉湖同志的愛人,當時已經30多歲了,帶著她12歲的女兒一起參加革命工作。我們村的九姐妹中,年齡最大的是劉錦如同志,23歲,年齡小的有我,只有13歲。還有更小的一位白雲帆同志,當時只有11歲。

我們這些女同志,除兩三個人念過一兩年書外,大部分人都沒有文化。參加革命的時候,不僅不識字,也不懂得多少革命道理。組織上為了鍛煉我們,就讓我們到本縣的蘇區(也稱為「紅區」)開展宣傳工作。這一年的七八月里,組織上把我們集中在本縣東區的棗坪塔村受訓。學習期間,惠志明同志(化名「老雨」)請馬明方同志給我們講課。明方同志當時化名為「老李」

明方同志講得非常生動,給我們主要講了三個問題,至今我還記得清清楚楚。

他說,幹革命首先要有不怕流血犧牲的革命精神,同時也要不怕苦、不怕累,吃苦耐勞。

他還舉了許多事例,告訴我們,參加革命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壓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三座大山。打倒封建軍閥,打倒貪官污吏,打倒地主惡霸和土豪劣紳,實行「耕者有其田」,讓窮人們人人有工做,人人有飯吃,人人有衣穿,最終的目的是實現共產主義。

他講的第三個問題,也是我們最關心的婦女解放問題。他胡搜,男女平等,婦女也要參政,翻身做主人。要反對包辦婚姻,讓婦女放開小腳,不再纏足,簡稱短頭髮……

再將幹革命要堅決的時候他舉了一個例子:陝北有一位1928年入黨的共產黨員,他的父親在大革命時期,從北平的中國大學畢業後回到陝北,當過國民黨的縣長。這位共產黨員參加革命活動、想家中籌措經費等事與家裡鬧翻,拔刀要殺爺爺,並與家裡斷絕了往來。明方同志所講的著共產黨員的父親後來思想也有了轉變,當選為陝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員。解放後被選為榆林縣政協副主席。這位共產黨員徹底革命的精神,給我的影響極深。可巧的是,1939奶奶,我在陝甘寧邊去的隴東分區合水縣工作時與他(朱敏同志)不期而遇,並且在一起工作,後來,我們就相互熟悉起來,最後結成了夫妻。

1934年5月,在清澗縣東區的胡昌平村,中共陝北特委召開了一次有上千人參加的群眾大會,我們這十幾位女同志也趕來參加。這是我第一次見到這麼轟轟烈烈的場面。特委的許多領導都出席了這次大會,我記得有馬明方、郭洪濤、崔田夫、李鐵論、賀晉年、白雪山、高朗亭等同志。

大會結束以後,馬明方同志叫住我:「飛娥(我的乳名),砸門一起談一談吧。」我倆就坐在村裡的一位老漢的炕邊上,嘮起了家常話。

他先問我:「你還記得那一年我到你家吃過飯嗎?」他這一問,把我給問愣怔了,一時想不起來這件事。他笑笑說:「那一年我到你家吃晚飯,你爹還讓你叫我乾爹呢!」

他說到這裡,我立刻響起來已經犧牲的父親,禁不住哭了起來。馬明方同志安慰我說:「孩子,不要太難過,要奮鬥就會有犧牲。你現在也參加到革命隊伍中來了,這很好啊。」他還再三囑咐我說:「今後在革命隊伍中,要好好學習,努力工作,加強鍛煉,要學習你父親白明善同志,像他那樣堅強勇敢、堅貞不屈。」他一邊說,我一邊不住地點頭,覺得他像我的父親一樣,又教給了我許多革命道理。

1935年初,我來到陝北特委印刷處工作。當時的陝北還籠罩在白色恐怖下,我們仍然處在游擊戰爭的環境中,局勢動蕩不安,特委機關的工作人員經常要轉移。那時我只有14歲,又是一個女孩子,所以馬明方和郭洪濤兩位同志就安排我在特委機關做收發工作。同時,還讓我幫助當時特委的婦女部部長白茜同志做些婦女工作。我知道,他們是想讓我在實際鬥爭中得到鍛煉。

由於我識字不多,開始做收發工作,也有許多困難。為了提高我的文化水平,馬明方同志就親自教我學文化,手把手地教我寫字。為了幫助我做好文件的收發,他給我訂了一個小本子,把當時特委領導下的十幾個縣的名字都寫在上面,讓我每天把這些縣名寫一遍,至今我還記得那些縣名有:清澗、綏德、佳縣、吳堡、神木、府谷、安定、赤源、秀延等等。明方同志還再三囑咐我說:「要把每一天發出的文件材料和信件一一記載清楚,免得出現錯誤。」達些事情,雖然已經過去了幾十年,但想起來仍然歷歷在目,就好像是發生在昨天一樣。

我父親犧牲以後,家裡的生活非常困難。1936年,我在延川縣做婦女工作。有一天,我母親忽然帶著11歲的小弟弟天林(後改名為白治斌)來到縣上找我。我們母女一見面,母親就抱住我痛哭起來。她告訴我,自從我參加革命離家以後,她一直帶著弟弟天林和妹妹春娥四處討飯。後來,5歲的妹妹活活地餓死在要飯的路上……

聽了母親的一番哭訴,望著才11歲的弟弟,我馬上想起了馬明方同志,於是就給他寫了封信,詳細向他彙報了我家的變故和目前的困境。他接到信後,立即回信給我,讓弟弟天林去特委找他。弟弟走了沒有幾天,就來信告訴我,馬叔叔把他送到了陝北保育小學學習,讓他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946年秋天,我正在延安的中央黨校學習,得知馬明方等同志從蘇聯學習後,在返回延安的路上,被新疆的國民黨反動軍閥盛世才逮捕入獄。明方同志在獄中受盡酷刑,後來經過周恩來同志的多方交涉,才回到延安。他們一行回到延安的時候,受到毛主席、朱總司令等中央領導同志的熱烈歡迎。

馬明方回到延安後,住在王家坪。因為多年沒有見到他,非常想念。於是在一個星期六的下午,我向學校請了假,到王家坪去看望他。見到我,他非常高興,問寒問暖,問我的學習和工作。在談話問,我提出一個建議,希望能給我的父親白明善烈士修建一座陵園,建立一座紀念碑,以弘揚革命先烈的豐功偉績,並啟迪後人。

他聽了我的建議後說:「這件事我也非常同意。但是在目前的環境下做這件事,還有許多困難。等到全國解放以後,我們再想方設法為明善同志建陵立碑。」他說得十分動情,充滿對已經犧牲的戰友們的緬懷和思念。

當天,他就留我在他的住處吃了晚飯。吃完飯後,他又帶我參加了周末舞會。使我意外驚喜的是,那天晚上,毛主席、朱老總、少奇同志和賀老總等領導同志都來了。我和馬明方同志跳了一圈。然後,他就帶著我與在場的許多中央領導同志見面,介紹我是烈士的女兒,讓我和他們一起跳舞。那一天晚上,是我有生以來最高興的一個晚上,我先後和毛主席、朱總司令、少奇同志、賀老總跳了舞。中央首長們還關心地詢問了我的學習和工作情況。

那天晚上回到黨校以後,我高興得一夜都沒有合上眼……

全國解放以後,我在寧夏工作。1952年,我去西安出差,參加西北的婦聯會議。散會以後,我就去中央西北局機關看望馬明方同志。見到我,他還像當年一樣,非常高興,拉著我的手,仔細詢問我在寧夏工作的情況,還惦記著我的弟弟白治斌,問了有關他的一些情況。接著又問朱敏和孩子的情況。聽說朱敏身體很不好時,他關切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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