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雲
（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
劉志丹與習仲勛都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縱觀他們的革命生涯，其革命鬥爭經歷各有不同，但是兩人又有許多共同的地方，都始終對共產主義抱有堅定信念，對黨和人民、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無限忠誠，百折不撓，奮鬥不息。在其革命生涯中，幾經坎坷，但他們始終把黨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為革命和建設事業奉獻了一生。作為從陝西這片黃土地上成長起來的農家子弟，劉志丹與習仲勛兩個人實際相處的時間並不是很長，但在並肩戰鬥的革命歲月中，習仲勛一直非常敬仰和信賴劉志丹，將其當做師長。劉志丹也十分愛護和尊敬小自己十歲的習仲勛。兩人在艱苦的鬥爭中，結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誼。
劉志丹和習仲勛都出生於陝西農村，他們最初走上革命道路的原因，就是因為深深地同情廣大勞苦大眾，想要改變社會上的不平等現象，解放廣大人民群眾。在此後的革命鬥爭實踐中，他們時刻踐行著黨的群眾路線，始終把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放在第一位。
1．毛澤東稱讚劉志丹為「群眾領袖，民族英雄」
劉志丹1903年出生於陝北保安縣一個比較富裕的家庭，家庭條件較好。當時時局動蕩，民不聊生，他自小受詩書熏陶，目睹家鄉餓殍遍野的景象，十分同情窮苦人民。其後，他在保安縣立高等小學堂、陝北聯合縣立榆林中學、黃埔陸軍軍官學校等校就讀。在求學期間，他接觸到了許多進步人士，並接受革命思想，逐漸由一名普通的農家子弟成長為愛國青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在短暫而曲折的革命鬥爭生涯中，劉志丹領導和創建了西北革命根據地及西北紅軍，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始終維護人民利益，堅持群眾路線，將群眾路線貫徹於其革命鬥爭的始終。
幼時，劉志丹就同家中長工張萬銀關係很好，並親昵地稱呼張為「干大」，而且經常隨張一起上山勞動。投身革命鬥爭以後，他更是事事從人民的利益出發，時刻想著群眾疾苦。1935年5月底紅軍打下延長城後，劉志丹指示：只許沒收官僚地主、土豪劣紳和資本家的財產，不得對其他任何人的財產加以侵犯。並規定，沒收的財物中，除貴重的錢財、布匹軍用外，糧食、衣物等用品一律分給當地勞苦群眾。紅軍八十四師一團有個戰士打土豪時，私自拿了兩件衣服，當被查出後，不僅召開全團大會批評，並被開除軍籍。這些以群眾為先、為群眾所想的精神，使得紅軍所到之處，受到了當地群眾的歡迎擁戴。群眾親切地稱呼劉志丹為「老劉」。部隊黑夜宿營時，只要說是「老劉」的隊伍來了，鄉親們就馬上起來開門，讓戰士們休息。游擊隊到哪裡都有群眾送情報，送糧食。正是有如此好的群眾基礎，劉志丹領導的西北紅軍才能逐步發展壯大，西北革命根據地才能得以保全，並最終成為中共中央及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成為中國革命休養生息的大本營。
1943年，劉志丹犧牲七周年時，毛澤東親筆題寫「群眾領袖，人民英雄」八個大字，高度評價了這位一生為群眾謀福、為人民謀利的革命家。
2．「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習仲勛
習仲勛1913年出生於陝西富平一個農民家庭。13歲在縣立誠中學高小讀書時，他就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30年，中共陝西省委根據當時的政治形確勢提出了加強黨組織的群眾基礎，實現黨員職業化，深入社會，聯繫群眾，領導群眾鬥爭的策略和工作路線；提出「注意馮玉祥部隊中的工作，利用他招兵，辦軍官學校，拉夫拉差的機會，派同志進去接近士兵、群眾，開展士兵運動。受黨組織的委派，習仲勛於1930年2月打入駐長武縣的西北民軍第一師第二支隊（後被楊虎城編為陝西騎兵第三旅三團二營）開展兵運工作。經過一年時間的艱苦努力，該部二營黨的組織得到一定發展，建立起士兵支部，成立了黨的營委會。在此期間，任二營二連特務長的習仲勛，利用自己職務上的方便，處處關心士兵的疾苦，體貼士兵的冷暖，常常為傷員求醫問葯、送病號飯，受到了士兵的擁戴。在與士兵進行感情聯絡的同時，他們對士兵進行深入宣傳教育，提高士兵的政治覺悟，啟發士兵的階級覺悟，培養士兵運動的骨幹，並及時在士兵中宣傳抗日救亡，傳播中央紅軍反「圍剿」勝利的消息等。士兵中的很多人都被爭取過來，並於1932年3月在甘肅兩當發動了起義，雖然由於各種原因起義失敗，但習仲勛卻在此過程中得到了鍛煉。開展兵運工作也成為他在革命鬥爭中依靠群眾、開展統戰工作的初步嘗試。
兩當起義失敗後，習仲勛輾轉來到陝甘邊蘇區，尋找劉志丹、謝子長領導的陝甘游擊隊。當年8月，習仲勛在耀縣照金第一次見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劉志丹。由於起義失敗，習仲勛的心情異常鬱悶，見此情景，劉志丹鼓勵他說：「幹革命還能怕失敗！失敗了再幹嘛。失敗是成功之母，我失敗的次數要比你多得多！」他分析，兵變失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軍事運動沒有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沒有建立起根據地」。陝甘游擊隊離開照金時，習仲勛特意去與劉志丹道別。劉志丹囑咐說：「你是關中人，還種過莊稼，能跟農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據地的開闢工作。只要政策對頭，緊緊依靠群眾，困難是可以克服的。」與劉志丹的會見和談話，對習仲勛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使習仲勛對自己下一步的工作思路更加清晰。在創建陝甘蘇維埃政權過程中，習仲勛按照劉志丹的囑咐，「一村一村做調查研究，一家一戶做群眾工作，相繼組織起農會、貧農團、赤衛隊和游擊隊，同時發動群眾進行分。糧鬥爭」，並建立了陝甘邊革命委員會。在進行革命鬥爭的過程中，和群眾「休戚相關，生死相依，血肉一一相連，受到廣大農民的擁護」。在以後的工作中，習、仲勛謹記劉志丹的囑咐，緊緊依靠群眾，堅持群眾路。線，將這一思想貫徹到很多方面的工作中。
抗日戰爭勝利後，中央在遴選西北局書記一職時，毛澤東說：「我們要選擇一個年輕的擔任西北局書記，他就是習仲勛同志。他是群眾領袖，是一個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1945年10月，習仲勛受命擔任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兼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政委。這一年，他才剛剛33歲。
在創建西北紅軍和根據地的過程中，劉志丹與習仲勛等同志排除「左」傾錯誤的干擾，在革命實踐中堅持統一戰線，使西北紅軍不斷發展壯大，根據地不斷鞏固發展。
1．劉志丹在武裝鬥爭中提出「三色論」
劉志丹經過榆林中學、黃埔軍校等校的學習，特別是他投身革命後，馬列主義水平日漸提高，對中國社會現狀的認識更加清楚。他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及階級分析的觀點，認真分析了當時的社會現實，清楚地認識到：在進行革命鬥爭中，應當「敵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們就增加一份力量，敵人就減少一份力量」。1929年4月，在榆林紅石峽召開的陝北特委擴大會議上正式提出了「搞革命鬥爭要採取三種形式，即『紅色』（組建自己的革命武裝）、『白色』（做白軍工作，爭取國民黨部隊里的進步分子和愛國人士）、『灰色』（做土匪工作，改造哥老會，收編山大王）」，即我們今天慣稱的「三色論」，「三色論」也成為劉志丹軍事統戰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劉志丹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終堅持這一統戰思想，並在實踐中運用，為革命的發展壯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29年任保安縣民團團總之職後，他就對民團進行整頓，加強政治教育，建立黨的組織，把原本反動的民團改造成為黨掌握的武裝力量。在此後的幾年間，他多次打入陝甘邊一些國民黨軍隊以及軍閥隊伍中，如寧夏蘇雨生部、隴東譚世霖部、平涼陳畦璋部等，進行兵運活動。在這些軍閥部隊里他積極爭取了一些愛國、民主進步的人士，為革命做了許多工作。1930年，劉志丹在永寧山加入了哥老會。他加入哥老會的目的，是要把這支勢力較大的民間組織改造成能為我所用的進步力量，改造方針是：擁護革命，不改變組織，協同作戰，一致抗日。在他的宣傳和影響下，陝甘寧地區的哥老會組織紛紛擁護中國共產黨的主張，踴躍參加革命，為根據地的創建作出了貢獻。
2．民主人士的好朋友習仲勛
劉志丹、習仲勛自1932年8月在照金相識後，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誼。1934年秋陝甘邊革命委員會成立，建立了陝甘邊革命軍事委員會，劉志丹任軍委主席，習仲勛任蘇維埃政府主席。在新開辦的軍政學校，劉志丹任校長，習仲勛任政委。兩人的關係更加親密。習仲勛從劉志丹身上學到了許多東西，而劉志丹的統一戰線思想對習仲勛影響至深。習仲勛曾說：「我一生注意聽不同意見，聽民主人士的意見，注意做好統一戰線工作，就是遵從志丹同志的教導和從那時的實際經驗得來的。」
西安事變後，中國的時局發生了變化，身為關中特委書記的習仲勛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