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斌康小懷
（延安大學）
劉志丹、謝子長早期的軍事活動，主要是開展兵運工作、收編土匪武裝以及接受軍閥陳硅璋的收編。雖然這其間歷盡了各種各樣的失敗、挫折，但作為他們試圖建立革命武裝的重要嘗試，還是值得充分肯定和讚揚的。
開展兵運工作是劉志丹、謝子長等為發展革命武裝而進行的一次大膽嘗試。早在土地革命戰爭初期，由於在南方的幾次武裝鬥爭的失敗，黨就已經開始思考這個問題的原因。1927年八七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提出了「槍杆子裡面出政權」的口號。當時陝西的革命運動也正處於低潮，當八七會議的精神傳到陝西後，中共陝西省委、陝北特委號召將中心任務轉移到變白軍為紅軍。於是，劉志丹、謝子長等人順應當時的歷史形勢，遵從省委和陝北特委的指示，到陝西、甘肅隴東及寧夏一帶從事了近三年的兵運工作。雖然多次遭受失敗，但為以後建立一支自己的革命武裝，為創建陝甘邊、陝北革命根據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首先，開展兵運工作是渭華起義失敗後的形勢所迫。渭華起義失敗後，國民黨當局加強了在陝西的反動統治，瘋狂捕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由於客觀上缺乏領導軍事鬥爭的經驗，黨組織遭受極大的損失。所以說，怎樣建立、發展、壯大自己的軍事武裝組織，是以後成敗的關鍵。
而當時陝甘地區土地貧瘠，1928年起又發生了連年的自然災害，經濟崩潰，農民生活極為貧困；再加之國民黨軍隊和地方軍閥的腐敗，官長剋扣軍餉，層層盤剝，士兵的生活也極其惡劣。軍閥之間爭奪地盤，矛盾重重，相互廝殺，士兵成了爭權奪利的工具，被任意打罵甚至遭殺害，官兵關係緊張。士兵不滿情緒十分嚴重，自發的兵變時有發生。劉、謝二人意識到了當時的這種情況並主動接受黨組織的派遣，適時地在陝甘地區開展兵運工作，符合當時的工作需要。
此外，國民黨的統治中心遠離陝甘地區，當地的駐軍多為南京政府不重視的雜牌軍隊和地方軍閥。中原大戰後，馮玉祥的軍隊退出陝甘地區，當時該地的國民黨軍隊的主要力量即為楊虎城第十七路軍及一些地方軍閥。他們為擴充自己的實力，到處招兵買馬。劉志丹、尉子長意識到這些相對有利的條件，適時地打人國民黨軍隊，在他們從事兵運工作的國民黨部隊和陝甘寧人民中傳播了革命的思想，在其中擴大了中共的政治影響。與劉志丹交往的國民黨軍官牛化東等，由於受到劉志丹等人革命思想的影響，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其次，劉、謝等人開展兵運工作符合當時中央、陝西省委及陝北特委的指示精神。1928年2月，中共中央在《關於士兵運動計畫》中分析了開展兵運工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指出：「中國軍隊的軍閥都是中國封建階級資產階級的工具，但其中士兵分子，大多是失業的工人、農民及一部分流氓無產階級。他們為了生活的壓迫，受了軍閥的僱傭，所以他們是一種經濟壓迫受到極點，冒險的盲目群眾，要為這部分群眾不成為敵對階級的利用的工具，因此我們要做活動。……故兵士運動是客觀的和可能的。」
1928年7月9日中共六大上，通過了《軍事工作決議案》，確立了兵運工作的方針；同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在《告全體同胞書》中，又闡明了國民黨士兵在中國革命中的積極作用和開展兵運工作的重要性。
1929年6月22日，中共中央通過的《陝西問題決議案》指出，陝西黨目前的任務是「加緊士兵中的工作，積極做士兵中的工作，積極發動士兵中的日常生活鬥爭，擴大黨的政治宣傳，以奪取廣大的士兵群眾，使與工農鬥爭匯合起來」。
1929年11月7日至1930年1月7日，中共中央又先後發出《目前中國士兵狀況與我黨兵運策略及工作路線》的第56號通告和《關於組織兵變的路線與策略》的第64號通告，反覆闡述了兵運工作的策略方針和具體要求，規定了向敵軍開展宣傳鼓動工作的口號。
劉、謝二人嚴格遵照中央的指示精神，積極投入兵運工作中，為瓦解敵軍開展對敵鬥爭及後來自身武裝的建立作了鋪墊。
二人的活動與中共陝西省委和陝北特委的指示相吻合。早在1927年9月，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次擴大會議就提出「黨到軍隊中去」、「培植革命的軍事基礎」等口號，隨後派出大批共產黨員打人陝甘寧國民黨地方武裝和軍閥部隊中。
1929年2月，中共陝北特委在擴大會議上提出了黨在目前的工作：加強農民運動，鞏固學校陣地，積極開展兵運工作，派黨員到白軍中爭取武裝力量，迎接革命高潮。隨後陝北特委在同年四五月間的榆林紅石峽擴大會議上，提出了「三種顏色——白色、灰色、紅色」的武裝鬥爭形式，而其中的「白色」即為開展兵運工作，並決定以「白色工作」為主。於是，兵運工作成為陝甘地區武裝鬥爭的主要形式。
由此可以看出，劉、謝二人從事的兵運活動（絕非他們個人的「稱王」心理），適應了當時中共黨組織的要求，也符合陝甘地區當時黨組織的中心任務。也正是因為有了他們的兵運工作，才使國民黨軍隊和官兵加深了對紅軍的了解，開始同情革命，或逐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這也為以後中共軍事統戰工作在西北地區的開展奠定了基礎。同時，通過劉、謝的兵運工作，國民黨軍隊的兵變也如星星之火，有力地打擊了國民黨在陝甘地區的統治。
通過兵運工作，為黨培養了一批軍事幹部，黨員數量得到增加，黨的力量得到發展。劉志丹、謝子長等經過三年的兵運工作，多次打人敵軍內部，出生人死，積極工作，雖然大多遭到失敗，但卻有力地推動了西北地區武裝鬥爭的開展，並為中國共產黨培養和造就了一批軍事、政治骨幹，為爾後創建西北紅軍和陝甘寧根據地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參加兵運工作的許多共產黨員，如習仲勛、馬文瑞等，後來大多成為西北紅軍的領導人。他們為以後紅二十六、紅二十七軍和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以及以後的革命戰爭與人。民軍隊建設都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另一方面，他們在軍閥部隊中通過各種方式與士兵交朋友，把士兵吸引和團結到共產黨組織周圍，還吸收。進步人士加入了黨的組織，培養了一批革命力量，使黨的組織得到了發展。正如王世泰回憶說，在蘇雨生部補充團時，劉志丹指示他們要利用暫時穩定的機會，抓緊做好戰士的思想工作，發現積極分子，發展黨員。那時，我們黨的活動是秘密的，主要領導人都是黨員，雖然黨員身份不公開，但活動還是搞得有聲有色，經過一段工作，戰士們的情緒比較穩定了，他們吸收了幾個黨員。王世泰記得他們那時的黨員有劉志丹等二十幾名。二十幾名黨員，在當時可是一股不小的革命力量，他們分散在各個連、班起骨幹帶頭作用。
首先，收編土匪武裝與陝北特委紅石峽會議精神中的「灰色」革命理論是一致的。紅石峽會議上，批判了楊國棟的右傾錯誤，撤銷了其中共陝北特委代理書記職務，由劉志丹接任中共陝北特委軍委書記，主持特委工作，會上提出的「三色革命論」，其中「灰色」即為做收編土匪武裝的工作。所以，對於陝甘邊區土匪武裝的收編，是當時劉志丹、謝子長等人嚴格執行陝北特委會議精神的行為。
收編土匪綠林武裝，使得南梁游擊隊誕生並壯大，為爾後根據地的創建打下了基礎。如前所述，我們知道1929年紅石峽會議上劉志丹等提出了變敵人的武裝為革命的武裝的重要思想，而會議決定爭取、教育和改造土匪綠林武裝，為創建人民的軍隊準備群眾基礎和武裝力量，這是劉、謝等人發展革命武裝的又一成功實踐。同時，也是由於1930年8月的「三道川事件」、1931年8月的「早勝事件」，陝的兵運工作一年內連續遭受重大挫折，在汲取兵運工作教訓的基礎上，他們又積極探索，採用改造綠林武裝的方法創建革命武裝。
於是，1931年9月，劉志丹來到合水縣平頂川倒水灣，對黨在南梁地區所領導的趙連璧、楊培盛、賈生財的三支農民武裝，連同其他分散在合水、慶陽山區的民間武裝及失散的我黨兵運工作骨幹進行整編。整編後的軍隊共400餘人，下轄三個大隊，趙連璧、楊培盛、賈生財分別為第一、二、三大隊隊長，馬錫五任軍需，劉志丹親自任總指揮。經過對民間土匪綠林武裝的改造，一支由我黨領導的獨立的革命武裝——南梁游擊隊誕生了。
劉志丹等正確分析了土匪綠林武裝的特點和他們成為土匪綠林的原因，即在陝甘邊界的子午嶺及陝西黃龍山區的諸多綠林武裝，其中不少人是因為生活貧苦，受不了壓迫，才被逼上山為「匪」的。他們與官僚軍閥、豪強地主之間有著本質的區別和尖銳複雜的矛盾。只要有共產黨的領導和教育改造，他們就有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而事實也證明了這一點，一些「山大王」後來還成為人民軍隊的將領和人民政府的重要幹部。這種方式既是對兵運工作的有力補充，又是對「灰色」革命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