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鋼
（解放軍西安政治學院）
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是我們黨在長期的革命鬥爭和建設實踐中形成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的集中體現。只有堅守黨的政治本色，我們黨才能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永葆先進性，不斷提高執政能力、鞏固執政地位、完成執政使命。胡錦濤總書記強調：「在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艱辛實踐中，我們黨和人民軍隊培育了崇高革命精神和優良革命傳統，……集中體現了我們黨和人民軍隊的性質和宗旨，深刻反映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崇高思想和高尚情操，對中國革命歷史進程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也是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奪取革命、建設、改革勝利的強大精神力量。」「必須堅持不懈地加強領導幹部黨性修養，使各級領導幹部始終保持共產黨人的政治本色，發揚黨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樹立和堅持正確的事業觀、工作觀、政績觀，以優良作風帶領廣大黨員、群眾迎難而上、銳意改革、共克時艱。」以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在創建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實踐中，始終不渝地以黨的奮鬥目標為價值追求，不畏艱難困苦，堅守黨的政治本色，為中國革命作出了重大貢獻。他們在革命鬥爭和根據地建設實踐中凝練的優良傳統和作風，為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守黨的政治本色，永葆先進性提供了強大的精神動力。
20世紀初，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出生在富有革命傳統的陝西北部。李白成、張獻忠起義是自明朝末年到清初中國歷史上極其重要的一次農民起義運動，這一時期出現了以李白成為首的一批可歌可泣的人物。明末清初的歷史演進、政治風雲的變幻和農民革命傳統，深深地蘊藏在陝北民問，為把有志青年引上反抗統治剝削和樹立革命理想信念提供了極好的歷史教科書。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人從少年時期就目睹家鄉餓殍遍野、民不聊生的凄慘景象，在進步思想的不斷熏陶下，萌發了改造社會、振興中華的願望。
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在中學求學時期，就先後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教育，這是他們確立堅定人生信念的轉折點。劉志丹、謝子長先後受到魏野疇、李子洲等共產黨員的熏陶和影響，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理想信念一經確立，就自始至終堅如磐石。從在大革命的洪流中加人中國共產黨之日起，他們就把一切都獻給了黨，無論是在什麼情況下，都對自己的選擇沒有懷疑過，對自己的信念沒有動搖過。劉志丹堅定地表示：「入黨就是要為自己的信仰奮鬥到底。作為一個人來說，奮鬥到底，就是奮鬥到死。」謝子長在入黨宣誓時激動地說：「我把一切都交給黨了，我要為共產主義奮鬥終生。」
習仲勛投身革命時間早、年齡小。大革命時期，在富平縣立第一高級小學讀書的他13歲便加人了共產主義青年團。1928年1月下旬，他滿懷著對革命理想的嚮往和追求，考入具有革命傳統的三原第三師範讀書，在學校黨組織的領導下，進行校內的學生運動和革命活動。不久便因「三師革命」被捕，在敵人的看守所里，不滿14歲的習仲勛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
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老一輩革命家在創建陝甘邊根據地的實踐中，經歷過極其艱苦複雜的鬥爭和無數的艱辛、曲折，進行了許多驚心動魄的鬥爭，但無論是被敵人逮捕、戰鬥中負傷、失散後脫離部隊、被「左」傾錯誤領導者錯誤地降職和無端指責，甚至被錯誤地「肅反」關押，他們都能堅持真理，寧死不屈，維護團結，顧全大局，對黨毫不動搖，忠心耿耿。
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陝甘邊特委執行正確路線的同志被王明「左」傾路線統治的中央北方局派駐西北代表團指責為「富農路線」和「右傾機會主義」，多次被降職，並錯誤地受到處分，但他們從沒有怨言，照樣努力工作。謝子長身負重傷，卻遭到繳槍、撤銷警衛班的不公正待遇，但他犧牲前念念不忘的仍是給人民做的事太少。「左」傾錯誤的執行者於1935年10月初將習仲勛及正在前線指揮作戰的劉志丹逮捕關押。劉志丹在返回途中恰好碰見了往前線送逮捕他和其他同志密令的通訊兵。送信的通訊兵不知信的內容，把信交給劉志丹，但他為了不使黨分裂、不使紅軍自相殘殺，仍讓將信送往前線，自己反而策馬加鞭前往中央北方局派駐西北代表團駐地瓦窯堡，想向他們申訴，寧願逮捕自己也不要逮捕前線的同志。但他一到瓦窯堡立即被投入監獄，連五歲的女兒和妻子也被監視。「左」傾機會主義者競說劉志丹「明知要被逮捕，反而不跑，是狡猾地以此使黨對其信任」，並武斷地稱劉志丹是「為消滅紅軍而創造紅軍根據地的反革命」，誣陷他率領紅軍打開縣城消滅白軍純系「反革命欺騙群眾的花招」。在獄中，劉志丹、習仲勛作為「首犯」，戴著手銬、腳鐐，面對隨時都有可能被活埋、槍斃的殘酷現實，泰然處之，保持了一個真正共產黨員的氣節。劉志丹向同獄的同志說：「我們死也不能說假話。黑雲總遮不住太陽。」在黨中央的關懷下，劉志丹、習仲勛等才得以獲得自由重返革命隊伍。當時，一些出獄的同志，因蒙受不白之冤，個個義憤填膺，劉志丹卻告誡大家，黨內的歷史問題不必性急，要忠誠為黨工作，讓黨在實際行動中鑒定每個黨員，並指出：「過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這不是哪一個人的問題，是路線問題，要相信黨中央、毛主席會解決好。要聽從中央分配，到各自崗位上去積極工作。」還多次向部隊講話強調：「革命利益高於一切，要識大體顧大局。要絕對服從中央領導，聽從中央調遣。」黨中央指出：「劉志丹等同志堅持的政治路線和立場是正確的」，「當陝北『肅反』問題未徹底弄清楚時，他們一貫地把握了布爾什維克立場和態度，這是值得我黨同志們學習和效法的。」
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老一輩革命家20歲出頭就成為陝北出名的革命家、群眾領袖，得到人民群眾的廣泛支持和熱烈擁護，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他們及其領導的紅軍、根據地政權一心為民，時時處處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始終保持同最廣大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黨中央在遴選西北局書記人選時，毛澤東說：「我們要選擇一個年輕的擔任西北局書記，他就是習仲勛同志。他是群眾領袖，是一個從群眾中走出來的群眾領袖。」不僅習仲勛同志如此，劉志丹、謝子長等陝甘革命根據地的領導人都是堅守一心為民的楷模。劉志丹鬧革命後，受到敵人的通緝追捕，家中房屋被燒、財產被搶、祖墳被挖，家人到處躲避，二妹夫和一個叔伯弟弟被殺，他自己甚至在與部隊失散後沿途討飯。父親對他很不理解，請劉志丹的舅舅勸他好好享享清福，不要再去受苦受罪了，而劉志丹堅定地說：「我一個人成了員外頂啥用！我要使全中國人民都過上好生活。」「要使全中國人民都過上好生活」，是以劉志丹為代表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領導人共同的人生價值觀。
群眾領袖劉志丹是一位非常艱苦樸素、密切聯繫群眾的領導人。他雖然擔任著師長、軍長、主席等重要領導職務，但群眾戰士見了他就像見了親人一樣。習仲勛回憶第一次見到劉志丹時，同志們都親切地稱呼他為「老劉」。劉志丹殷切地囑咐習仲勛說：「你是關中人，種過莊稼，能跟農民打成一片。你一定要做好根據地的開闢工作。」並說：「只要政策對頭，緊緊依靠群眾，困難是可以克服的。」習仲勛同志一村一村做調查研究，一家一戶做群眾工作，相繼組織起農會、貧農團、赤衛隊和游擊隊。同時發動群眾進行分糧鬥爭，很快就發展到旬邑、耀縣一帶，游擊運動隨之擴大起來。1933年4月5日，陝甘邊革命委員會成立，選舉僱農周冬至為主席，習仲勛為副主席兼黨團書記。頒布了各種法令，實行分土地、分糧食、分牛羊、戒煙、戒賭、放足等政策。由於和人民群眾休戚相關，生死相依，受到廣大農民擁護。廣大群眾鬥志昂揚，革命情緒異常高漲。在紅軍游擊隊進攻山河鎮一役中，就有3000多赤衛隊員拿起了紅纓槍，包圍山河，配合游擊隊打仗。許多青年要求參軍，陝甘邊幾支游擊隊如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照金根據地也初具規模。
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無論在地方還是在部隊，都非常重視時時處處維護和實現人民群眾與戰士的利益。紅軍的一切生活來源，嚴格地規定由剝削者地主來負擔。部隊沒收地主豪紳的財物首先分給勞苦大眾，然後才是部隊。部隊分配東西時，也是先分給戰士。有次只剩下了一條女人穿的花棉褲分給劉志丹，他就翻過來穿。他的一雙布鞋白天穿在腳上，晚上枕在頭下。他的馬經常給傷病員騎，自己步行。1931年秋季，劉志丹來到南梁一帶，深入考察社會經濟、政治狀況及群眾條件，他和馬錫五同志一道，鑽梢林，爬高山，飢餐野果，渴飲山泉，踏遍了南梁數百里梢山，研究南梁的地理環境，從平定川、瓦子川到柳溝、麻地台川、井岔溝、荔園堡、南梁堡、東華池。當地的貧苦農民就像見到了久別重逢的親人一樣對待他們。在南梁平定川，有個老楊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