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新生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領導革命人民進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鬥爭，組織發動武裝起義，建立人民軍隊和農村革命根據地。陝甘邊革命根據地是黨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建立的十幾塊根據地之一，在中國革命歷史上產生了重要作用。長期以來，史學界對陝甘邊革命根據地不夠重視，因而缺乏深入的研究。筆者將在本文中對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的特點進行一些探討，說明在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探索中國革命道路的過程中，陝甘邊革命根據地起到的獨特作用。
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在創建過程中，一個顯著的特點是通過開展兵運工作，培養和鍛煉了一批軍事骨幹，為創建紅色武裝和革命根據地打下基礎。
為了說明這個問題，筆者先對比較著名的根據地的軍事骨幹進行一些分析。毛澤東在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時，起義軍的主要組成部分是原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即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湖南平江、瀏陽和湖北崇陽、通城的農軍，江西安源的煤礦工人。上井岡山後，又有袁文才、王佐的綠林武裝加入。再後來又有朱德、陳毅率領南昌起義軍余部和湘南起義農軍上井岡山會師。可以說，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軍事骨幹主體來自原國民革命軍和兩湖尤其是湖南的農民運動骨幹分子，少量來自工人和綠林武裝。再看鄂豫皖根據地，最初是中共黃麻特委組織的黃安、麻城農民自衛軍舉行起義，建立黃安縣農民政府和工農革命軍鄂東軍，後上黃陂木蘭山開展游擊戰爭發展起來的。方誌敏等建立的贛東北革命根據地，是領導弋陽、橫峰地區的農民起義，建立革命武裝和政權發展起來的。左右江革命根據地，是鄧小平等領導廣西警備第四、第五大隊起義，與韋拔群領導的左右江農軍結合建立起來的。從上述分析可以明顯看出，這些革命根據地主要創建在北伐戰爭經過的地方，是工農運動的中心地帶，尤其是農民運動開展得比較猛烈的地區，軍事骨幹主要來自三個方面：其一，原國民革命軍中的共產黨員，其二，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的領導者和骨幹，其三，進人革命隊伍經過改造的綠林武裝首領。地處我國西北的陝甘兩省，與上述黨在南方建立的革命根據地省份黨的力量、所掌握的武裝、群眾的覺悟程度以及敵人方面的情況等等，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在從事武裝鬥爭、建立和發展革命根據地上也有著很大不同。其軍事骨幹主要來自兵運工作。
大革命失敗後，中共陝西省委迅速派代表赴中共中央請示工作，及時獲得了中央的指示和八七會議文件，並在1927年9月26日至27日召開省委擴大會議，貫徹八七會議精神，作出《接受中央八七決議案及其指示之決議案》。同時還作出了《政治形勢與工作方針決議案》、《農民鬥爭決議案》、《軍事運動決議案》等，提出了「黨到農村去」，積極開展農民運動，「用各種方式武裝農民，……必要時可以上山」，積極準備武裝起義。1927年10月，唐澍、白樂亭、謝子長領導了清澗起義。1928年5月，唐澍、劉志丹領導了渭（南）華（縣）起義。與渭華起義同時，陝西黨組織還在旬邑、禮泉、淳化、三原、澄城等地發動和領導了農民起義，但很快都失敗了。
1928年秋，中共陝西省委派劉志丹、謝子長參加陝北特委工作。1929年4月，中共陝北特委舉行擴大會議，研究加強武裝鬥爭等問題。劉志丹批評了特委書記楊國棟要黨員都隱蔽起來停止活動的錯誤觀點，提出「變敵人的武裝為革命的武裝」的主張。會議決定以做兵運工作為主，創建紅軍，並決定劉志丹任特委軍委書記。會後，特委和各地黨組織先後派出大批同志到陝北、甘肅、寧夏等地駐軍中從事兵運工作。
事實證明，中共陝北特委決定以大規模開展兵運工作作為開展武裝鬥爭的切入點是正確的。兵運工作，是共產黨從事武裝鬥爭的重要手段之一。1928年5月4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東方書記處關於中共軍事工作的訓令》中指示中共中央建立軍事部，並要求在軍事部下設三個部，其中第一個部便是「對敵人軍隊工作部」，首要任務是「在軍閥軍隊中工作」，「目的是破壞軍閥的軍隊，加強黨在軍隊中的影響，使士兵群眾傾向到革命方面來」。具體方法為：
「（1）儘力設法在各軍閥軍隊中登記（抓取）同情我們的士兵。
「（2）在最可靠的及已登記的士兵當中設法組織同情共產黨的士兵小組或支部。
「（3）吸收受到相當訓練的士兵加入共產黨，並在這部分的兵士中組織共產黨支部。
「（4）應當特別設法在軍官與下級軍官中工作，但在組織上不能因對軍官的工作而束縛了我們對兵士的工作。某部分軍隊的軍官，雖然比較的可靠，但如果他不是共產黨員，則不應當使他知道在他的隊伍當中那部分兵士已經有了組織。
「（5）至於對高級軍官的工作，只有在使各軍閥間的衝突加劇的路線之下才可進行。
「（6）為達到團結士兵的目的，可以利用他們的鄉土觀念（同省、同縣、同鄉），有是或者氏族觀念。
「（7）包括海陸軍士兵的廣大的群眾的組織的形式，或者是「革命兵士海軍聯合會」，或者是其他類似的組織。
「（8）按照黨的紀律，派遣一部分黨員到軍隊中充當士兵及軍官（經過軍閥的軍事學校），同時，黨應保證對他們的領導。
「（9）特別要注意我們潛入兵工廠及武器庫的問題，在這些地方我們的影響應當要很有把握，最主要的是黨能夠抓住那裡的工人。黨的中央及地方委員會對這種工作應當特別注意，應該特別用一支強有力的力量做這種工作。
「（10）必須在警察中進行工作，如果我們在警察中能有組織的影響，則警察恰好是我們取得武器較易的來源。
「（11）必須在商人武裝（商團）中進行組織工作，因為商團亦似警察一樣，是我們取得武器較易的來源，特別是在即將暴動的時候。」
共產國際把兵運工作放在頭等重要的地位，當時在指導思想上雖然含有照搬俄國十月革命經驗、以城市工作為中心的成分，即希圖通過兵運工作將軍閥部隊搞垮，舉行起義，一舉佔領中心城市，迅速取得革命在一省或數省乃至全國的勝利。但是，其提出的關於兵運工作的具體方式和方法，對中國共產黨從事兵運工作是有積極意義的。
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中共中央負責軍事部工作的周恩來對兵運工作十分重視。他在中共六大作的軍事報告中，把兵運工作作為此後黨的軍事工作的九個方面的第一位，具體提出：「在反動軍隊中，應有秘密支部建立，以連為單位建立支部單位，人數多則成立分支部」；「對工農分子入伍，應有組織地有計畫地有訓練地大批入伍」；「在鄉村地主的武裝組織有民團、保甲，成分是貧農、流氓，本身帶有革命性，如果我們工作做得好，可取得一部分力量」。並認為：「中國下級軍官很多是從士兵中提拔起來，因此生活與士兵差不多。下級軍官亦有從小資產階級出身，富於革命情緒，……容易走到革命方面來。」要求「從敵人中吸收革命的青年軍官成為革命人才」。周恩來還特彆強調：「有計畫地把軍隊兵變能與工農武裝暴動相配合，或與鄉村農民游擊戰爭相配合，或與城市工人暴動相配合。」
可以明顯地看出，周恩來在貫徹共產國際關於兵運工作的指示時，不是機械地照搬，而是有發展的。其一是根據中國農村存在地主武裝民團的實際情況，提出黨要到其中去工作；其二是認為反動軍隊中的下級軍官多是由士兵提拔起來的，富於革命情緒，可以吸收而成為革命的軍事人才；其三是強調兵變必須與工農武裝暴動、與農村游擊戰爭相配合。
1929年中共陝北特委在研究武裝鬥爭問題時，決定以兵運工作為主，正是在貫徹中共六大精神的基礎上作出的。對此，張秀山曾在回憶中說：「當時，陝北特委對兵運工作很重視。一九二九年劉志丹同志擔任陝北特委軍委書記，他遵照黨的『六大』精神，積極動員陝北黨員到地方軍閥井岳秀、高志清部隊以及『後湫天』土匪武裝中開展兵運工作，爭取抓到武裝力量，準備組建紅軍游擊隊。隨後，特委又向寧夏蘇雨生部派了許多黨員去做工作。……在志丹、子長同志的領導下，西北的軍事活動進入了風起雲湧的階段，打下了三二年創建紅色武裝的基礎。」
當時陝甘兩省做兵運工作是有有利條件的，自馮玉祥追隨蔣介石叛變革命成為新軍閥之後，於1928年6月與蔣介石、閻錫山、李宗仁等派系聯合「北伐」奉系張作霖，其主要兵力進入到河南和山東一帶。其後，馮玉祥在1929年5月和蔣介石發生了戰爭，失敗後又與閻錫山聯合，於1930年5月至10月同蔣介石發生了中原大戰。馮玉祥部參加新軍閥混戰，屬於自己後方的陝、甘、寧等省兵力空虛。在馮玉祥部控制力減弱的情況下，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