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善欽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土地革命時期，中國共產黨領導創立了十多個革命根據地，其中以毛澤東、朱德等領導的井岡山根據地、中央根據地最為出名，逐步地把武裝鬥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結合起來，探索出了一條「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革命道路。在根據地的鬥爭中，毛澤東總結了根據地紅色政權存在和發展的根本原因，同時對各根據地的特點也予以了注意。1930年1月，毛澤東就指出：「朱德毛澤東式、賀龍式、李文林式、方誌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畫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無疑義地是正確的。」這自然引起學術界的關注，因而對「李文林式」、「方誌敏式」等根據地的特點都有不少研究成果，而對其他地區的根據地研究明顯偏弱。
陝甘邊根據地的特點就較少有人研究。陝甘邊根據地是20世紀30年代初劉志丹、謝子長等共產黨人領導陝甘邊人民創建的以南梁為中心的根據地，是中國北方最早的蘇維埃區域。這塊根據地後來與陝北根據地連成一片，成為土地革命戰爭後期全國「碩果僅存」的一塊完整的紅色區域，不僅有力地推動了我國北方特別是西北地區各民族的革命鬥爭，更為黨中央和中央紅軍提供了長征的落腳點和抗日戰爭的出發點，為中國革命實現歷史性轉折作出了巨大貢獻。因而陝甘邊根據地在中共黨史和解放軍軍史上具有極為重要的地位，其特點很值得深人研究。
陝甘邊根據地在全國革命根據地中，具有罕見的流動性，並在流動中不斷壯大。1936年，毛澤東總結革命戰爭的經驗，寫出《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其中就指出：「革命根據地只有鄉村和小城市。其區域開始是非常之小，後來也並不很大。而且根據地是流動不定的；紅軍沒有真正鞏固的根據地。」「作戰線的不固定，影響到根據地領土的不固定。時大時小時縮時伸是經常的，此起彼落也往往發生。這種領土的流動性，完全是來源於戰爭的流動性。」這一對根據地流動性的論述，在陝甘邊根據地體現得十分典型，集中體現在流動時間長、流動幅度大。具體來說：陝甘邊根據地的創建歷時六年之久，並經歷了以寺村塬、照金和南梁為活動中心的三個發展階段，其中寺村塬、南梁兩個階段在甘肅境內，照金階段在陝西境內。
1.寺村塬階段。大革命失敗後，中國共產黨就先後派劉志丹、謝子長等一大批黨員和進步青年在西北地區進行「兵運」、「起義」等武裝鬥爭，但多次努力都最終失敗了。對此，劉志丹認為：失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軍事運動沒有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沒有建立起革命根據地。如果我們像毛澤東同志那樣，以井岡山為依託，搞武裝割據，建立根據地，逐步發展擴大游擊區，即使嚴重局面到來，我們也有站腳的地方和迴旋的餘地。現在最根本的一條，是要有根據地」。
1930年，劉志丹利用擔任隴東民團軍騎兵營長之機，領導了「太白收槍」，建立了革命武裝，並經過努力，在1931年9月，成立南梁游擊隊。1932年1月，部隊改稱西北反帝同盟軍，2月又稱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陝甘游擊隊成立後，開始執行游擊戰爭的行動綱領，4月在正寧縣寺村塬組建赤衛軍和農民聯合會，建立紅色政權——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委員15人，常務委員7人，李傑夫任主席，下設土地、肅反、財政、食糧等委員會。後來雖然沒能存在下來，但是一次重要的學習和實踐，影響深遠，揭開了中國共產黨在陝甘邊區創建革命根據地的序幕。
在陝甘邊工農武裝割據局面初步形成之際，陝西省委批評陝甘紅軍游擊隊在山區建立根據地是「執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要游擊隊到自然條件較好的平原地區去創建根據地。1932年6月，陝甘游擊隊撤離寺村塬，東進陝西韓城地區，遭受挫折後又返回寺村塬。7月下旬，陝西省委派省委常委李艮任游擊隊政委。李艮到游擊隊後，大批所謂的「機會主義領導」，並在群眾尚未充分發動起來的情況下，派出戰士在五頃原分配土地，限期20天內分配完畢。面對國民黨軍隊的進攻，李艮把鞏固和擴大根據地理解為軍事上的死守和強攻硬拼，致使游擊隊接連失利，被迫撤離寺村塬，根據地喪失。
2.照金階段。陝甘游擊隊撤離寺村塬後，分兵游擊，發動群眾，籌集糧款，補充隊伍，渡過了難關。1932年12月，陝甘游擊隊根據陝西省委的指示，開赴宜君縣轉角鎮，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第二團。陝西省委「左」傾領導人杜衡主持這次改編，他大力批判陝甘游擊隊的「右傾機會主義」，逼迫謝子長、閻紅彥等離開部隊，對劉志丹降職使用，自任紅二十六軍政委兼紅二團政委。紅二團成立後，堅決執行陝西省委的指示，積極開展游擊戰爭，肩負起創建以照金為中心的新根據地的重任。到1933年三四月間，紅二團在戰鬥中連連取勝，群眾鬥爭蓬勃發展，中共陝甘邊區特委、陝甘邊游擊隊總指揮部先後建立。4月5口，陝甘邊區第一次工農兵代表大會在照金召開，選舉產生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周冬至當選為主席，習仲勛為副主席。在這前後，還成立了紅軍醫院、被服廠、修械所等。照金根據地初步形成，「其地域以薛家寨為中心，東達胡家巷、高山槐，西至黃花山、七界石、馬欄川，北迄斷頭川、伍房川，南到桃渠原、高爾原、老牛坡，地跨耀縣、旬邑、淳化三縣邊界，方圓數十里」。
正當革命形勢不斷好轉之時，杜衡堅持錯誤路線，於1933年6月強令紅二團南下渭華地區建立新根據地，結果遭到數十倍於紅軍的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幾乎在終南山全軍覆沒，杜衡也被捕叛變，陝西省委遭到破壞。陝甘邊區的黨和人民經受了這一嚴重考驗，新成立的紅四團、耀縣三支隊、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補充進來，加強了軍事力量。8月，陝甘邊區特委在陳家坡召開擴大會議，討論重新組建主力紅軍的問題，並成立陝甘邊區紅軍臨時總指揮部。10月上旬，總指揮部決定紅軍主力南下轉外線作戰，以粉碎敵人的「圍剿」，雖在戰鬥中取得重大勝利，但照金留守的軍民寡不敵眾，堅持到10月中旬後被迫突圍，照金隨之陷落。
3.南梁階段。為解決革命面臨的困境，明確戰略方向和行動方針，陝甘邊區特委和紅軍臨時總指揮部於1933年1月在合水縣包家寨子召開聯席會議，總結經驗教訓，分析鬥爭形勢，撤銷陝甘邊區紅軍臨時總指揮部，恢複紅二十六軍，確定了劉志丹數次提出的以南梁為陝甘邊區革命活動中心等建黨、建軍、建立根據地的一系列正確的戰略方針，勾畫出了陝甘邊區革命鬥爭的基本格局。包家寨子會議後，陝甘邊區黨和紅軍立即投入創建以南梁為中心的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鬥爭。1934年2月，陝甘邊區革命委員會在南梁四合台恢複成立，習仲勛當選為主席，下設土地、勞動、財政、糧食、肅反、軍事、文化等委員會，行使根據地臨時政權的職責。隨著根據地的鞏固和擴大，臨時革命政權轉變為蘇維埃政權的條件逐漸成熟。11月，陝甘邊區工農兵代表大會在南梁荔園堡召開，正式選舉成立了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和陝甘邊區革命軍事委員會、陝甘邊區赤衛軍總指揮部，習仲勛當選為政府主席，劉志丹任軍委主席，朱志清任赤衛軍總指揮。這標誌著陝甘邊根據地的確立，是陝甘邊乃至西北革命鬥爭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1935年2月，在革命形勢的發展下，同時也為應對國民黨的重兵「圍剿」，中共陝甘邊區特委和陝北特委在安定縣周家礆召開聯席會議，成立了中共西北工委、西北軍委，正式統一了陝甘邊根據地和陝北根據地黨政軍的領導。這使陝甘地區的革命鬥爭進人新的發展階段，很快取得了反「圍剿」鬥爭的勝利，陝甘邊根據地和陝北根據地連成一片，其中，陝甘邊根據地的範圍「東到臨鎮，南到淳化、耀縣，西到慶陽、環縣，北到定邊、靖邊，面積達3萬多平方公里，人口近80萬；下轄南區、東區和中心三個行政單位。中心區包括華池、赤安、慶北、合水、安定、安塞等縣；南區轄正寧、寧縣、旬邑、淳耀、三原等縣；東區轄甘洛、中宜、富西等縣」。
1943年4月23日延安《解放日報》指出：「劉志丹同志遠離中央，能從革命實踐中體會馬列主義之精髓，使馬列主義之普遍真理具體實現於西北，在建軍建黨建政及領導革命戰爭中，其方針策略，無不立場堅定、實事求是、堅持黨的正確路線」，使根據地立於不敗之地。這對以劉志丹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努力探索建立陝甘邊根據地的艱辛歷程，作出了高度的評價。
1．在與上級的分歧中顧全大局，堅持真理
早在1931年秋，劉志丹、馬錫五曾經在橋山山脈中段南梁一帶做過廣泛深入的社會調查，認為這裡是敵人統治的薄弱環節，建立根據地有許多有利條件。但是，當時「左」傾錯誤指導下的陝西省委堅持南下關中，在平原地區建立根據地，一再否決劉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