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玉梅
（延安革命紀念館）
陝甘革命根據地由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和陝北根據地合併而成。陝甘革命根據地是劉志丹、謝子長等領導紅二十六軍和紅二十七軍經過多年艱苦戰鬥創建的，是中央紅軍和各路紅軍北上抗日的落腳點和出發點。
在王明「左」傾錯誤統治時期，南方各革命根據地先後喪失，各地紅軍被迫離開根據地，實行戰略轉移。與此同時，陝甘根據地不僅得到了鞏固，而且發展了，成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唯一沒有喪失的根據地。為什麼陝甘根據地和紅軍不但保存下來，而且得到了發展？本文主要論述陝甘根據地和紅軍發展的原因。
從客觀上講，陝甘地區位於祖國西北邊陲，遠離國民黨統治中心。境內地廣人稀，地瘠民貧，十年九荒，民不聊生，階級鬥爭尖銳。從隋朝劉加倫聚眾10萬大鬧延安府到李白成陝北起義，從清朝回民暴動到民國張九才造反，陝甘歷代農民揭竿而起的造反精神，鼓勵著貧苦農民起來鬥爭。同時，陝甘境內重巒疊嶂，溝壑縱橫，有利於開展游擊戰爭。
陝甘地區敵人力量薄弱，各派軍閥自成系統，沒有統一的組織指揮，如陝西楊虎城、井岳秀、吳新田，甘肅馬鴻賓、陳國璋，寧夏蘇雨生，青海馬步芳等，你爭我奪，屢起戰爭。
斯諾在《西行漫記》中對陝甘蘇區和紅軍的興起有一段精彩的描述：這裡，肯定地說，存在著早已成。熟的實行變革的條件。這裡，肯定地說，存在著人們要起來反對的東西，即使他們還沒有鬥爭的目標！因此，當紅星在西北出現時，無怪有千千萬萬的人起來歡迎它，把它當做希望和自由的象徵。
陝甘根據地和紅軍的發展，客觀原因是一個重要的方面，但是主要的、根本的是主觀上的原因，即以劉志丹、謝子長為代表的陝甘根據地的領導人，從實；際出發，制定了一套正確的政策和策略，並在革命和戰爭實踐中堅定地貫徹了這些政策和策略。因而，能！在錯綜複雜的環境之中，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保存了紅軍和根據地。
關於在哪裡建立根據地的問題，臨時中央主張建在「涇渭二水之間」的平原地帶，而陝西省委主張在西安附近政治經濟中心的三原，以及涇陽、高陵、咸陽等中心城市建立蘇維埃區域，並提出「沿渭河流域截斷渭河交通」。以劉志丹、謝子長為代表的陝甘地區黨組織和紅軍的領導人，根據井岡山根據地充分利用山險和邊界的成功經驗，從陝甘實際出發，拒絕了臨時中央和省委在平原地和大城市附近建立根據地的錯誤主張，而把根據地選在遠離中心城市、敵統治力量相對薄弱、群眾條件較好、黨的工作較有基礎的山地或省、縣邊界地區。例如，陝甘邊根據地選在位於旬邑、淳化、三原、耀縣、宜君、正寧等縣交界處橋山山脈南端，以照金為中心的地區和位於隴東花池、合水、慶陽和陝北保安、甘泉相毗鄰的橋山山脈中段，以南梁為中心的山地地區。陝北各根據地，都選在各縣交界地區，如神（木）府（谷）邊、佳（縣）吳（堡）邊、綏（德）清（澗）邊等。
關於戰術問題，陝西省委和中央駐北方代表強調「平原戰」、「陣地戰」，輕視游擊戰。而劉志丹、謝子長等根據中國革命戰爭敵強我弱的特點，堅持游擊戰。
遵義會議後，由於通訊聯路問題，中央駐北方代表未得到會議消息，仍繼續執行王明「左」傾錯誤，連續向陝甘根據地發出帶有不少「左」的主張的指示信。1935年秋，又向陝甘蘇區派出代表團，進一步在根據地推行「左」傾錯誤，主張在廣大的川陝甘青新地區開展蘇維埃運動。在軍事上提出「全線出擊」，命令紅軍攻打敵人重兵設防的瓦窯堡和清澗城。劉志丹等從實際出發，沒有執行這些錯誤指示。
劉志丹、謝子長等在反對「左」傾錯誤的同時，也注意同右的錯誤進行鬥爭。1933年春，抵制中共陝西省委把紅軍編成游擊隊、分散游擊的指示，同年夏，又制止了「南北分家」的錯誤主張。
清澗、渭華、旬邑起義失敗後，圍繞著建立軍隊、開展武裝鬥爭這一中心任務，陝甘地區黨組織進行了新的嘗試。根據陝甘地區軍閥眾多、山頭林立、各自為政等實際情況，陝甘地區黨組織決定採取「打進去，拉出來」的策略，即派黨員和革命分子打進軍閥部隊做兵運工作，一旦時機成熟，即把部隊拉出來，變軍閥武裝為人民武裝。如劉志丹和謝子長曾打人蘇雨生騎兵第四師、陳國璋隴東暫編第十四師等部隊從事兵運工作。此外，閻紅彥、賀晉年、吳岱峰、習仲勛、張秀山、王世泰等同志也都打人過軍閥部隊，進行兵運工作。由於沒有強大的革命武裝做後盾，結果拉出來的隊伍不多。陝甘地區黨組織遂改變策略，號召農民參軍，建立自己的武裝，當掌握了一定的武裝之後，即變「打進去，拉出來」的策略為「又打又拉」，「以打促拉」，迫敵分化，這種策略得到了較大的成功。1932年7月8日，高鵬飛在西華池率領甘肅警備第十一旅一團一營兩個連起義，後改編為陝甘游擊隊第三大隊。1933年7月21日，王泰吉在耀縣率領楊虎城騎兵團起義，組織了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1934年10月20日，黃龍山土著武裝賈得功部營長郭寶珊在慶陽率部起義，後改編為西北抗日義勇軍。
陝甘地區黨組織對敵鬥爭策略的又一個特點，是根據該地軍閥眾多、互相矛盾的實際情況，採取利用矛盾、在軍事上各個擊破的策略。如，陝甘邊紅軍在反對敵對南梁根據地的「圍剿」時，先打敵陝西警備騎兵旅，繼打敵甘肅隴東警備旅，再打井岳秀第八六師。陝北第一次反「圍剿」時，紅軍集中力量打井岳秀第八十六師。第二次反「圍剿」時，集中打高桂滋第八十四師。
陝甘黨組織對敵鬥爭策略的第三個特點，即團改造中間力量，如保運武裝、哥老會武裝等。陝甘瑚區幫會的成員大都是喪失土地的農民和破產的小手工業者，人數眾多，在群眾中影響很大。其著名的首領目如南梁堡的鄭德明、朱子清，喬河的田老五等。他們期組織哥老會、紅槍會、扇子會等會道門組織，同反利官府、土豪劣紳對抗。這些武裝，如引導得法，可以成為一支革命力量。劉志丹、謝子長等非常重視對這些武裝的團結教育，在他們堅持不懈的努力下，不少幫會的成員掩護過紅軍傷員，有些還參加了革命，如南梁哥老會的龍頭大爺鄭德明後來就成為該地赤衛隊的總指揮。
紅軍反「圍剿」作戰的基本方針是誘敵深入，在敵「圍剿」開始時，實行戰略退卻，利用根據地的有利條件，轉換敵我力量對比，爾後轉入反攻，打破敵「圍剿」。然而陝甘地區根據地範圍較小，紅軍力量較弱，另一方面，敵「圍剿」軍指揮不統一。根據這種情況，劉志丹、謝子長等沒有盲目照搬中央蘇區「誘做深入」的戰法，也沒有仿效川陝蘇區利用特殊的地形條件，實行「收緊陣地」的戰法，而是從陝甘地區的實際出發。採取「敵進我進」，即對敵之「圍剿」，以地方武裝在根據地內開展游擊活動，實行堅壁清野，袋擾、圍困和打擊敵人，主力紅軍則轉到外線，尋機殲敵，最後打破敵之「圍剿」。
集中兵力，以運動戰、速決戰各個殲滅敵人，這是紅軍作戰的基本方針和原則。陝甘紅軍充分發揮了我軍這一優勢。1934年2月，敵糾集八個團萬餘人，分八路向陝甘邊南梁根據地發起「圍剿」。紅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採取「敵進我進」的戰法，由南梁北上，轉移到外線，尋求有利戰機。3月初，紅軍聲言攻打保安，主力繞道進至吳起鎮以南三道川敵陝西警備騎兵旅的後方，連續作戰，速戰速決，經官廟、藺家砭、崖窯、高橋、李家梁戰鬥，殲敵四個多連。接著，揮師南下。4月11日，經一個多小時激戰，在西華池全殲運動之敵隴東警備第二旅第五團團部和七個連。戰後，繼續南下。5月10日，在淳化三里原遭遇戰中，速決全殲敵陝西遊擊支隊何全升部兩個連。這時，我紅四十二師發覺敵集中八個團上萬人發起新的進攻。鑒於敵人兵力過大，南線地形於我不利，部隊當機鯔斷，回師北上，尋機殲敵。同樣，陝北第一次反「嗍剿」時，謝子長統一指揮陝甘邊和陝北紅軍，於8月18日、22日和26日取得安定景武家塌、綏德張家屺台、河口鎮三戰三捷，徹底粉碎了敵人的「圍剿」。
聲東擊西，調動敵人，長途奔襲，擊敵不備，剖是陝甘紅軍經常採用的作戰手段，並取得重要戰果鞠其中，比較突出的是陝甘紅軍反敵第二次「圍剿」棚期，襲取延長城的戰鬥。1935年5月，西北軍委主刪兼前敵總指揮劉志丹為實現「紅五月打通陝甘邊和蒯北根據地聯繫」的總任務，在取得吳家寨、馬家坪圳鬥勝利後，率主力於5月20日進至清澗東北、綏德以南元定河一帶，決定採取聲東擊西的戰法，襲占延長為實現作戰企圖，我軍揚言打清澗、綏德，並示形書敵，主力則星夜秘密南下，隱蔽待機。時延長駐有敵正規軍和民團共400餘人。前敵總指揮為進一步調動分散敵人，遂以地方武裝一部在延長城東一帶虛張聲勢，調虎離山。主力待機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