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曉文
（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
西北革命根據地是在西北黨的各級組織和人民群眾萬眾一心、集體團結的奮鬥中，經過十多年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經過陝北、陝甘邊無數優秀兒女、革命先烈英勇不屈、前赴後繼的奉獻犧牲，在陝甘邊、陝北、神府地區開闢和創建的革命根據地。可以毫不誇張地說，西北根據地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由革命先烈的鮮血染紅的。
1935年2月5日，中共陝甘邊特委和陝北特委在安定縣周家礆召開聯席會議，正式成立了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選舉惠子俊為書記；成立中國工農紅軍西北軍事委員會，選舉劉志丹為軍委主席。由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和中國工農紅軍西北軍事委員會統一領導陝甘邊、陝北、神府蘇區的黨組織、軍事力量和政權組織。隨著國民黨對根據地的第二次「圍剿」被粉碎，紅軍主力發展到5000餘人，地方游擊隊4000餘人，又解放了6座縣城，蘇區擴大到30多個縣（蘇維埃縣），陝甘和陝北兩個根據地連成了一片，形成了一個面積3萬多平方公里，人口90萬的統一的西北革命根據地。
西北的黨組織和紅軍深深地紮根在人民群眾中，人民群眾衷心擁護劉志丹、謝子長，擁護黨和紅軍，是西北根據地真正得以鞏固和發展的銅牆鐵壁。
黨的領袖和高級幹部心裡有多少勞苦群眾，群眾的心裡就有多少黨的利益和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當人民群眾認識到中國共產黨、人民軍隊和人民政權是他們的命根子時，他們就會自發地形成銅牆鐵壁來保衛它。
在中共陝北特委的領導下，陝北地區的黨組織發展得很快。其問雖然受到「左」傾路線的危害和國民黨的破壞，但各級黨組織的多數成員都是土生土長的地方幹部，同當地群眾有著魚水關係；加之陝北地方偏僻，地廣人稀，不是國民黨的重點防範區域，所以陝北黨組織能夠多次排除「左」傾路線干擾和國民的破壞而取得自身的發展。中共陝北特委的負責人雖幾經變動，但多數同志在「左」傾錯誤面前能夠保持清醒頭腦，在同上級幾次失掉聯繫的關鍵時刻，能正確地領導黨組織和廣大黨員戰勝困難而取得勝利。可以說，沒有黨的正確領導，沒有中共陝北特委對各地黨的工作的指導，就不會有陝北這塊鞏固的革命根據地。
1933年7月23日—25日在陝北佳縣高起家窪舉行了陝北特委第四次擴大會議，特委代理書記馬明方，委員馬文瑞、畢維周、崔逢運（崔運）、魯學曾、常學恭、王兆卿及張達志、高長久、崔文憲（田夫）、崔逢吉（田民）、賈懷智、高朗亭、趙福祥、唐洪澄、張崗、魏崗、高錄孝等出席會議。馬明方主持會議並作工作報告。報告全面分析了陝北社會基本情況、革命形勢和敵我力量對比，闡述了在陝北開展游擊戰爭和創建農村根據地的重要性與可能性。報告指出開展武裝鬥爭的主客觀條件已經基本成熟，明確提出全面發動陝北游擊戰爭的新任務。會議一致認為「陝北具備了開展游擊戰爭的條件」，決定立即發動游擊戰爭，擴大武裝力量，開闢神府、綏清、安定戰略游擊區，創建革命根據地。
這次會議是陝北革命鬥爭史上一次極為重要的會議，它是陝北游擊戰爭由準備轉向全面發動，由秘密「活動」轉向公開武裝鬥爭的轉折點。
1933年8月3日，發生了「米脂事件」即「無定河畔六烈士」事件，陝北特委軍委書記王兆卿，特委委員畢維周，特委交通員高錄孝，米脂區委負責人王守義、高慶恩及崔明道六同志被叛徒出賣，英勇就義。陝北特委在敵人的屠殺面前，並沒有退縮，也沒有被嚇倒。1933年陝北特委在佳縣寨子溝召開會議，決心以六烈士為榜樣，繼續戰鬥下去。崔田夫、崔田民到綏德、清澗組織陝北游擊隊第二支隊，馬文瑞到神府組織陝北游擊隊第三支隊，馬明方到安定，張達志、高長久到佳縣、吳堡。陝北特委又開始戰鬥了。
由於「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危害，陝甘邊區和紅二十六軍走過了曲折的發展道路。1931年底，謝子長、劉志丹組建西北反帝同盟軍，後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游擊隊。1932年12月，杜衡召開成立大會，將陝甘游擊隊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第四十二師第二團。全團200多人。王世泰任團長，杜衡任政委，鄭毅任團參謀長，楊重遠任參謀主任，楊琪任管理處長，劉約三任經理處長，張秀山任一連連長；同時宣布撤銷劉志丹、謝子長、閻紅彥、楊重遠等同志的職務。經爭取，劉志丹被勉強留下，任政治處長。1933年6月，杜衡強令紅二團南下渭華地區，造成紅二團南下慘敗的結果。
1933年6月初，楊森到渭北游擊隊傳達陝西省委關於改編成立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紅四團的指示。7月21日，王泰吉領導的騎兵團在耀縣起義。
1933年8月14日，中共陝甘邊特委在照金蘇區的陳家坡召開了著名的陳家坡會議。參加會議的有秦舞山、張秀山、楊森、高崗、習仲勛、李妙齋、張邦英、陳學鼎、黃子祥、王柏棟等。會議經過討論，決定將紅軍游擊隊集中起來加強領導，統一指揮，成立紅軍臨時總指揮部，王泰吉任總指揮，高崗任政委。李妙齋任陝甘邊游擊隊總指揮部總指揮。在當時的情況下，這樣決策無疑是正確的。
1933年11月3日，陝甘特委和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召開了包家寨會議。會議決定將紅軍臨時總指揮部改編為紅二十六軍四十二師師部，王泰吉任師長，高崗任政委，劉志丹任副師長兼參謀長，楊森任紅四團政委兼紅四十二師黨委書記。會議決定成立紅三團，王世泰任團長。會議還決定建立三路游擊區和游擊隊，即安定區、南梁區、照金區，強世清、楊琪、張明吾分別任三路游擊隊總指揮。在照金根據地薛家寨失守後，又決定建立南梁根據地。陳家坡和包家寨這兩次陝甘特委召集的擴大會議，在陝甘邊區和紅二十六軍軍史上具有重要歷史意義。
1933年6月以後，陝甘邊根據地能夠快速發展壯大，主要是這個時期執行王明「左」傾路線的陝西省委出了叛徒杜衡，遭到破壞，在客觀上使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不能對陝甘邊根據地繼續產生影響。特別是陝甘邊根據地的黨組織經過革命鬥爭的錘鍊，產生了以劉志丹同志為核心的黨、政、軍領導集體，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更加成熟了，能夠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原則和鬥爭方向，按照游擊戰爭的規律進行頑強而又艱苦卓絕的鬥爭。
劉志丹和謝子長是最親密的戰友，他們都是西北人民最愛戴的領袖，是西北黨和紅軍最有威望的主要領導人，是陝甘寧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始人。陝北人民親切地叫他們「老謝」和「老劉」，足見他們同群眾心連心。他們都是陝北黨內開展對敵武裝鬥爭的最自覺的革命先鋒，是在實戰中成長起來的無產階級革命鐦家、政治家、軍事家。
謝子長比劉志丹大六歲，在陝北，是大革命中湧現的人人皆知的「謝青天」。志丹稱子長為大哥，他們在對敵鬥爭中結成了最親密的戰友。謝子長和劉志丹在領導和經歷了清澗起義、渭華起義的痛苦失敗之後，在共同的親密戰友唐澍等同志英勇犧牲之後，在黑暗中苦苦探索著人民解放的道路，他們一起被派回陝北，開展武裝鬥爭。
1929年2月，中共陝北特委在綏德張家岔召開擴大會議，謝子長被推舉為中共陝北特委軍委書記。4月，謝子長受命去宜川爭取梁占魁的綠林部隊，由劉志丹接替他出任陝北特委軍委書記。
1930年1月，謝子長與劉志丹共同到敵人力量薄弱的陝甘寧邊界地區開展武裝鬥爭，這是他們集多次，失敗之後的英明選擇。謝子長、劉志丹、張秀山、高崗、賀晉年等相繼打人寧夏駐軍騎兵第四師師長蘇雨；生部十旅。同年2月，馬鴻逵向蘇雨生開戰，十旅轉歸隴東民團軍總司令譚世霖部。1930年夏，謝子長、劉志丹、閻紅彥等在陝甘交界的三道川集結，卻再一次嘗到了失敗的苦果。「三道川事件」再一次教育了他們，白色的、灰色的都不好搞。1931年春，謝子長到平涼一帶從事兵運。在兩年半的共同戰鬥中，劉志丹、謝子長英勇頑強，歷經千辛萬苦，屢敗屢戰。正是在反覆的鬥爭和失敗中，使他們更加堅定成熟，也使他們的戰鬥友誼更加深厚。
1931年10月中旬，為了尋找劉志丹、謝子長，閻紅彥等率領晉西遊擊隊前往閻家窪，在紅柳溝遭遇張廷芝匪部。閻紅彥同志奮起出擊，不料掉下深溝，被摔得昏迷過去，幸未受重傷，蘇醒後，他攀山越嶺，尋找游擊隊。路經劉志丹家時，由劉家招待好吃喝，並派同志送閻紅彥回到部隊。10月下旬，晉西遊擊隊到達南梁地區，在閻家窪，劉志丹、閻紅彥、楊重遠等同志會合了。閻紅彥同志當即把自己最心愛的一支盒子槍贈送給劉志丹，作為見面禮，他們也是患難與共的親密戰友。
1931年10月30日，謝子長來到游擊隊，成立了謝子長、劉志丹、閻紅彥、楊重遠、胡廷俊、白錫林等同志組成的新的隊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