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根據地革命精神述論
梁星亮
（西北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
西北革命根據地從1932年9月渭北根據地建立起，中經1935年2月陝甘邊、陝北根據地的統一，至1937年2月改製為陝甘寧邊區，前後共歷四年又五個月。在北方諸多的革命根據地中，西北根據地規模之夫，鬥爭之艱苦，堅持時間之長，可謂獨樹一幟。其間，西北紅軍與根據地培養和造就了以劉志丹、謝子長為代表的卓越領導者，在他們的領導和培養下，還湧現出高崗、習仲勛、馬文瑞、張秀山、王世泰、賀晉年、閻紅彥、郭洪濤、張邦英、劉景范等一大批領導幹部，他們不僅為西北紅軍和根據地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也為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的勝利和研中同成立和建設立下了豐功偉績。尤為可貴的是，他們培育了激勵來者的革命精神，成為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寶貴的精神財富。在一定意義上說，這些精神財富成為後來延安精神的重要來源之一。
鄧小平曾經指出，過去我們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勝利，是靠實事求是。實事求是是黨的思想路線，西北革命根據地之所以成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全國十多塊根據地唯一完整保存下來的一塊根據地，成為中共中央和各路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其根本之點在於根據地的領導人堅持實事求是，審時度勢，從當地的具體實際出發建立紅軍和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和統一戰線工作。
陝甘革命根據地是劉志丹、謝子長、高崗、習仲勛等，根據毛澤東關於「工農武裝割據」的理論和這一地區革命鬥爭的具體實際，逐步創建和發展起來的。陝甘根據地的中心地帶南梁，地處陝西、甘肅、寧夏三省交界，是黃土高原的偏僻地區，地域遼闊，溝壑縱橫，又距離國民黨在西北統治中心的西安、蘭州、銀川等大城市距離較遠，反動統治勢力比較薄弱，基本上屬於「三不管」地區，利於建立革命武裝，也有開展游擊戰爭的迴旋餘地，為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地理優勢。劉志丹曾經說：連土匪搞幾支槍就可以在這裡佔山為王，弄得軍閥無可奈何，為什麼我們共產黨人不可以在這裡鬧革命呢？同時這小的階級矛盾尖銳，人民群眾具有強烈的革命要求，易於發動群眾和開展土地革命，在陝甘地區創建和發展革命根據地也有著良好的群眾基礎。根據地建立後，他們根據毛澤東在井岡山「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先後建立了正式的紅軍和三支游擊隊，開展艱苦的游擊戰爭和反「圍剿」鬥爭，於1934年11月在荔園堡正式建立了陝甘邊蘇維埃政府和革命軍事委員會。到1935年初，在劉志丹、謝子長、高崗、習仲勛等人的領導下，陝甘邊革命根據地已在東至宜川、西到定邊、南接耀縣、北迄靖邊，縱橫數百里的陝甘邊界廣大區域形成了鞏固的蘇區和游擊區。以甘肅慶陽的南梁為中心，在陝西保安、安塞、甘泉、富縣、宜川、中部、宜君、旬邑、淳化、耀縣和甘肅慶陽、合水、寧縣、正寧等縣的部分農村建立了工農政權，新設了陝甘邊南區及華池、赤安、慶北、安塞、赤淳、富西、富甘、合水、中宜、寧縣、正寧等11個蘇維埃縣治，成為後來西北革命根據地的重要組成部分。
土地革命戰爭中期，在黨的統一戰線工作受到「左」傾錯誤嚴重干擾的情況下，劉志丹等在建立根據地、開展游擊戰爭的同時，結合當地敵、我、友的實際，十分重視開展統一戰線工作，並取得了顯著的成就。劉志丹的老戰友習仲勛曾回憶說：劉志丹經常告誡戰友和部下，敵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多一個朋友，我們就增加一份力量，敵人就減少一份力量。為此，劉志丹提出「搞革命鬥爭要採取三種形式，即『紅色』（組建自己的武裝）、『白色』（做白軍工作，爭取國民黨部隊里的進步分子和愛國人士）、『灰色』（做土匪工作，改造哥老會，收編山大王）」，開展了艱苦的兵運工作和曲折的匪運工作。他積極爭取國民黨部隊里的愛國將領和進步人士，為我所用；改造哥老會，收編山大王，使他們棄暗投明，走上革命道路。在劉志丹的教育和影響下，陝甘寧地區的哥老會組織紛紛擁護共產黨的主張，其成員也踴躍參加革命。後來，中央紅軍長徵到達陝北後，對劉志丹重視改造哥老會的工作予以肯定。由此可見，堅持從實際出發，堅持實事求是的態度，正確分清敵友，化敵為友，是陝甘根據地成功發展的重要原因，這一成功的經驗，也為黨的統一戰線工作提供了豐富的思想內容。
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建的歷程，是一條充滿荊棘和坎坷的歷程。在這裡，既有惡劣的自然條件，直接威脅著紅軍和根據地的生存，也有國民黨反動軍閥的屢屢「圍剿」，使紅軍和根據地面臨著生與死的嚴峻考驗，更有黨內和根據地內部各種錯誤思想的干擾，使紅軍和根據地多次出現危機，幾瀕失敗的危險。儘管如此，他們沒有低頭，沒有屈服，保持著共產黨人始終不渝、堅貞不屈的英雄氣概。
謝子長是西北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他和劉志丹、高崗、習仲勛一樣，為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創建和發展西北根據地，雖出生人死，歷經挫折但鬥志不減，信念更堅，堪稱共產黨人的楷模。1934年8月的河口戰鬥中，謝子長不幸胸部中彈，雖經同志們再三勸說，他仍堅持不離開戰鬥崗位。起初，他騎在馬上指揮戰鬥，後來馬騎不成了，就坐在擔架上繼續工作。直到10月，他的身體實在難以支持，才離開部隊休養。當敵人偵探到他的行跡，圖謀殺害時，部隊多次輾轉轉移，看到如此情景，謝子長激憤地說：「抬我走吧，抬不動就一槍打死，你們逃命，絕對不要讓他們把我捉去。」當他感覺到自己的傷無好轉的希望時，痛苦地流著淚說：「就這樣死了，我對不起老百姓！」「我給他們做的事太少了！」不久，由於病情惡化，謝子長與世長辭，年僅39歲。謝子長不僅自己獻身革命，還教育全家成為一個革命的家庭。從1932年到1936年，短短几年間，他的親屬在戰場上犧牲和在刑場上就義的就有九人。為紀念謝子長，毛澤東曾兩次為他題詞並親自為謝子長墓碑題寫碑文，稱讚謝子長為「民族英雄」。朱德題詞稱讚謝子長為「陝北人民領袖」。
1935年九十月發生在根據地的錯誤「肅反」中，原紅二十六軍和陝甘蘇區的領導人受到毆打、受凍和挨餓等折磨。據黃羅斌回憶說：在「肅反」中，「我和七十八師師長楊森一同被捕，五花大綁，倒吊在房樑上」，「我們這些為革命赤膽忠心，在對敵鬥爭中出生人死的勇士們，頃刻問變成了『罪犯』。伴之而來的是大聲斥責、嚴酷的逼供和劈頭蓋臉的棍棒和皮鞭」。一次，「肅反」的執行者刑訊陝甘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張秀山，張秀山寧死不屈，慷慨地說：「我死，沒有問題！二十六軍創造不易，它是許多同志用頭顱換來的呀！」審到最後，張秀山放聲痛哭著呼喊：「你們可憐呵憐二十六軍罷！這裡邊的幹部，全是好的呀！」在革命戰爭年代，共產黨員在國民黨的黑牢里，在敵人的屠刀下，大多能做到捨生取義，視死如歸，因為那是對敵人。但在黨內鬥爭中，在組織面前，像張秀山這樣視黨性良知高於生命、寧死不講違心的話、在嚴刑逼供之下也絕不亂招亂供的共產黨員是不多見的。張秀山忠勇剛烈的氣概，就連「肅反」的執行者也受到了極大的震撼，開始懷疑陝北「肅反」「肯定是弄錯了」，「這裡恐怕有冤枉吧」！
革命的道路是曲折而艱險的，只有以百折不撓的奮鬥精神踏著這條道路一直走下去的人，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渭華起義失敗後，劉志丹、謝子長受陝西省委派遣，先後回到陝北，創建革命武裝，開闢根據地。1929年初，中共陝北特委作出關於在陝北開展軍事運動的決議。不久，謝子長受命到宜川鳳凰山做爭取改造地方武裝梁占魁部隊的工作。1930年夏，劉志丹、謝子長等趁隴東民團軍總司令譚世霖擴充勢力之機，成功地組建了一個團，爭取民團、哥老會，在陝、甘、寧邊界活動。秋，謝子長和劉志丹率部駐防慶陽、吳起邊界的三道川訓練隊伍，準備起義時，遭軍閥張廷芝部的襲擊而失敗。10月，劉志丹又借用譚部騎兵第六營的名義，巧襲合水縣太白鎮，將譚部第二十四營繳械，重組隊伍在保安、安塞一帶活動。
1931年2月，劉志丹率部在合水縣固城與趙連璧、同守孝、賈生財、唐青山等人的武裝會合，並進行整編，劉志丹任總指揮，下設四個連。部隊整編後，在寧縣張皮原又遭國民黨陳璉璋部謝紹安旅的襲擊，損失過半。4月，中共陝西省委指示劉志丹率部編人國民黨駐彬縣的蘇雨生部，任補充團團長。正當劉志丹以補充團名義擴充部隊、籌措軍需時，引起蘇雨生的注意而被逮捕。後經在國民黨陝西省政府任職的共產黨員南漢宸、民主人士杜斌丞和中共陝西省委的多方營救獲釋。劉志丹出獄後，繼續以陳畦璋部第十一旅旅長名義從事兵運工作。後又在寧縣早勝鎮遭到陳部高廣仁等的暗算，十一旅被繳械，劉志丹脫險回到保安。1932年5月，中共陝西省委派謝子長、焦維熾到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