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美傑
（中共陝西省委黨史研究室）
西北革命根據地是在土地革命戰爭後期，由陝北、陝甘邊兩塊根據地合併建立起來的。這塊根據地從其前期1932年3月建立的第一塊寺村塬根據地起至1937年2月成立的陝甘寧邊區時止，歷時四年又十一個月。這其間經歷了無數次曲折反覆，艱苦鬥爭。根據地軍民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和犧牲，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在西北革命根據地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大革命失敗後，共產黨人依靠自己創建的武裝力量，高舉土地革命的旗幟，堅持武裝鬥爭，在大江南北的廣大農村先後開闢了如井岡山、中央、湘鄂西、鄂豫皖等十多塊根據地。可是，一個時期的中央領導工作在「左」傾冒險主義和「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主持下，使蘇區黨的組織損失90％，白區損失殆盡。在中央根據地第五次反「圍剿」失利後，各根據地紅軍被迫先後撤離，進行戰略轉移。西北革命根據地在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馬明方等人的領導下，抵制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影響，帶領軍民從實際出發，執行正確的方針政策，貫徹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粉碎了國民黨軍一次又一次的「圍剿」，根據地不斷鞏固、擴大。在鼎盛時期，西北革命根據地東臨黃河之濱，西迄六盤山下，北到長城，南至橋山。曾建立陝甘邊、陝北、陝甘晉省，神府、關中特區等及所屬53個縣蘇維埃政府，成為比較完整的一塊較大的根據地。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被迫撤出中央根據地，開始戰略大轉移，進行長征。長征途中，中央政治局曾幾次召開會議討論落腳點的問題，有的沒有定論，有的雖然決定了方向和目標，但由於客觀形勢的變化未能實現。193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徵到達甘肅岷縣的哈達鋪。根據從當地找到的報紙上獲悉陝北紅軍和根據地仍然存在的情況，毛澤東提出到陝北去。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在通渭縣榜羅鎮召開會議，正式決定把長征的落腳點放在陝北。長征以來，這個一直困擾中央的問題，終於得到了解決。當紅軍行進到陝甘分界碑的六盤山山頂時，毛澤東高興地說：「我們已經走過了十個省，走下山去就進入第十一個省陝西省了，那裡是我們的根據地，我們的家。」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西北革命根據地，避免了國民黨軍接連不斷的堵截追擊，結束了一年來的長途跋涉。從此，開始了中國革命新的歷史時期。
從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長徵到達陝北至1937年2月，西北革命根據地就成為中共中央、中央軍委、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的所在地。中央黨政軍領導機關先後駐吳起鎮（今吳旗縣）、甘泉縣下寺灣、瓦窯堡（今子長縣）、保安（今志丹縣），1937年1月13日進駐延安。在這裡領導和指揮西北革命及全國各路紅軍突圍長征。1935年9月16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五軍長征首先到達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延川永坪鎮，與創建西北革命根據地的西北紅軍合併成立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五軍團，拉開了全國紅軍會師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序幕。11月6日，中央紅軍與紅十五軍團會師於甘泉縣象鼻子灣。1936年9月下旬，紅四方面軍和紅二方面軍到達甘肅南部。在西北根據地軍民的策應和大力支持下，10月9日，紅四方面軍指揮部到達會寧，與紅一方面軍會合。22日紅二方面軍的紅二軍團在靜寧將台堡、23日紅六軍團在興隆鎮同紅一方面軍會師。至此，全國各路紅軍主力會聚西北革命根據地。西北革命根據地真正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國工農紅軍的大本營和全國革命的領導中心。
中共中央到達陝北後，西北革命根據地就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這時，這裡發生的一切，無論是從時空或地點來看，都與西北革命根據地不無關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理論完整系統的形成和成功實踐也是如此。九一八事變和華北事變後，中國面臨著嚴重的民族危機。1935年8月1日，中國共產黨發表《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號召全國人民動員起來，「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接著黨領導了「一二·九」學生運動，掀起了要求停止內戰、抗日救亡的強大群眾鬥爭。這時的鬥爭目標一方面是號召民眾動員起來，積极參加抗日；一方面是揭露蔣介石不抵抗主義，投降賣國行徑，總的方針和口號是「反蔣抗日」。中共中央到達陝北還不到兩個月，就在西北革命根據地中心瓦窯堡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通過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制定了在新形勢下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瓦窯堡會議是統一戰線發展史上的一個里程碑，標誌著中國共產黨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完整系統理論和正確方針政策的形成。1936年5月，紅軍在中央機關駐地瓦窯堡，發出「停戰議和，一致抗日」的通電，並與當時進攻紅軍的國民黨東北軍和西北軍實現了停戰。這時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鬥爭策略，已由「反蔣抗日」發展到聯合各階層、各階級團結一致，共同抗日的「逼蔣抗日」。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迫使國民黨停止內戰。七七事變爆發後的1937年9月23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承認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實現了國共第二次合作，形成了新的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根據瓦窯堡會議精神，這個統一戰線不僅包括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等進步力量，而且包括民族資產階級、民主黨派、部分地方實力派和其他愛國分子等中間力量，還包括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大地主、大資產階級頑固派。確定了在統一戰線中堅持黨的領導和獨立自主原則，採取「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方針，執行「又團結又鬥爭，以鬥爭求團結」的政策，對消極抗日的反共頑固派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鬥爭。新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內容、原則、方針、政策等，都是在西北革命根據地形成和施行的，在這裡得到了成功的實踐。
中共中央根據新時期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所制定的新政策，或對過去所執行政策的修改和調整，也都是首先在西北革命根據地試行和執行的，有些是在這裡取得經驗後向其他根據地推廣或提供借鑒的。
牽制了國民黨大量軍隊，策應各路紅軍的戰略轉移。中央紅軍長征後，國民黨蔣介石在調集兵力圍堵追擊的同時，又調集軍隊「圍剿」西北革命根據地，致使其戰線拉長，南北不顧。1935年2月，蔣介石調集26個團的兵力，對西北革命根據地進行第二次「圍剿」。根據地紅軍在劉志丹等領導下，經過十多次戰鬥，先後解放了延長、延川、安定、安塞、靖邊、保安六座縣城，粉碎了國民黨軍的「圍剿」。當年7月，蔣介石又調集閻錫山、高桂滋、井岳秀、馬鴻逵等部15萬人，對西北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三次「圍剿」，妄圖一舉摧毀根據地，消滅西北紅軍，使長征中的各路紅軍無立足之地。在劉志丹指揮下，西北紅軍先後取得綏德縣老君殿、吳堡縣慕家原寨子、定仙墉、橫山等戰鬥的勝利，給進犯之敵以重創，使晉軍龜縮在黃河東岸，不敢西犯。西北根據地的反「圍剿」戰爭，牽制了國民黨大量兵力，客觀上起到了減輕各路紅軍在長征中的壓力，策應紅軍戰略轉移的積極作用。
壯大了革命武裝力量。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西北革命根據地前夕，根據地的正規紅軍部隊已發展到5000多人，各路游擊師，游擊縱隊、支隊總數已達4000多人，與紅二十五軍合編後的紅十五軍團，正規紅軍已近萬人。紅軍和游擊隊的裝備已有很大改善，戰略戰術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為了擴大和鞏固根據地，人民踴躍參加紅軍。1936年初，陝北省根據中央《關於猛烈擴大紅軍的指示》，接受中央下達招收7000人的任務，僅三個月時間，就有9000多人應徵人伍。富縣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裡，就招收1000多人參加紅軍，陝甘軍委軍事部派人組織成立獨立團，後編人紅二十九軍。短短几個月，紅軍和地方武裝力量就達到3萬多人，僅渡黃河東征的正規紅軍就有1.4萬多人。這支武裝力量與後來的紅二、四方面軍會合，成為抗日的急先鋒，中華民族的精英。
為黨和國家培養造就了一批高級幹部，西北革命根據地在劉志丹、謝子長的領導和培養下，湧現出了一批無產階級革命家、黨政軍高級領導幹部，如習仲勛、馬明方、馬文瑞、閻紅彥、楊森、楊琪、張秀山、張達志、王世泰、賀晉年、張策、郭洪濤、張邦英、龔逢春、劉景范、崔田民、蔡子偉、高朗亭、李赤然、王兆相等。他們不但為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和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為抗日戰爭和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立下了豐功偉績，而且為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
優良的傳統為後來形成的延安精神打下了基礎。在長期的革命鬥爭中，根據地形成了優良的傳統，如實事求是、艱苦奮鬥的精神。根據地和紅軍的領導者能夠抵制「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影響，從實際出發，制定方針政策。他們在領導群眾土改中，對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