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忠傑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中國共產黨到今年執政60年，這個60年是指掌握全國政權的60年。但其實並不止60年，因為在1949年之前，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黨就已經在很多地區局部執政了。甚至當年中央蘇區建立的政權，就叫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至少是名義上的全國性政權，雖然實際上當時不可能真正在全國執政。這樣一種歷史現象，是與獨特的中國革命道路聯繫在一起的。黨堅持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從中國的國情出發，探索有中國特色的革命道路。經過千辛萬苦，這條道路走出來了，並且取得了成就，獲得了勝利。這個道路的一個重要構件、元素或重要組成部分，就是建立局部的紅色政權。黨不僅需要開展武裝鬥爭，建立自己的人民武裝，也需要有自己的根據地。創建根據地的過程就是創建紅色政權的過程，也是黨開始執政的過程。這樣一些局部執政的政權，雖然時間比較短，但積累的經驗非常寶貴，為黨掌握全國政權之後更好地全面執政打下了重要基礎。陝甘邊根據地和當時全國其他十多個革命根據地以及後來的抗日民主根據地、解放戰爭時期的解放區一樣，都在這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因此，我們要充分肯定陝甘邊根據地的歷史地位和作用，認真總結我們黨創建紅色政權並局部執政的歷史經驗。圍繞這個主要之點，我想說下面幾層意思：
第一層意思，充分肯定陝甘邊根據地的地位和作用。
陝甘邊根據地與全國其他的根據地比起來，有共性，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但同時也有個性，有它的特點，所以在中國革命的進程中發揮了特殊的作用。這個作用不是僅僅從陝甘邊根據地本身就能完全看清楚的，而是要放到當時中國革命的全局當中考察看看它對這樣的全局發揮了什麼樣的作用。從這樣的視角出發，陝甘邊根據地一個非常重要的、必須加以注意的特點，就是對當時中國革命的全局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因而具有重要的地位，主要表現在五個方面：
第一，陝甘邊根據地作為當年碩果僅存的根據地，對中國革命的重心北移並構建新的戰略布局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由於種種原因，中國革命的區域性特點是非常明顯的。20世紀30年代中期之前，主要的重心在南方。革命力量、根據地多數集中在南方。當然，北方在黨的領導和組織之下，也發展了很多力量，逐步建立了一些根據地。陝甘邊根據地就是在北方建立的為數不多的根據地之一。但它的作用又並不僅僅局限在北方，而是在於30年代中期，當黨在南方遇到重大挫折的時候，在我們面臨抗日救國重大歷史任務的時候，在黨和紅軍隊伍實行戰略轉移的時候，陝甘邊根據地發揮了非常重要和特殊的作用，從而使黨在客觀、主觀因素的作用之下，把戰略重心轉移到了北方，進入到抗日的最前線，據此謀劃和布局了整個新的戰略格局。
第二，陝甘邊根據地作為黨中央和各路紅軍長征的落腳點，為革命隊伍休養生息、整合力量，實現新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就是我們常說的落腳點問題。紅軍實行戰略轉移，客觀原因是由於犯了「左」傾錯誤，丟失了根據地，被迫實行戰略轉移。但轉移到哪個地方去、具體落腳到什麼地方呢？這有一個研究和決策的過程，是隨著對戰略格局和敵我形勢的分析而逐步確定的。總的目標是向北方，便於走到抗日最前線，承擔起抗日救國的歷史使命，也便於保存力量。共產國際當時也希望我們到北方打通國際通道。雖然也曾經考慮過建立川陝根據地，但到北方是一個大方向。具體怎麼落腳？走到哪裡？這取決於很多情況。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之下，中央得知了北方的陝甘根據地保存得比較好，基礎比較好，所以自然而然地選擇了這樣一個落腳點。客觀上來說，陝甘邊根據地、陝北根據地等等，在當時來說，確實打了一個重要的基礎。雖然也有曲折，有危險，有不足，但總體上來說，在當時那樣的戰略形勢之下，有這樣一塊根據地是非常寶貴的。所以，各路紅軍尤其是中央紅軍到達了這裡，在這裡休養生息、整合力量、編製隊伍，為新的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某種程度上，由於找到了這樣一個落腳點，我們的革命力量走出了最低谷。由於反「圍剿」的失敗，革命從盛轉衰；但是有了這個落腳點之後，就進一步開始了以遵義會議為標誌的由衰向盛的進程。
第三，陝甘邊根據地作為八路軍挺進抗日的出發點，為推動實現國共合作，實施抗日武裝的戰略展開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也就是出發點的問題。到達陝北，還不是黨和革命隊伍的最終目的。到了陝北，到了陝甘寧，我們整合力量，目的是為了進一步承擔起抗日救國的使命，進一步擴大我們的力量，包括我們的根據地。所以，從這樣一個落腳點出發，進一步向東、向南，向其他地方實施戰略展開。對此，陝甘邊根據地提供了一個很好的基地。當時的八路軍經過整編之後，紛紛開赴抗日前線，創建了更多的新的根據地。這裡還需要提到一個國共合作問題。面對國家危亡的緊迫形勢，全體中華兒女都應該團結起來，實行堅決的抗戰。在這樣的環境之下如何實現國共的第二次合作，就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或者說任務。而當時國共兩方的軍隊，首先在陝甘邊、陝甘寧地區進行了溝通，開始了某種程度的合作，從而促成了西安事變的發生和和平解決。所以，在推進國共兩黨合作抗日方面，陝甘邊根據地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第四，陝甘邊根據地作為重要的後方保障基地，為發展邊區經濟、支援抗日前線、度過根據地的困難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們研究歷史往往比較側重於政治鬥爭的變化、軍事鬥爭的發展，但有時候會忽略經濟、忽略後方的建設及其地位與作用。但如果我們全面地認識一個地區一個根據地的作用，就不能不注意到，當時整個陝甘寧地區，包括陝甘邊、陝北等地區，為我們的革命和抗日力量提供了強大的後方支持，包括經濟上的支持。根據地開展大規模的生產運動，大力發展經濟。邊區人民用各種方式支援前線，特別是省出自己的糧食保證軍隊的供給。當時的陝甘邊地區包括慶陽地區雖然也有自己的困難但是，廣大人民群眾還是為整個陝甘寧地區的發展、對我們抗日軍隊的後勤保障，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這點是需要注意的。
第五，在陝甘邊和陝北根據地基礎上形成的陝甘寧邊區，作為黨中央13年的駐在地，為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陝甘邊和陝北根據地的基礎之上，進一步形成了整個陝甘寧邊區。黨中央的駐地是延安，但整個戰略依託點是陝甘寧邊區，黨中央在陝甘寧邊區前後一共堅持了13年。在這13年中，培養幹部、組織群眾、提高素質、積蓄力量。在這塊土地上，總覽全國，面向世界，運籌帷幄，指導中國革命的整個進程，克服困難，由弱轉強，最終走向了全面勝利。從這樣的意義上來說，延安的作用是歷史性的，擴而大之，陝甘寧邊區的作用也是歷史性的，其中，當然也包括陝甘邊地區的作用。
第二層意思，陝甘邊根據地的建設，提供了開展革命鬥爭和在局部地區執政的寶貴經驗。
這些經驗很豐富，很有特點。可以從不同角度加以概括。我覺得，有這麼幾條很需要特別注意：
第一，堅持從實際出發，採用最適當的鬥爭形式和戰略策略，反對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我們黨強調把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實際相結合，走自己的道路。這個道路，在不同的地區也有不同的特點。陝甘邊根據地與南方的一些根據地相比，有一些不同之處。比如說環境條件比較艱苦。當時黨的革命重心、戰略重心在南方，所以，大部分領導幹部被派往南方。但是，北方的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馬文瑞等同志能夠堅強地承擔起歷史重任，注意從北方地區，從當地的實際出發，採用最合適的形式開展革命鬥爭。總的是要學毛澤東，走井岡山道路，但具體又有很多不同的形式。譬如組織開展了好多次兵變；在根據地的布局方面也有一些重要的特點；特別是很注意開展統一戰線工作當時南方在這方面還恰恰出了不少問題。陝甘邊地區堅持從自己的實際出發，反對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所以在南方遇到失敗的時候還能有很大發展。這是難能可貴的。
第二，堅持以大局為重，加強團結合作，妥善處理黨內的不同意見乃至分歧。這方面，有經驗也有教訓。當年曾經有一個（時期），黨內「左」傾教條主義錯誤佔據了統治地位。這個錯誤也影響到陝甘邊根據地，甚至造成了嚴重後果。很自然的，黨內就會發生一些矛盾、分歧，「左」傾錯誤執行者用錯誤的方式對待這種分歧，造成了嚴重的危害和巨大的損失，這是很令人痛心的。但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到，陝甘邊根據地的領導者們，總體上都能夠以革命大局為重。特別是劉志丹、習仲勛同志在蒙受委屈、受到傷害的時候，革命的意志從來不動搖，而且，能夠以大局為重，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忍辱負重，維護黨和革命隊伍的團結，堅持革命鬥爭。對於根據地的建設和發展，在某些具體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