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與張國燾共事好幾年的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晚年寫的回憶錄中曾經這樣評價張國燾：「張國燾懷有野心，想當頭頭，一再製造分歧，破壞了兩軍會合後的團結局面。」他極深刻地指出：「伸手要權——分庭抗禮——自立『中央』，這就是張國燾的反黨三部曲。」徐向前的這個結論是公允的。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張國燾就是按照「三部曲」行事的。這就不可避免地與黨中央發生了尖銳的矛盾和對立，其外在的表現就是北上還是南下的戰略方針的爭論。
兩河口中央政治局會議結束後的第二天，即6月29日，中共中央召開了常委會議，任命張國燾為軍委副主席，徐向前、陳昌浩為軍委委員；發布了《松潘戰役計畫》，決定消滅松潘地區的胡宗南部，以利紅軍向北進入甘南；計畫派出李富春、劉伯承、林伯渠、李維漢組成的中央慰問團，到紅四方面軍駐地慰問，並傳達兩河口會議精神。
張國燾從兩河口一回到紅四方面軍總部所在地的理番縣的雜谷腦，馬上便推翻了自己曾在兩河口會議表示贊成的創建川陝甘蘇區的戰略方針。他於30日致電中央，提出南打大炮山，北取阿壩，在大小金川發展的戰略計畫。
這一計畫是明顯不妥的，黨中央仍堅持兩河口會議制定的戰略方針，並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於7月初，連續翻越了夢筆山、長板山、打鼓山、倉德山等長征中的一座座大雪山，向川西北的毛兒蓋進發。
張國燾見自己提出的戰略計畫未被中央採納，便借口「統一指揮」和「組織問題」沒有解決，故意拖延紅四方面軍北上，不積極實施松潘戰役計畫。
當李富春等人的中央慰問團來到紅四方面軍時，7月6日張國燾向李富春提出解決組織問題，李當即向中央作了彙報。
7月10日，張國燾又致電中央：「我軍宜速決統一指揮的組織問題」，公開向黨要權。他還授意陳昌浩致電中央「請森任軍委主席，朱總總前敵指揮（原件如此，應為前敵總指揮——作者注），……給軍委獨斷決行」，並威脅說若不這樣改組，就「不能集中領導」，「無法順利滅敵」。
黨中央認真而慎重地研究了組織問題。周恩來為顧全大局，團結紅四方面軍北上，主動辭去紅軍總政委的職務。
7月18日，中央常委會決定由張國燾任紅軍總政委，陳昌浩為軍委常委，博古任總政治部主任，李富春及紅四方面軍的一位同志任副主任。
總政委有最後拍板權，張國燾的權力欲得到了暫時的滿足，這才開始率領紅四方面軍北上。可是，時間已耽誤了近一個月，丟失了攻佔松潘的寶貴戰機。張國燾雖然實現了他三部曲中的第一部，但他還想「獨斷決行」，於是又製造障礙，試圖與中央分庭抗禮。由此，中央不得不召開一連串會議加以解決。
7月21、22日，中央政治局在蘆花召開會議，聽取張國燾關於紅四方面軍的情況彙報，肯定了紅四方面軍的政治路線、戰略戰術是正確的，指出輕敵、分散兵力是四次反「圍剿」失利的主要原因，退出川陝根據地後缺乏明確的發展方向，成立西北聯邦政府是不妥的。會議要求張國燾指揮紅四方面軍迅速到毛兒蓋集中，幾經曲折，張國燾最後才勉強同意。當日，軍委決定由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組成前敵總指揮部，徐向前兼總指揮，陳昌浩兼政委，葉劍英任參謀長。同時將紅一方面軍的第一、三、五、九軍團改稱第一、三、五、三十二軍，紅四方面軍的第四、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軍的番號不變。
張國燾要想「獨斷決行」也很難，因為他在中央政治局裡孤掌難嗚，是絕對少數。於是他便節外生枝，要求政治局開會解決「政治路線問題」。他的如意算盤是只要確定中央的「政治路線」有問題，改組中央就成了題中應有之義。為達到他在政治局裡占多數，他於7月下旬向中央提出了增加9位紅四方面軍同志進入中央政治局的要求。
黨中央再次作出妥協，於8月4日至6日，在毛兒蓋附近的沙窩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開得很緊張，雙方都有強烈反應。張國燾以進攻姿態指責中央政治路線有錯誤，氣勢咄咄逼人。
毛澤東、洛甫等在原則上不退讓，重申遵義會議對這個問題所作的結論，即軍事路線有錯誤，經遵義會議已得到糾正，特別是遵義會議後的中央路線是正確的。又形成了少數與多數的對立，張國燾再次感到孤立，便又提出了增加一些新人進政治局的問題。經過反覆協商，政治局決定補選紅四方面軍3個中央委員、3個候補中央委員，補選陳昌浩、周純全進政治局。張國燾雖不滿意，但也得到了部分滿足。會議重申了兩河口會議決定的北上戰略方針，強調創造川陝甘革命根據地是放在一、四方面軍面前的歷史任務；會議決定恢複紅一方面軍總部，由周恩來任司令兼政委；會議號召維護兩軍的團結，堅決同一切反對中央路線的右傾機會主義作鬥爭；會議最後通過了《中央關於一、四方面軍會合後的政治形勢與任務的決議》。
由於張國燾貽誤戰機，未能實現松潘作戰計畫，致使胡宗南的國民黨軍得以集中兵力於松潘，薛岳部也已進抵松潘東面的平武、文縣予以策應，使紅軍處於腹背受敵的危險局面。黨中央當機立斷，取消了松潘戰役的部署，紅軍總部擬定了《夏（河）洮（河）戰役計畫》，並決定把紅一、四方面軍混合編成左、右路軍北上。右路軍由紅一方面軍的第一、三軍和紅四方面軍的第四、三十軍、軍委縱隊組成，由前敵指揮部率領，經草地到班佑，黨中央隨右路軍行動。左路軍包括紅四方面軍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軍和紅一方面軍的第五、三十二軍，由朱德、張國燾、劉伯承的紅軍總司令部率領，經草地到阿壩，再到班佑與右路軍會合。
張國燾這個人為了權力，老是出爾反爾，甚至到了不講信用的地步。張國燾與朱德、劉伯承回到左路軍後，卻不執行沙窩會議重申的北上戰略方針，還對擁護北上的朱德、劉伯承加以排擠，對中央要左路軍即日出發、專力向北的電令拒不執行。
根據張國燾的表現，黨中央不得不於8月20日，在毛兒蓋再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關於夏洮戰役計畫的報告，從敵情、地形、經濟條件、民族條件、擴紅條件等方面，論證了紅軍的戰略方針應向東、向陝甘邊界發展，而不應向西、向青海新疆發展。毛澤東報告後，陳昌浩、王稼祥、凱豐、博古、林彪、徐向前等接連發言，一致同意毛澤東提出的戰略方針和戰役方針。會議最後形成了《關於目前戰略方針的補充決定》。這次會議，周恩來因病重，張國燾、朱德、劉伯承已去左路軍，彭德懷率第三軍（三軍團）殿後，均未參加會議。因而會上沒有節外生枝，是兩軍會合後第一次沒有發生爭執的重要會議。
毛兒蓋政治局擴大會議一結束，8月21日清晨，右路軍3萬多紅軍健兒，沿著楊成武率領的先頭團開闢的道路，踏進生死莫測的草地、走上了「敵人認為不敢走的道路」。
紅軍冒險所走的草地，就是川西北草原，歷來為松潘管轄，故又稱松潘草地。它縱橫300多公里，海拔3500米以上。河道迂迴，曲流橫生，片片沼澤，星羅棋布。不見樹木，茫茫野草，盤根錯節，結成草甸，覆於沼澤之上。
草地氣候變化無常，時而烈日炎炎，酷熱難當，時而電閃雷鳴，大雨傾盆。
紅軍戰士在草地行走，稍有不慎，就會陷入沼澤泥潭之中，被沼澤吞沒。紅軍右路軍就是在這樣惡劣的條件下，經過六七天的艱難行軍，終於走出了這「魔毯」般的草地，到達四川最北邊的半農半牧的班佑、巴西一帶。
黨中央知道張國燾北上意志不堅，恐中途發生變故，在過草地過程中的8月24日，將毛兒蓋會議所作的關於目前戰略方針的補充決定電告他，堅定他北進的思想。徐向前、陳昌浩也以張國煮老朋友、老部屬的身份致電他，敦促左路軍向右路軍靠攏，以便兩路集中向夏河、洮河、岷州前進。徐、陳的電報企盼誠懇：「……主力合而後分，兵家大忌，前途所關，盼立決復示，遲疑則誤盡中國革命大事。」右路軍的紅軍第三十軍於8月29日至31日，發起了包座戰役。紅軍指戰員頑強戰鬥，斃傷敵師長伍誠仁以下4000多人，俘敵800餘人，繳獲長短槍1500餘支、機槍50餘挺、電台1部和大批糧食、氂牛和馬匹，為紅軍北進甘南打開了勝利通道。此時的陳昌浩為紅軍前途憂慮，再次致電張國燾，殷殷催促「左路軍宜很快向北方進，不然前進道路必為敵阻」。
然而，張國燾卻不理會他沒有參加的毛兒蓋會議決定。他和紅軍總部駐在藏民最大的居住點阿壩，把大部隊擺在噶曲河（又稱白河）西岸，按兵不動。黨中央和右路軍在包座左等右等，就是不見左路軍動靜，十分焦急。
9月1日，毛澤東就找徐向前、陳昌浩商量，要他們再做做張總政委的工作。
他們3人聯名致電朱德和張國燾，催張速過草地；徐向前同時建議，「如果他們過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