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力挽狂瀾——長征中的重大決策 第四章 生死攸關轉折點——遵義會議

天黑得什麼也看不見,路滑得像潑了一層油。一支匆匆急行的隊伍中不時響起「卜通」、「卜通」的摔跤聲。摔跤後,行軍者就完全成了一個泥人。

有的草鞋被爛泥粘住了,怎麼也拽不起來。為了不掉隊,許多人乾脆赤著腳,繼續前進。

這支隊伍有100多人,清一色的國民黨軍服和槍械。由於泥水沾滿手、臉和全身,很難分清是哪一部分軍隊。其實,這支部隊主要是由紅軍六團三連和偵察排及全團二三十個司號員,以及十幾個經過教育的俘虜組成的,共同裝扮著敵軍模樣,冒雨向遵義進發。

紅軍突破烏江後,採取突然動作,嚴密包圍了距遵義30里的敵人一個外圍據點。經片刻戰鬥,便殲滅和俘虜了一個營的敵人,沒有一個漏網。在俘虜中,有一個連長、一個排長和十幾個出身貧寒的士兵,經教育後,向紅軍交代了遵義守敵的情況,並願意給紅軍帶路,進攻遵義。總參謀長劉伯承便使出計謀,用裝扮的這支隊伍去智取遵義。

急行軍兩個多小時,大雨漸漸地停了。透過夜幕看見半空中有一點燈光,「到了,前面就是遵義城上崗樓的燈光,」俘虜兵悄悄告訴領隊的營長曾寶堂。於是,隊伍便零亂地散開,裝成敗退下來的樣子,慌慌張張向城根跑去。

「幹什麼的?」城樓上發出一句兇狠的喊聲,同時聽到「嘩啦」一聲槍栓的聲響。「自己人!」俘虜兵用貴州話從容地回答。「哪一部分?」城樓上又問。

「我們是外圍營的,今天叫『共軍』包圍了,營長也被打死了。我是一連連長,領著一部分弟兄好歹逃了出來。」俘虜連長按照紅軍事先教給他的話,悲悲切切地訴說道,「現在『共匪』還在追我們,請趕快開開門,救救我們!」「你們營長叫什麼名字?」敵人還想考問一下。俘虜連長毫不遲疑地答上了。城樓上沒有聲息,似乎在研究情況。

為了不讓敵人過多地考慮,紅軍戰士們又組織了一次「攻勢」。大家亂嘈嘈地叫喊:「快開開門啊!」有的裝著哀求:「麻煩麻煩哪,求求你們啦!」有的像很著急似地呼叫:「『共匪』馬上就追來啦,你們快點呀!……」「吵吵什麼!」大概是個當官的,向城下責罵了一句,大家一下都不吭聲了。這時從城樓上射下來幾道手電筒光,在城下人們身上晃來晃去,是想證實一下是不是「自己人」。當他們看到城下的人穿的都是自己人的服裝,戴的是大蓋帽時,才高聲說:「你們等著,這就給你們開門。」不一會,城門栓「嘩啦」一聲卸下了,隨著「吱、吱」兩聲響,又高又厚的城門敞開了。紅軍戰士蜂擁而入,兩個開門的敵軍士兵驚慌地問擁入的人群:「怎麼『共匪』來得這麼快呀!」「是啊,現在已經進了遵義城啦!」偵察排的幾個戰士立即把槍口頂上了那兩個開門人的太陽穴,厲聲說:「告訴你們,我們就是中國工農紅軍!」「啊!」兩個敵兵嚇癱在地。

跟隨先頭分隊的紅軍大隊人馬,也都很快擁進城。偵察排收拾了城樓上的敵人,割斷了電話線。二三十個司號員一齊吹響了衝鋒號。霎時,遵義城內軍號嘹亮,槍聲四起,衝殺的呼喊聲,驚心的哭叫聲響成一片。許多敵人還沒來得及穿衣服就當了俘虜,少數動作快的狼狽不堪地從北門逃竄了。

1月7日清晨,太陽還沒有出來,遵義城便宣告解放。遵義是黔北首府,貴州第二大名城,是漢苗黎各族商旅雲集之所,也是黔北各種土特產的集散地。街上鱗次櫛比的店鋪和樓房,顯示出市面的繁榮和物產的豐富。這是紅軍長征以來奪取的第一座繁華的中等城市。

1月9日下午,紅軍領導人和大部隊進城。當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博古、洛甫、王稼祥等,走上萬里路南端的豐樂橋(現改名為迎紅橋)時,擁擠在橋頭的遵義工人、農民、學生、居民和工商業者,敲鑼打鼓,燃放鞭炮,高喊著「歡迎紅軍」、「歡迎朱毛總司令」的口號,呈現出一派歡騰景象。

隨後,紅軍廣泛開展了宣傳和發動群眾的工作,打土豪,分田地,廢除苛捐雜稅,組織工會、農會,還成立了工農兵臨時政府——遵義縣革命委員會,推選了25名委員。

1月12日,在遵義市省立第三中學操場上,召開了遵義有史以來最大的群眾集會——萬人大會。會場上懸掛著「只有蘇維埃才能救中國」的巨幅橫標。會場內外,萬頭攢動,旗幟如林。毛澤東、朱德和總政代主任李富春,先後發表了演說。他們用簡潔、通俗的語言,闡明了中華蘇維埃政府和紅軍的政治主張,揭露了蔣介石的反革命欺騙宣傳。這次大會,爭取了「民心」,激發了遵義人民跟著共產黨鬧革命的熱情。

遵義市老城子尹路(現紅旗路)80號,是黔軍二十五軍二師師長柏輝章的私邸。高牆重門內一幢青磚砌成的兩層樓房,是30年代遵義城首屈一指的建築。

主樓坐北朝南,為中西合壁建築,堂房保留了中國古代建築「砌上明造」的結構風格。紅軍進駐遵義後,軍委總司令部就駐於此樓內。這裡也就成了遵義會議的會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這座主樓二樓的客廳內,舉行了政治局擴大會議。

出席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陳雲、博古(秦邦憲)、洛甫(張聞天);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何克全);紅軍指揮員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中央秘書長鄧小平;軍事顧問李德和翻譯伍修權。

會議由博古主持。中心議題是:決定和審查黎平會議作出的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的問題;檢討在第五次反「圍剿」與突圍轉移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教訓。

按照事先的安排,博古首先在會上作了關於反第五次「圍剿」的主報告。

他雖然對軍事上的錯誤作了一定檢討,但只是一筆帶過,而著重強調的卻是客觀原因。他說,第五次「圍剿」不能在中央蘇區粉碎的原因,主要是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力量過於強大,蘇區的物質條件差,黨對白區工農群眾反帝反國民黨鬥爭的領導不夠有力,瓦解白軍的工作薄弱,各蘇區紅軍互相配合不夠緊密等等。在他看來,在客觀上敵人的第五次「圍剿」是根本不能粉碎的,主觀上也沒法粉碎。

毛澤東一邊聽,一邊從大衣口袋裡掏出一疊毛邊紙,不時地記著什麼,一會便記了好幾頁。顯然,他對博古的報告很不滿意。其他與會者,臉上也流露出不滿的情緒。

接著,周恩來作了關於第五次反「圍剿」軍事問題的副報告。由於周恩來當時的地位和職權,他的報告和他的態度將對會議具有決定性影響,因而與會者都十分認真聽講。周恩來詳細說明了中央紅軍的戰略戰術,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和離開中央蘇區的原因。他與博古不同的是,重點指出了主觀上的錯誤,對博古、李德不點名地進行了批評。更可貴的是,他對軍事指揮上的錯誤,勇敢地誠懇地進行了自我批評。最後,他平和、坦然他說:「我對這些錯誤負有責任,歡迎大家批評。」

聽了周恩來四五十分鐘的報告,與會者油然生出一種敬意,情緒為之一振。而李德聽後卻很不舒服。他已經感覺到,周的報告把錯誤原因放在主觀上,並且明顯地與博古和他劃清了界限。無疑,他和博古將成為與會者主要的攻擊對象,因而一個勁地抽著雪茄來排解不滿。博古和凱豐聽後也眉頭緊皺,很不是滋味。

主、副報告作完之後,就是大家發言,討論這兩個報告。洛甫先站了起來,從衣袋裡拿出與毛澤東、王稼祥事先討論過的發言提綱,嚴肅他說:「針對剛才博古同志的報告,我想講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對的地方,請諸位批判。」接著,他從第五次反「圍剿」鬥爭開始,分析單純防禦路線與「短促突擊」理論使紅軍從運動戰轉變到陣地戰,造成了作戰的不利,講到突圍中驚慌失措的逃跑和搬家式的行動,講到李德極端惡劣的領導方式,講到博古應負的主要責任等。洛甫擺事實講道理,像剝筍一樣層層闡述博古報告的錯誤,並且上綱上線,認為博古的報告是一個機會主義的報告。洛甫的發言足足一個多小時,火藥味很濃,把平時指戰員們積壓多日的對博古、李德的不滿,一下子統統端了出來,引起了與會者的震驚,同時又感到非常解渴。因此,大家認為,洛甫的報告,是一份很好的針對博古的反報告,無疑是一顆打擊左傾盲動主義軍事路線的重磅炮彈。

三個報告作完之後,夜已經很深了。第二天白天,軍委領導們還要處理戰事和日常事務,會議便暫時告一段落。大家回去休息、思考和醞釀,第二天夜裡再繼續開會。

第二天晚飯後不久,會議便開始了。過去開會不像現在正規和隆重,既不排名次,也不固定座位,各人隨便找把椅子便坐下來,基本圍繞會場中心的一張長條桌,距離有遠有近。只有李德,由於心情不佳,坐在門口靠近走廊的地方。這樣,伍修權也只好坐在他邊上,以便翻譯。

會議剛開始,毛澤東便一改以往「後發制人」的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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