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冬，十九兵團領導機關奉命進駐西安，兼陝西軍區，留第六十五軍駐守寧夏（兼寧夏軍區），擔任剿匪和守備任務；第六十四軍移駐甘肅、寶雞地區，擔任修築寶（雞）天（水）鐵路的任務；第六十三軍則移至三原地區進行整訓，並以一部分兵力支援修築寶天鐵路。各軍在完成其主要任務的同時，普遍開展大生產運動，進行軍事訓練和政治、文化學習，並支援地方政府完成土地改革、民主建政和生產建設等任務。
從戰爭轉入和平環境之後，我這個度過二十多年戎馬生涯的人，並沒有鬆一口氣，憑多年的鬥爭經驗，我仍居安思危，一直注視著國內外階級鬥爭風雲的變幻。當我察覺到在和平環境下，指戰員們逐漸滋長「馬放南山，解甲歸田」的思想，嚮往「三十畝地一頭牛，老婆孩子熱炕頭」的小農生活，深感到這種和平麻痹思想對部隊建設有很大的危害，立即在部隊普遍開展形勢和戰備任務教育，要求指戰員重溫毛澤東主席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深刻領會「人民解放軍永遠是一個戰鬥隊」的教導，在生產勞動中要時刻緊握手中武器，抓緊時間學習殺敵本領。
一九五零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鮮戰爭爆發，美帝國主義在入侵朝鮮的同時，武裝佔領我國領土台灣，並以其海空軍不斷侵犯我國的領海領空，加緊對我國進行武裝挑釁。面對急劇變化的國際形勢，我經常提醒大家：「和美帝國主義必有一戰！」事實上我對這一戰早有思想準備。我和楊得志司令員在西安居住的一年中，每人都和自己的妻子兒女住在兩間破舊的小平房裡，過著戰時一樣的簡樸生活。在我們領導幹部的帶動下，下屬各級幹部從不考慮經營自己的安樂窩，一直保持著臨戰的狀態。
當時為了提高幹部的軍政素質，以加強部隊的建設，我根據多年辦學經驗，請示上級批准，於一九五零年一月以原京津糾察總隊隊部大部和第二、四大隊（其前身為華北軍政大學）為基礎，在西安組建了第十九兵團軍政幹部學校，從一九五零年夏至一九五二年夏兩年多時間裡，有預見地先後訓練了三期營、連、排幹部和部分知識青年，培養軍政幹部和醫務、後勤幹部五千二百多名。這一大批幹部，對提高部隊的戰鬥力，保證抗美援朝戰爭中不斷充實基層骨幹，爭取戰爭的勝利，作出了很大的貢獻。與此同時，由於加強了部隊的教育訓練，部隊保持了高昂的鬥志，戰鬥力也進一步提高。
一九五零年十月一日，在歡慶新中國第一個國慶節時，我兵團抽調了六十三軍一個步兵師到西安，接受第一野戰軍彭德懷司令員和西北地區黨政軍領導的檢閱，彙報了十九兵團在正規化、現代化革命軍隊的建設中所取得的成績，顯示了我軍堅強的戰鬥力和保衛新中國的決心。
「樹欲靜而風不止」。正當我兵團剿滅了賀蘭山區的股匪，完成寶天鐵路最艱苦路段的土石方任務百分之五十三——四百六十四萬多立方隧洞、路基的修築；歡慶二三十萬畝開荒地喜獲第一季糧食豐收，有的正在開鐮收割的時候，一九五零年九月十五日，美國侵略軍打著聯合國軍的旗號在仁川登陸，並迅速越過三八線，把戰火燒向我國的邊界。兄弟的朝鮮人民處於危急關頭，祖國的安全遭到嚴重威脅。
十月四日下午，彭德懷司令員奉命乘中央派來的專機飛往北京，十月五日，楊得志和我等兵團領導同志接到軍委主席毛澤東同志發來的急電：第十九兵團十二月五日前到達津浦鐵路線之山東兗州、泰安、滕縣一線集合待命，準備保衛東北邊防和抗美援朝。接到命令後，我立即主持兵團黨委會研究，堅決執行中央的指示，發出動員令，組織部隊緊張而有秩序地進行著各項準備工作。
各軍接到動員令後，立即行動起來，放下鋼釺、鐵鍬、鋤頭、鐮刀和書本，扛起槍桿、背起背包，以師為單位迅速集中進行動員教育。當時部隊大部分指戰員都參加過進軍大西北的戰鬥，一聽黨中央發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號召，個個磨拳擦掌，紛紛遞送決心書、請戰書，全體指戰員人人簽名，一致上書黨中央、毛主席請求入朝參戰，求戰情緒十分高漲。
十一月二十二日，楊得志和我率兵團領導機關離開西安向充州開進，各軍則由副司令員葛宴春率領於月底先後乘車或千里行軍開赴鄒縣、滕縣地區集結待命。兵團機關剛到兗州不幾天，楊得志和我就接到軍委通知，朱德總司令在京召見我們兩人，當面交代任務。我們把工作稍作安排後，立即趕到北京。朱老總在中南海接見我們，詳細地詢問了部隊的人員編製、武器裝備、軍政素質和組織紀律、思想動態等各方面的情況後說：「老彭到前面已經兩個多月了。仗打得不錯，但相當艱苦。他發回一些電報，主席是滿意的，朝鮮的金日成同志也是滿意的，你們可以看看，了解情況。老彭對你們十九兵團比較熟悉，指名點將要你們部隊入朝。所以主席、恩來同志要我找你們談一談，了解些情況，督促一下。看你們還有什麼問題需要中央幫助解決的？」
楊得志向朱老總報告說，兵團準備最近召開一次團以上幹部會議，進一步深入戰鬥動員，針對朝鮮戰場和美軍的特點，研究現代聯合兵種作戰的學習、指揮、政治工作和後勤保障等問題。接著，我向朱老總彙報說：「部隊接到抗美援朝動員令後，經過形勢任務教育，士氣比較高漲，紛紛寫請戰書、決心書，個個簽名要求入朝參戰。但是，由於入朝參戰是第一次出國作戰，主要對手是武裝到牙齒的美帝國主義，打的又是現代化立體戰爭，幹部戰士普遍心中無數；加之長期以來社會上崇美恐美思想的影響，部分同志特別是從國民黨軍隊中『解放』過來的一些基層幹部和戰士，還存在恐美情緒，怕美帝國主義的飛機、大炮、坦克、原子彈，怕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這次團以上幹部會議就想著重解決這個思想問題，樹立仇視、鄙視、蔑視美帝國主義的思想，激發『敢打必勝』的鬥志，同時研究在現代戰爭條件下的政治工作問題。如果朱總司令能到山東參加這次會議，作一次指示，對我們兵團全體指戰員將是極大的鼓勵。」朱總司令欣然應允。
不幾天，朱總司令便到了兗州，向團以上幹部作形勢與任務的報告。朱老總精闢地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和抗美援朝兩次戰役勝利後朝鮮戰場的有利形勢，反覆闡明毛主席關於「一切反動派都是紙老虎」的觀點，鼓勵大家樹立「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思想去奪取勝利。同時，他告誡大家一定不要滿足現有的準備和部隊旺盛的求戰情緒，把各種困難都擺出來，群策群力想辦法去解決，這樣，到朝鮮戰場上同敵人交手就有勝利的把握了。
會議期間，朱老總視察了駐究州的一些部隊，還接受了我們的請求，為六十三軍的《前線報》題寫了刊名。臨返京前，朱老總還贈給師以上幹部每人一冊劉伯承翻譯的蘇沃洛夫的軍事名著《兵團戰術概論》，每本書的扉頁上他都親筆簽了名，給我的那本書上還題寫：「志民同志，努力學習」並簽了名。朱總司令的關懷和教導，對臨出征前的我兵團全體指戰員是極大的鼓舞和鞭策，使大家更加堅定了敢打必勝的信心和勇氣。
在團以上幹部會議上，我作了《關於出國作戰的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報告在分析了朝鮮戰局，講述了志願軍出國作戰的意義、目的和取得戰爭勝利的條件之後，重點闡明戰時政治工作的特點和可能遇到的困難以及戰時政治工作的要求與實施方法。我強調指出，當前必須連續地深入正確地進行動員解釋工作，在部隊中說明抗美援朝戰爭的正義性，樹立仇視、鄙視、蔑視美帝國主義的思想，提高對美帝的仇恨心；說明中朝兩國唇齒相依的血肉關係，我們援助朝鮮人民就是保家衛國的實際行動；要不斷宣傳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後與朝鮮人民軍並肩戰鬥所取得的偉大勝利和作戰經驗；宣揚朝鮮人民及人民軍英勇鬥爭的精神，要求大家發揚國際主義精神，愛護朝鮮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擁護朝鮮人民政府，擁護金日成將軍，主動積極地搞好與朝鮮人民、人民軍的團結；說明戰爭的艱苦性與勝利的前途，思想上準備大打、長打，正視困難、克服困難、爭取最後的勝利。
我在報告中還要求各級黨委重視後勤政治工作，重視敵軍工作和民運工作；最後，我特彆強調戰時政治工作要發揚實事求是的雷厲風行的作風，採用統一領導和分散掌握的方法，發揮政治工作的準確性和頑強性，保證戰爭的勝利。為此，我又重申一九四八年我任晉察冀野戰軍第二縱隊政治委員時提出的戰時政治工作必須培養「五到」、「五快」作風的經驗，要求各級政治機關和政工幹部必須做到「五到」、「五快」。會後，兵團政治部還將我在一九四八年那篇報告翻印下發連隊，供幹部學習參考。「五到」、「五快」作風的培養使各級政治機關和政工幹部很快從和平環境轉入臨戰狀態，更好地發揮政治工作的作用。
早在一九五零年十月，我兵團接到參加抗美援朝的命令時，我就和楊得志司令員、葛宴春副司令員等同志商定，及時從司、政、後機關抽調二十幾名幹部，組成「赴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