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千成萬的革命青年湧入抗大，尋求抗日救國的真理。那麼，抗大怎樣才能成為名副其實的革命熔爐，把他們培養鍛煉成為堅強的革命者呢？加強黨對抗大的領導是辦好抗大的關鍵。
抗大要不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個問題是抗大創建初期以毛澤東同志為代表的黨中央與王明等人的錯誤主張鬥爭的焦點。當時，王明等人提出「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妄圖取消黨的領導，改變抗大的性質，把抗大辦成所謂「統一戰線」的軍事學校。毛澤東同志與王明的錯誤主張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他在一九三八年十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的報告中，系統而深刻地批判了王明「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的右傾錯誤。在抗大的建設問題上再三強調：抗大是一個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軍事性質的學校，不是什麼統一戰線的組織；抗大的整個領導權都在共產黨手裡，學生的絕大部分都是共產主義者，或者傾向共產主義的，所以，抗大就比昔日的黃埔軍校更革命、更進步，能夠為民族和社會的解放作出更加偉大的貢獻。經驗證明，黨對抗大的堅強領導，是把抗大辦成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使抗大成為培養鍛煉革命青年的大熔爐，在抗日烽火中發展壯大的根本保證。
黨中央、中央軍委把辦好抗大作為我黨我軍的一項基本建設，十分重視加強對抗大的領導。在抗大籌辦初期，有些部隊的領導幹部由於對培養幹部的意義認識不足，只著眼於當時工作的需要，不願意把好的幹部送學校培養。毛澤東同志特地在一九三六年五月召開的「大相寺會議」上，反覆闡明培養幹部的戰略意義，動員各部隊黨委把眼光放遠一點，保質保量地把優秀幹部選送入學。在抗大創辦過程中，黨中央對抗大的工作經常給予指導。一九三九年一月，抗大進行工作檢查，向黨中央寫了檢查總結報告，中央還就此專門作了《關於抗大工作檢查總結決議》，對抗大的成績給予了肯定和鼓勵。一九三九年七月，黨中央根據當時敵我鬥爭的形勢、任務，適時作出了抗大總校挺進敵後，在各抗日根據地普遍建立分校的決定，並對留在延安的第三分校進行工作檢查，發出了《關於整理抗大問題的指示》，再次強調學校必須以教學為中心，加強學生的思想政治工作。此後，中央還經常通過電報、文件，要求各中央局、各部隊加強對所屬抗大分校的領導，並對抗大的工作繼續進行指導。一九四三年春，黨中央、中央軍委又適時地作出抗大總校及第二、第七分校返回陝甘寧邊區辦學的決定。這些重要決策，保證了抗大在錯綜複雜的鬥爭環境中不斷發展壯大，更好地發揮它的作用。
毛澤東同志對抗大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可以說，抗大是在他親手創建和直接領導下成長、發展起來的。為了加強對抗大的領導，毛澤東同志親自兼任抗大教育委員會主席，從制定教育方針、審定教學計畫、確定領導班子等重大問題，到參加抗大集會、給教職學員講演、上課、個別談話、出版校刊等實際工作，都抓得很緊。現在編入《毛澤東選集》的不少重要著作，如《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矛盾論》、《實踐論》、《論持久戰》等，當年都是毛澤東同志作為演講或課程講義在抗大首先發表的。《反對自由主義》這篇名著，也是一九三七年十月毛澤東同志應抗大政治部副主任胡耀邦的特約而為抗大校刊《思想戰線》第一期撰寫的文章。
周恩來、朱德、劉少奇、洛甫（張聞天）、博古（秦邦憲）、玉稼祥、羅邁（李維漢）、陳雲等中央領導同志對抗大也十分關懷。每期開學、畢業典禮和重要集會，在延安的中央領導同志都儘可能參加，而且擔任抗大的兼職教員，經常給抗大作報告、演講或上課。抗戰期間，周恩來同志大部分時間在重慶、西安等地領導統一戰線工作，朱德、劉少奇、彭德懷等同志也大部分時間在前線，但他們每次回延安，都到抗大演講或作報告。每當中央領導同志到抗大演講或作報告時，全校教職學員在露天會場集合，背包一放，席地而坐，首長站在講台上，也沒有擴音器，亮開嗓子就講起來。聽眾有什麼問題，寫張條子遞上去，請求解答；首長侃侃而談，講到興奮處，嗓門一提高，加上有力的手勢，全場幾千人，個個屏息聆聽，鴉雀無聲，專心致志地記筆記；話音一落，掌聲雷動，有時還夾雜著口號聲，全場氣氛是那麼熱烈，那麼令人振奮，即使寒冬臘月，紛紛揚揚的雪花，也會頓時化成團團熱氣，升騰九霄！
一九三八年九月，劉少奇同志到抗大作了題為《共產主義事業是人類歷史上空前偉大而艱難的事業》的演講。他談到了共產主義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描繪了共產主義要最後地消滅剝削、消滅階級、解放全人類，把人類社會推進到空前未有的、無限光明的、無限美妙的幸福境地。他還勉勵青年要樹立共產主義偉大而崇高的理想，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身。後來，他整理、補充了這個講稿，作為《論共產黨員修養》中的一個部分，流傳至今，成為共產黨員必讀的好教材。當時，陳雲同志是黨中央的組織部長，經常應邀到抗大講演或上「黨的建設」課程。一九三八年九月，他到抗大作過一次《論幹部政策》的報告，精闢他講述了我們黨的「用人之道」。他用「了解人；氣量大；用得好；愛護人」十二個字概括了我們黨的幹部政策。他說，每個幹部都有其長處和短處，只有了解幹部，才能用好乾部，揚長避短。他特彆強調領導者的態度要好，對有缺點錯誤的幹部多教育幫助，不要戴大帽子，使人敢於說話，敢於做事。他的講話是那麼親切，那麼沁人肺腑，使幹部打心眼裡感到黨的溫暖。
黨中央重視加強對抗大的領導，為各級黨委作了表率。各抗日根據地的中央局，軍分會和領導同志也都把辦好抗大分校作為一項戰略任務。陳毅、彭雪楓、李先念、陳賡、粟裕、黃克誠、張愛萍等同志都曾兼任過分校的校長，親自抓抗大的工作。第一分校在太行山區時，劉伯承、鄧小平同志也曾到分校作過報告和指導工作。一九三九年九月，抗大總校挺進敵後進入晉察冀邊區時，聶榮臻同志親自指揮部隊掩護抗大通過敵人封鎖線，並給抗大師生作過報告。抗大第二分校及其附屬陸軍中學、附設中學也是在聶榮臻同志的領導和關懷下創建和發展起來的。一九三九年十一月初，賀龍同志率部正在晉察冀邊區作戰，見抗大師生還身著單衣，馬上決定把準備發給第一二零師部隊的棉衣先撥給抗大。當抗大師生穿上嶄新的棉衣時，都從心底里感念賀老總的一片深情。
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高瞻遠矚，認為要辦好抗大，選配好一套強有力的領導班子是個關鍵，一定要配好配強，把好鋼用在刀刃上。事實正是這樣，抗大曆任的領導幹部，諸如劉伯承、徐向前、楊尚昆、羅瑞卿、張際春、滕代遠、何長工、李井泉、彭紹輝和許光達、莫文驊、胡耀邦等同志，都是建黨初期、北伐戰爭或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幹部，不僅久經鬥爭考驗，有豐富的戰爭經驗和政治工作經驗，而且有較高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理論修養和領導水平；政治思想敏銳，接受新鮮事物快；民主作風好，善於聯繫群眾，辦學經驗也比較豐富，深受教職學員的愛戴。
要辦好抗大，還需要一支堅強的、有較高水平的教職員隊伍。建校之初，第一、二科的工作人員只有十四人，專職教員僅三人，面對著繁重的教學任務，中央首長和中央機關的幹部都積極前來兼課。這個辦法對解決當時教員缺乏的困難起了很大作用，但終非長久之計，所以，從第二期開始，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就下決心從機關和部隊中抽調一批軍政素養比較好的幹部，到抗大擔任教職員。第三期之後，每期又從學員隊中抽調一批優秀畢業生，經過各種訓練班培訓後，充實教職員隊伍，逐步建立起具有較高文化程度和豐富的軍事、政治理論知識的教學隊伍。例如老幹部中，徐向前、羅瑞卿、李逸民、馮達飛等同志都是黃埔軍校早期的學生，在土地革命戰爭中大部擔任過高級指揮員；王智濤同志一九二五年就到蘇聯軍事院校留學和工作，一九三三年回國後，長期從事軍事教育工作，可謂軍事教育方面的專家；謝翰文、張如心、楊蘭史、羅世文、吳亮平等同志也是長期從事黨的政治教育工作，在馬列主義理論方面有較深造詣的老教育家。「七七事變」後，從大後方來到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的同志中，還有一批著名的學者、教授，如總校的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張慶率；分校的馮定、薛暮橋、江隆基、張力之等同志，都是二十年代或三十年代初在理論界、教育界就有一定影響的知名人士。這兩部分同志是抗大教員隊伍中的中堅力量，在他們的培養下，逐步擴大教學隊伍，到一九三八年四月第四期開學時，全校教職員隊伍就已發展到一千三百八十六人，比第一期全校總人數還多。
黨中央和毛澤東同志對抗大的教員十分關懷，除加強思想教育外，很重視提高教員的政治地位，樹立教員的威信，照顧教員的生活。一九三七年，延安的物質生活極端艱苦，除糧食外，每人每天的菜金才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