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之濱，集合著一群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
人類解放，救國的責任，全靠我們自己來擔承。
同學們，努力學習，團結、緊張、嚴肅、活潑，我們的作風。
同學們，積極工作，艱苦奮鬥，英勇犧牲，我們的傳統。
象黃河之水，洶湧澎湃，把日寇驅逐於國土之東，
向著新社會，前進，前進，我們是勞動者的先鋒！
五十年的歲月流逝，我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但是，當年成千上萬英姿颯爽的革命青年高唱《中國人民抗日軍政大學校歌》的嘹亮歌聲，仍常在我的耳邊縈繞；他們生龍活虎般的身影又在我的眼前浮現。
抗大這一批又一批熱血青年來自何方？他們基本上來自三個方面：一部分是經過土地革命戰爭和長征戰鬥考驗的紅軍老幹部，他們是我軍的抵柱，抗大的棟樑；一部分是八路軍、新四軍和各抗日根據地的幹部（包括一些白區地下黨組織的幹部），他們經過抗大的培養提高後，又回到各部隊、各地區帶兵打仗，或帶領群眾進行抗日鬥爭和根據地建設，成為抗日戰爭中一支堅強的骨幹力量；再一部分就是來自全國各地的革命知識青年，他們在抗日救亡運動高潮的推動下，來到延安和各個抗日根據地，經過抗大的培養鍛煉，又播撒到全軍和全國各地，成為抗日戰爭中各條戰線一支朝氣蓬勃的生力軍。這三部分同志從長城內外、大江南北，彙集於黃河之濱、寶塔山下，彙集於太行山上和各個抗日根據地，團結在共產黨的旗幟下，擔負起抗日救國、人類解放的重任。他們都不愧是中華民族優秀的子孫，都不愧是勞動者的先鋒。
各部隊的幹部到抗大學習，一般都是由各級領導選送來的，雖然有的也要通過敵人的封鎖線，跋山涉水，歷經艱辛，但他們都有各級領導統一安排，負責接送，少有象各地革命知識青年投奔延安和各抗日根據地那樣艱難、曲折。所以，這裡我著重記述各地革命知識青年進入抗大的一些情況。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帝國主義不斷擴大對我國的侵略。在這民族生死存亡的緊要關頭，蔣介石的不抵抗主義和迫害抗日愛國志士的罪行，激怒了迫切要求抗日的全國各階層人民特別是廣大的革命青年。他們把驅逐日寇、拯救中華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和人民軍隊身上。一九三七年「六七事變」後，延安便成為全國人民矚目的革命聖地，抗戰的中心。抗大，也就隨之成為全國青年，特別是革命知識青年嚮往的革命熔爐。因此，一批又一批的革命知識青年，不遠千里，衝破日寇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層層封鎖線，來到抗大尋求抗日救國的真理，參加抗日戰爭。據統計，僅一九三八年五月至八月的四個月時間，從武漢、西安等地「八路軍辦事處」介紹到延安的革命青年就多達二千二百八十八人。當時毛澤東同志曾一再指示：「革命青年」四個大字，就是抗大學生的入學條件；要求做到「革命青年，來者不拒」；要把抗大的招生廣告從延安貼到西安，每根電線杆都貼上一張，向全國革命青年大開入學之門。那時候我們政治機關接待了許多革命青年，也看過不少他們寫的自傳，耳聞目睹了許多動人的故事，至今記憶猶新。
蔣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內」的反動政策，先後把東北三省的大好河山拱手讓給日本帝國主義。最早遭到日寇鐵蹄蹂躪的東北人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東北青年從親身的痛苦經歷中，深刻體會到國破家亡、人如草芥的慘境。他們經常聚集在一起，用悲壯、嗚咽的歌喉唱起「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用歌聲抒發懷念故鄉的愁思，用淚水沖刷胸中的鬱悶，探索著救國救家的道路。一九三五年十月紅軍長徵到達陝北之後，東北流亡學生從我們黨的《八一宣言》和紅軍東征、西征的積極行動中，看到了抗日救國的希望，陸續有人投奔陝北；「七七事變」之後，更是大批擁進延安，進入抗大。東北大學電機系學生李東野等十幾個同學，同數以萬計的東北流亡學生一樣，從東北流亡到關內，在北平參加了「一二九運動」和抗日宣傳工作，用耳聞目睹的事實，揭露日寇的血腥罪行，喚起民眾的愛國熱忱。北平淪陷後，他們再次流亡到濟南、南京。其中有些學生，一九三七年冬在中共東北特委和東北救亡總會的教育幫助下，到山東和冀中參加游擊戰爭，李東野等一批同學則經南京八路軍辦事處介紹，投奔延安，在抗大第三期學習。老家在黑龍江邊的女學生白竟凡，「九一人事變」後，為了不當亡國奴，年僅十五歲就獨自隨著逃難的人流到了北平，投考國立東北中山中學。北平淪陷之後，她跟著學校輾轉逃亡到國民黨的大後方，積极參加學校抗日宣傳工作。但那裡是「賣國有功，抗日有罪」的世界，她終於被學校當局開除了。在這最困難的時刻，東北救亡總會成都分會收容了她，留她在分會工作。一九三九年七月，東北救亡總會領導人高崇民把她帶回西安工作。不久，又介紹她到延安，開始在女子大學，爾後進抗大東北幹部訓練隊學習。
北平、天津是我們黨領導的「一二九運動」的策源地，也是當時國民黨統治區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從一九三六年春開始，國立北平大學法商學院地下黨員、學生抗日救國會主席彭友今、委員郭奇等一些平津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就陸續奔赴延安，進入抗大學習。當時還留在學校的北平大學法商學院學生抗日救國會委員兼糾察總隊長牛克倫和他的同學劉唯寧以及國立師範大學學生宮克非、郝仁初等許多積極分子，經過「一二九運動」的戰鬥鍛煉，政治上也逐漸成熟，在黨和「中華民族解放先鋒隊」（簡稱「民先隊」）的領導下，繼續開展抗日救亡運動。一九三七年七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軍進佔北平，他們流亡天津後又與天津的流亡學生一起，輾轉到了煙台、濟南、鄭州、開封等地，組織平津流亡學生會，接待、組織流亡同學，分赴各個抗日根據地。十二月初，他們也分批經過西安，到了抗大。牛克倫一到抗大第三期九隊學習，當天便被選為「救亡室」（即俱樂部）主任，不到一個月，就被吸收入黨，繼續發揮骨幹作用。在風起雲湧的抗日救亡運動的影響下，有許多出身於資產階級或封建地主家庭的知識青年，也毅然走上革命道路，來到抗大。這裡，我只講一個很典型的例子：一九三九年春的一天，袁世凱的親外孫、清朝兩廣總督張人駿的孫子張象耆放學回家，恰遇日軍一個大官進北平城，沿途日、偽軍警戒備森嚴，耀武揚威，把十六歲的張象耆堵在東四牌樓大街上，回不了家。張象耆年少氣盛，發了幾句牢騷，被一個日本兵聽到了，啪、啪兩記耳光就落在張象耆的腮幫上，打得他眼冒金星，腮幫火辣辣地疼。他回到家去，蒙著被子大哭，屈辱、憤懣、惱怒使他幾天幾夜吃不下飯，睡不著覺。日本兵的兩記耳光打醒了這位埋頭讀書的「小少爺」，使他親身嘗到當「亡國奴」的奇恥大辱。從此，他在「民先隊」和進步同學的教育幫助下，很快地覺醒。後來，他上了輔仁大學，參加了「民先隊」，積極投入抗日鬥爭。一九四二年八月，他與封建官僚家庭決裂，化名艾地（諧音：意即熱愛自己祖國的土地），逃離北平，通過敵人的封鎖線，進入晉察冀抗大第二分校，入了黨，從「小少爺」轉變為一個共產主義戰士。四十多年來，他經受了種種考驗，一直堅持革命，從事黨的教育事業，成為中央黨校的哲學副教授。
繼平、津淪陷之後，上海、南京、武漢等許多大、中城市又相繼淪亡。越來越多的知識青年流浪他鄉，無家可歸；即使隨著國民黨政府流亡大後方想為抗日盡點「匹夫之責」，也是處處受到限制，不得自由。所以，許多革命青年在到處碰壁之後，終於投奔了抗大。天津南開大學魯子敬、邢方群、丁志剛、陳健等青年學生，隨學校流亡到重慶，不滿國民黨政府的消極抗戰，就聯名寫信給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周恩來同志。周恩來同志親筆給這些仿惶的年輕人回了信，熱情地鼓勵他們繼續發揚抗日救國精神，並向他們建議：畢業之後，繼續升學也好，到前線去也好，只要堅持抗日，到處都可以發揮青年的作用。他們收到周恩來同志熱情關懷的回信，受到很大鼓舞。魯子敬、丁志剛、陳健等同學，通過地下黨的聯繫，介紹到延安，進入抗大。一九三八年二月，成都電報局的助理會計員石於、周榮國兩名知識青年，寫信給朱德總司令，要求參加八路軍上前線殺敵報國。朱總司令親筆給他們回信說：「只要你們有決心，能背著行李到八路軍總部來，我們表示熱烈歡迎。」他們收到回信後，十分高興，馬上準備行裝出發。但因當時臨汾失守，交通受阻，石於和周榮國便從成都經漢口到西安，然後背著背包步行到延安抗大學習。
當時在淪陷區和國民黨統治區的革命青年要尋找抗日之路也是不容易的，有的要幾經周折才找到通向抗大的大門。一九三九年春天，安徽省灘溪縣十八歲的知識青年戴著生想投筆從戎，獨自跑到國民黨一支「游擊隊」中去當宣傳員。開始時，他幹得挺帶勁，向群眾宣傳抗日道理，教唱救亡歌曲。可是，過幾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