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陝北瓦窯堡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分析了當時的政治形勢和國內階級關係的新變化。會議認為，日本帝國主義繼「九一八」事變侵佔我國東北三省之後，進一步又向華北發動新的侵略，企圖吞併華北五省；而國民黨蔣介石政府繼續堅持其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國人民的極大義憤，北平學生在黨的領導下發起「一二九」運動，喊出的「反對華北自治運動」、「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停止內戰一致對外」等口號，獲得了全國人民熱烈的支持和聲援，掀起了全國抗日救國的新高潮。在這個新形勢下，會議通過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規定了黨在新形勢下的策略路線：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對當前主要的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賊頭子蔣介石；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任務。在軍事方面，確定紅軍的發展方嚮應當向東，「準備直接對日作戰」，「把國內戰爭同民族戰爭結合起來」，並指出了游擊戰爭在戰略上的重大作用。為了貫徹「瓦窯堡會議」精神，「打通抗日路線」，準備對日直接作戰，並以此推動「一二九」運動在全國掀起的抗日救亡高潮，一九三六年二月，中央決定以第一方面軍主力組成中國人民抗日先鋒軍東渡黃河，挺進山西，準備奔赴抗日第一線。
抗日先鋒軍由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治委員，葉劍英任參謀長，王稼祥（後為楊尚昆）任政治部主任。由第一軍團組成右路軍，下轄第一師、第二師、第四師和第八十一師；由第十五軍團組成左路軍，下轄第七十三師、第七十五師、第七十八師；由第三十軍組成中路軍，下轄第三十軍、第十五軍團第二二四團和第八十一師一個營。二月初，我調任第四師第十一團政治委員，同團長羅開桂一起率部參加右路軍的東征行列。
二月十九日前後，抗日先鋒軍右路軍在毛澤東、彭德懷的直接指揮下，先後集結於陝西省吳堡以南的溝口一帶，準備東渡黃河。此時，山西軍閥、國民黨太原綏靖公署主任閻錫山已將其兵力二十五個旅作了二線部署，以其第七十一師的三個旅在黃河東岸沿黑峪口至禹門口三百多公里的正面構築工事作一線防禦；其餘各旅分布於臨汾、長治、晉城、太原和渾源、大同等地區作為二線機動；同時，還以其佔據在黃河西岸的吳堡、義合和神木、府谷等地區的第一零一師四個旅牽制我軍兵力，以阻止我軍渡河。彭德懷為保證部隊順利渡河，親自帶領參謀人員到渡口察看地形，選擇渡口，組織動員皮筏子、木船等渡河工具，做好充分的渡河準備工作。二月二十日（農曆正月二十八日）晚上，利用月黑夜趁敵不備強渡黃河，一氣衝破敵人防線，迅速佔領山西省中陽縣的苗譽鎮、三交鎮一線。與此同時，左路軍亦從陝西省清澗縣的河口強渡，並迅速佔領了山西省石樓縣的義牒鎮、塘馬鎮一線。至二十三日，抗日先鋒軍已控制了黃河東岸南北五十餘公里、東西三十五公里的地區，站穩了腳跟。
閻錫山見紅軍已渡河，馬上將其黃河西岸的四個旅調到東岸的離石、中陽地區，令其同擔任河防的第七十一師，牽制我軍東進；同時，調動太原、臨汾、大同、長治的部隊向我渡河部隊反撲。面對多路前來圍攻的敵人，毛澤東、彭德懷仍採取集中兵力打敵一路至兩路的戰法，二月二十五日，左路軍於石樓與隰縣之間殲敵第六十九師先頭旅的兩個營之後，二十六日，我們右路軍又在中陽、隰縣、石樓、孝義四縣交界處的關上村殲敵獨立第2旅一個團，控制了這一作戰樞紐地帶。
閻錫山在丟失關上村這個要點後，立即組織十四個旅進行反擊。我們抗日先鋒軍又集中左、右兩路軍主力在孝義縣大麥郊地區的兌九峪將敵第六十六師、第六十八師擊潰，粉碎了閻錫山組織的第一次反擊。與此同時，守衛陝北根據地的紅二十八軍也乘敵第一零一師四個旅由黃河西岸調往黃河東岸之際，奪取西岸的吳堡、葭（佳）縣、神木、府谷地區，鞏固和擴大了陝北根據地。
蔣介石得知我抗日先鋒軍已東渡黃河，三月上旬，急令陳誠率九個師增援閻錫山阻止我軍東進，開赴抗日前線。我抗日先鋒軍為了擴大戰果，決心在蔣介石軍隊入晉之前，向南向北發展勝利。三月十六日，我軍自兌九峪沿汾河、同蒲鐵路南下；三月十九日，右路軍到達霍縣，左路軍也進抵靈石附近掩護右路軍作戰。此時，閻錫山已集中了十二個旅的兵力在中陽、石樓、隰縣、孝義地區企圖尋找我軍主力作戰，毛澤東、彭德懷即利用此時晉東南敵軍減弱的時機，留下中路軍在這一地區與閻錫山十二個旅周旋，箝制敵軍主力；而左路軍於三月十八日從靈石北進，經文水、交城、晉祠，威逼太原；我們右路軍則繼續南下，佔領曲沃、襄陵、洪洞、趙城、臨汾、霍城等六個縣的廣大農村，破壞敵鐵路一百餘公里，並大力開展群眾工作。
當時，由於我軍剛剛結束長征不久，部隊指戰員的體力尚未很好恢複，武器裝備也大大不如閻錫山的部隊。所以，彭德懷在團以上幹部會議上反覆強調，紅軍指戰員大多是經過長征鍛煉的骨幹，為了保存紅軍的實力，在戰鬥中主要應採取襲擊的手段，一般不採取攻堅戰，以減少傷亡，爭取以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勝利。我們紅四師自霍縣南下後，首先攻打趙城。那天晚上，我們十一團擔任主攻任務，但趙城這座縣城很小很小，配合我們攻城的炮兵營瞄準要打東門，結果稍一誤差，炮彈飛到西門去了，鬧了個笑話。由於趙城縣很小，城牆又堅固，敵人集中兵力固守，我們打了一個晚上沒能打開，黎明時分就撤走了。接著，我們團又配合十團攻打洪洞縣城，仍未奏效，就轉移到洪洞縣城附近的曲亭鎮，在這一帶農村開展抗日宣傳活動，進行擴大紅軍的工作。
我們在開展抗日宣傳活動中首先遇到一個所謂「主張公道團」（簡稱「公道團」）的反動組織問題。原來，我紅一方面軍到達陝北後，陝北紅色根據地逐漸擴大，紅軍在群眾中的影響也日益增強，這樣，與陝北僅一水之隔的山西土皇帝閻錫山便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終日，想出許多「防共反共」的辦法，有什麼「軍事防共」、「政治防共」、「經濟防共」、「思想防共」和「民眾防共」等等，花樣頗多。他一手組織的「主張公道團」即是所謂「民眾防共」的一大「傑作」。
閻錫山專為「防共反共」而組織的這個「公道團」是以地主、富農為核心的有一定社會基礎的群眾性組織，是閻錫山「自強救國同志會」反動骨幹組織操縱下的外圍組織之一。他們在太原成立「公道團」總團部，閻錫山自任總團長，並在各縣、區、村成立各級團部，由太原總團部派出經過專門訓練的骨幹到各縣、區「公道團」擔任團長、副團長，並由各縣「公道團」選拔訓練村團長，層層控制，組織十分嚴密。
「公道團」又稱「好人團」。閻錫山把這個反動組織冠以「主張公道」的名字，欺騙群眾說：「共產黨有共產主義，我們也有主義，我們的主義是『公道主義』」；「共產黨有組織，我們也有組織，我們的組織是『好人團體』。這是我們組織的宗旨。」他還欺騙群眾說：「共產主義不公道」，誣衊共產黨和工農群眾是「壞人」。他說：「今天我教你們組織『主張公道團』，就是教你們拿出力氣制裁壞人，消除社會不平，建立社會公道，消滅共禍。」一語道破了他組織「公道團」的反共目的。
閻錫山為了欺騙群眾，曾親自編了六首「防共歌」，普遍印發各村，強迫「公道團」團員及群眾學唱，在限期內不會唱者便當眾辱罵、罰跪、頂磚頭，因而不少人哭泣逃避，不願學唱。他編造的「防共歌」胡說什麼「共產黨共產共妻」，「共產黨殺人如割草」；土地革命是「先甜後辣」等等，使不明真相的群眾對紅軍產生恐懼心理，不敢同紅軍接近。針對這種情況，我們各部隊積極開展群眾工作，以實際行動揭破敵人的謠言。我們團住在老百姓家，都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幫助老鄉挑水、掃地、推磨拉碾，為群眾治病、理髮，有的還幫助窮苦群眾修補窯洞，以嚴明的軍紀和良好的作風說明我們是老百性自己的隊伍。同時，我們還積極宣傳紅軍的宗旨，宣傳共產黨的抗日主張和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揭露蔣介石、閻錫山勾結日寇、出賣主權，阻撓我軍東進坑日的罪行。
我們問群眾：「閻錫山說他主張公道，你們看，閻錫山在山西稱王稱霸，橫行無忌，苛捐雜稅和各種差役多如牛毛；他公開販賣鴉片，百般盤剝百姓，搜刮民脂民膏；他的軍隊到處搶劫財物，敲詐勒索，濫殺無辜百姓；地主惡霸橫行鄉里，地祖高利貸象條條繩索捆綁著貧苦農民，這都是公道嗎？」
「我們紅軍積極東進抗日，經過山西，所到之處秋毫無犯，公買公賣，與老百姓親如一家，誰見過紅軍『殺人如割草』呢？而閻錫山才是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現在，他還在大肆搜捕抗日愛國志士，甚至開展殺人競賽，多殺者有獎，少殺者受罰，並且通令各縣，捕殺一個共產黨員或紅軍偵察員者，賞銀洋一百元，各縣為了邀功領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