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紅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舉世聞名。許多親歷這段艱苦歲月的老同志已有很多回憶文章，這裡，我不想過多地贅述，僅記下幾件留給我印象較深的事情。
一九三四年十月十六日傍晚，我和營長彭紹輝奉命率紅三軍團教導營從江西干都出發，隨軍團部一起撤離中央蘇區，進行戰略轉移。當時我的腳傷還未完全康復，又患了瘧疾，身體很虛弱；臨出發這一天，偏偏瘧疾又發作，發高燒到三十九度多，昏昏沉沉地半睡半醒，無法行動。彭紹輝營長非常焦急，生怕上級知道我發病把我留下，悄悄地找來一付擔架，派了五六個戰士輪流抬著我行進。就這樣我帶著病告別轉戰多年的中央蘇區，踏上了艱難的征途。
第二天上午，我退了燒，雖然身體仍很虛弱，但還能支撐著行動。說也奇怪，此後行軍、戰鬥日益緊張、艱苦，一直到長徵結束，我卻再沒有發過瘧疾，也沒有再坐過擔架。我真感謝彭紹輝把我帶出了蘇區，沒有把我撂下。彭紹輝有時也對我開玩笑地說：「老李，你命大，馬克思在天之靈保佑你，把瘧疾蟲也趕跑了。」
下午，軍團供給部給每個人發了一套新棉衣，還補充了一批子彈和手榴彈。幹部和學員都興奮地議論著：「又要打大仗了。」因為南方的十月還是金秋季節，天氣並不寒冷，這麼早就發下棉衣，還補充彈藥，所以大家憑一、二、三、四次反「圍剿」的經驗判斷，估計這次轉移可能又是要「誘敵深入」或「調動敵人」在運動中殲滅它，個個情緒很高，作好打大仗、打惡仗的準備。可是，由於當時「左」傾錯誤的中央領導者對這次戰略轉移心中無數，沒有全局的安排，即匆促決定轉移，至於轉移到哪裡，怎樣打破敵人的第五次反革命「圍剿」？都拿不出預定的可行方案。而且，他們借口「嚴格保密」，使各級幹部（包括一些高級領導幹部）至廣大戰士、群眾，都不明戰略意圖，只是在「實行戰略轉移」、「打破敵人的反革命圍剿」這些動聽的口號下，胡亂地猜測，盲目地行動。大家只懂得夜行曉宿，走到哪裡算哪裡，一級聽從一級的指揮而已，發揮不了積極性和主動性。
長征前，我們三軍團沒有設後勤部，只役供給部和衛生部；長征時，臨時將供給部、衛生部、醫院和教導營、山炮營編成後勤部隊，任命唐延傑為司令員，負責組織指揮；由我們教導營擔任後衛掩護任務。供給部負責整個軍團的糧秣油鹽、被服裝備的供應保障和財務收支，挑夫擔子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裝有銀元、鈔票的擔子。衛生部、醫院裝有藥品和醫療用品的挑夫擔子也很多，還有抬著重傷病員的擔架隊，人數也不少。這支後勤隊伍本來負擔就不輕，加之當時錯誤的中央領導者搞「大搬家式」的轉移，什麼東西都要求帶著，連打沙縣時繳獲那個兵工廠修槍、造子彈的笨重機器也都要卸下來抬著走，更增加了後勤部隊的負擔。還有，軍團山炮營的幾門山炮本來炮彈不多，用處並不大，這種又笨又重的大傢伙，沒有騾馬挽拽，全靠人力抬扛，更是累煞了人，但上級命令全部帶走，想丟也不敢丟，只好勉強抬著走。
更煩人的是中央機關組成的中央縱隊比我們軍團的輜重更多，什麼文件箱、印刷機、制幣機罈罈罐罐許多東西都帶著，行動比我們更緩慢，有時擋住了去路，有時相遇又要給他們讓路，就這樣走走停停，一天只能走幾十里，甚至只走一二十里，行動非常困難。尤其是進入冬季，天寒地凍，雨雪又多，我們到了廣西、貴州山區，到處是崇山峻岭，道路崎嶇，部隊連續行軍、作戰，人困馬乏，疲憊不堪，體力不支，行動就更為艱難。記得我們進入廣西苗族地區的一天晚上，部隊翻越一座大山，走在我們前面的山炮營下山剛到半山腰，太累了，走不動，他們怕後續部隊超過他們，把他們甩掉，就把山炮的炮身、炮架橫七豎八地堵在山道上，互相依偎在炮旁睡覺了。這一堵，我們跟在後面的教導營和衛生部、醫院都過不去了。開始我們以為前頭部隊稍休息一會再走，沒料到半個小時、一個小時過去了還沒有動靜。彭紹輝營長等急了，傳話催促前面部隊快走，隊伍就是動不了。
我急忙趕到前面察看，才知道是山炮營睡覺擋了道。我又氣又急，連拉帶拽地把他們一個個叫醒，可是這個剛站起來，那個又躺了下去，實在是拖得太疲勞了，一點辦法也沒有。我回來把情況一說，彭紹輝氣得直跺著腳罵，我只好勸他等天亮再說，部隊原地休息。半夜裡，雨浙漸瀝瀝地下個不停，我們就在雨中站著、蹲著煞了一夜。天亮後，部隊繼續趕路，山頂的部隊派人下來報告，昨晚有三個同志凍死在山上，我鼻子一酸，淚水不禁滾落在濕漉漉的山道上。心想，要是昨晚他們下了山，也許不會凍死。可是，這該怨誰呢？兩個月來，我憋了一肚子氣，回想在毛澤東同志指揮下，特別是第二、三次反「圍剿」戰鬥中，我們千里行軍，在敵軍包圍中穿梭往來，輕輕鬆鬆，說走就走，要打就打，機動靈活，那有象現在這樣烏龜似地爬行，擺著一付挨打受氣的架勢？真是百思不得其解。
黎平會議後，中央接受毛澤東同志的意見，部隊進行輕裝，把兵工廠的機器和山炮營部分破舊的山炮等笨重的東西以及不必要的擔子都沉到河裡或掩埋掉，將許多身強力壯的挑夫充實到戰鬥部隊中去，隊伍精幹了，行動也輕便多了。遵義會議後，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新的黨中央領導徹底改變了「左」傾錯誤領導者的戰略，從我軍的實際情況出發，機動靈活地在「追剿」的敵群中穿插往來，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順利通過彝族地區，強渡大渡河，飛奪滬定橋，擺脫了數十萬敵軍的圍追堵截，取得了長征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我也好似撥開了迷霧，見到了春天，心情逐漸開朗了。在此期間，我們教導營參加了土城、魯班場、會理等戰鬥，都本著「消滅敵人，保存自己」的原則，不硬拚，不戀戰，消滅一部分敵人，達到戰鬥目的後就主動撤出，打得非常靈活，傷亡也少，部隊士氣又高漲起來。
這裡，我想起一件有趣的事：那是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五日紅三軍團準備三渡赤水的時候，那天晚上，我們教導營同兄弟部隊一起撤出魯班場戰鬥轉移到了茅台鎮，鎮上的老百姓因受敵人欺騙、威脅都跑光了，有幾個戰士在鎮里找水井要提水做飯，無意中發現了存放茅台酒的酒窖，打開酒窖的蓋子，聞得酒香四溢，芬芳撲鼻，便好奇地用茶缸子打出一缸喝了一口，真是清醇甘美，可是他們知道紅軍紀律是不準行軍中喝酒的，怕喝醉了誤事，遂將酒倒回了窖。
這時，有個戰士想起白酒能舒筋活絡，連日行軍打仗兩條腿都跑得酸疼麻木，睡覺前用白酒擦擦腿腳，明天行軍肯定輕鬆得多，便舀起一茶缸帶回班裡，大家用手指沾茅台酒揉搓小腿、腳板，熱乎乎的挺舒服，一個班的人一茶缸子酒怎麼夠呢，他們又拿臉盆去裝酒，全班同志都來擦腳。這下子一傳十，十傳百，消息不腔而走，都拿茶缸、臉盆找酒害去打茅台酒，有的還把酒盛在臉盆里，輪流泡腳，互相按摩揉搓。我的警衛員不知從那裡得到這個消息，也悄悄地打了半臉盆茅台酒來給我泡腳，我追問他：「酒哪裡來的？」他把情況告訴我，我感到這樣不好，批評他違犯群眾紀律，可是警衛員還滿不在乎地爭辯說：「酒窖到處有，象水井一樣，隨便打，兄弟部隊早用這個辦法泡腳了，你還批評我！」我看酒已經打來了，而且盛在臉盆里（當時臉盆有三用：洗臉、洗腳還盛飯菜），再倒回去反把酒窖弄髒了，只好寫張條子叫警衛員拿給供給處，請他們明天留幾塊銀元給酒坊老闆作為賠償。
接著，便按警衛員教的辦法，先泡泡腳，再邊泡邊按摩揉搓，果然，這一夜腳暖烘烘的，睡了一個好覺，第二天走起路來輕輕鬆鬆舒服極了。建國後，每當宴會上飲茅台酒的時候，我常回想起長征途中這段用茅台酒泡腳的故事來。
長征隊伍在雲貴高原與圍追堵截的敵人周旋，象一條蛟龍似地往返穿插，一改長征初期的被動挨打局面，行動的機動性、靈活性大大增加，這對於整個部隊來說無疑是件振奮軍心的好事，但對我們擔負軍團後衛任務的部隊來說，由於後勤隊伍特別是醫院傷病員的拖累，要加快行軍步伐十分困難，每天都有掉隊的危險。有一天，彭老總和楊尚昆政委把我和彭紹輝找去，向我們交代說：「現在部隊行動快速，敵情千變萬化，你們後衛部隊任務很重，萬一被敵人截斷，你們就在當地發展游擊戰爭，生根立足。」為了加強軍團首長同我們後衛部隊的聯繫，彭老總特地給我們教導營配備了一部電台，要求我們與軍團部保持聯繫，及時報告情況，接受軍團首長的指示。當時軍團只有幾部電台，是軍團首長根據任務需要配給聯絡困難的部隊使用的，有的師還沒有電台，所以，我和彭紹輝都感到面臨情況的嚴重，也深深感到軍團首長對我們的信任和關懷。從我們的心愿來說，確實是不願被敵人截斷，因為離開了大部隊，離開了軍團首長，就象孩子離開了娘，無依無靠；但戰鬥情況很複雜，什麼事情都可能發生，考慮問題往往要從最壞處著想，多準備幾套應付複雜情況和突然事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