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一九三二年六月二十日，蘇區中央局根據臨時中央六月五日的軍事訓令，作出了《關於爭取和完成江西及其鄰近省區革命首先勝利的決議》，要求「中央蘇區紅軍，應迅速地求得贛江流域的連續勝利，以奪取贛州、吉安、樟樹、南昌、九江等城市為目的」；並要求閩西蘇區「應以主力向閩北發展，造成廣大的蘇區，與贛東北蘇區打通，成為爭取江西首先勝利的東方一翼」。由於決議通過後不久，第四次反「圍剿」已經開始，紅軍主力未能入閩去爭取江西「東方一翼」的勝利，直到一九三三年七月才組成「東方軍」入閩。
與「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者不同，毛澤東同志根據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和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變後全國掀起抗日救亡熱潮的新形勢，積極提出紅一方面軍主力應當開向閩浙贛邊區，通過援助上海抗戰來組織抗日力量，開展政治攻勢，揭露蔣介石的賣國陰謀，以推動全國抗計高潮的發展，同時打通中央蘇區和閩浙贛邊區的聯繫，擴大蘇區，擴大紅軍，為以後反「圍剿」準備條件。可是「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者不僅不採納毛澤東同志的意見，反而錯誤地給他加上「反對中央的進攻路線」、「游擊主義」、「右傾保守主義」等大帽子，不斷排擠毛澤東同志對黨和紅軍的正確領導。他們借口政府工作的需要，讓毛澤東同志到蘇維埃中央政府工作，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撤銷他的蘇區中央局書記的職務；下旬，在選舉毛澤東同志為中央蘇維埃主席的同時，免除了他的中革軍委主席的職務，只安排他為中革軍委十五名委員中的第十二名委員；一九三二年十月，又免去毛澤東同志紅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
一九三三年一月，以博古為首的臨時黨中央在白區難以立足，被迫撤到了中央蘇區。五月十二日，中革軍委加委博古、項英為軍委委員，並以軍委主席朱德同志率第一方面軍在前方指揮作戰為由，委任項英代理中革軍委主席達八個月之久，指揮全國紅軍，使「左」傾冒險主義錯誤更直接地在蘇區和紅軍中得以推行。
「左」傾冒險主義的領導者被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沖昏了頭腦，儘管每次勝利都是在周恩來、朱德同志堅決抵制中央的「左」傾錯誤指揮的情況下取得的，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勝利，但他們卻盲目地鼓吹這次勝利是執行他們的「正確的布爾塞維克的政治路線和實際工作」的結果，從而更助長其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錯誤，使「左」傾冒險主義在紅軍中泛濫成災。王明、博古和項英等人本來沒有實際工作經驗，特別是沒有指揮作戰的經驗，又絲毫不吸收粉碎敵人第一、二、三次「圍剿」的豐富經驗，更不重視戰場指揮者的實際經驗，不調查研究中央蘇區和中央紅軍的具體情況，盲目地主觀地提出許多「左」的口號，確定了許多不能實現的緊急任務：什麼「籌款百萬，赤化千里」，「創造百萬鐵的紅軍」，「打正規戰」，「全線出擊」，「兩個拳頭打人」等等，生硬照搬蘇聯的一套經驗。博古等人還竭力依靠、抬高其軍事顧問李德（德國人，原名奧托·布勞恩，一九三二年畢業於莫斯科伏龍芝軍事學院，曾在共產國際東方部工作，與王明關係較好。後被蘇聯情報機關派到中國東北做情報工作，因他在東北呆不住，轉到上海，被項英聘為軍事顧問），尤其是一九三三年十月李德從上海來到中央蘇區之後，博古、項英更是放手讓他掌握紅軍的實際指揮權，使他成為包攬軍委一切工作的「太上總司令」，從而實際上剝奪了周恩來同志、朱德同志的軍事指揮權。
他們提出的所謂「兩個拳頭打人」，就是把紅一方面軍的紅一軍團、紅三軍團兩個主力部隊分開作戰，企圖在兩個戰略方向同時求勝。本來從一九三零年八月組建紅一方面軍之後，一、三軍團在毛澤東、朱德等同志的領導、指揮下，從來沒有分開過。兩軍團並肩作戰，互相配合，擰成一股繩，所向披靡，形成一個無堅不摧的拳頭砸向敵人。但是，在「左」傾冒險主義領導者「兩個拳頭打人」的錯誤決策下，兩個主力部隊被分割，打擊敵人的力量被分散。一九三三年夏，他們害怕根據地的罈罈罐罐被敵人打爛，以一軍團為主組成中央軍，於江西的宜黃、樂安、南豐一線，正面牽制崇仁、金溪之敵，看守中央蘇區的北大門，使它失去機動靈活殲敵的機會，未能發揮應有的作用（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第五次反「圍剿」期間，又一度以一軍團為主改組為「西方軍」，節節阻擊「圍剿」中央蘇區之敵，同樣失去機動作戰的機會）。同時，於一九三三年七月一日下令，以三軍團（暫缺紅六師）為主，包括福建的紅十九師組成東方軍，任命彭德懷為司令員，滕代遠為政治委員。為配合作戰，還命令紅三十四師及閩贛軍區部分分區的地方武裝亦統歸彭、滕就近指揮。東方軍組成後，七月二日，紅三軍團即率紅四師、五師由江西廣昌的頭陂地區出發，分兩路經新安、丹溪和驛前、石城向福建進軍，於七月五日到達寧化以西地區集結，執行收復閩西被國民黨十九路軍侵佔的連城、新泉蘇區和開闢閩北新蘇區的戰鬥任務。實際上當時因為沒有紅一軍團的協同配合，東方軍雖然奮力苦戰，但孤軍奮鬥，搞得疲勞不堪，未能取得可能取得的最大勝利，這是一個深刻的歷史教訓。
東方軍雖然是「左」傾冒險主義的產物，但在紅一方面軍朱德總司令、周恩來總政委的正確領導下，在東方軍彭德懷、滕代遠和楊尚昆（滕於一九三三年十二月因病調離後，楊接任政治委員）等同志的正確指揮下，全體指戰員英勇作戰，艱苦奮鬥，在敵眾我寡的形勢下，仍然打了很多勝仗，殲滅了大量敵人，打開了一些城鎮，擴大了政治影響，擴大了紅軍，籌集了大量物資，部分地解決了中央蘇區和紅軍的穿衣、吃鹽等等困難。東方軍的歷史功績是不可磨滅的。
一九三三年七月二日，東方軍向福建進軍之後，幾乎每戰都是經過周、朱、彭、滕諸同志與「左」傾錯誤的中央領導者，在往返電報中反覆爭論，甚至激烈鬥爭才取勝的。入閩第一仗是拔除寧化縣的泉上土堡。泉上位於寧化縣東北，地處寧化、清流、歸化（今明溪）、建寧數縣毗鄰之處，是寧化到歸化的交通要衝，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這個土堡牆高約二丈五尺，厚二丈余，相當堅固；駐有國民黨軍閥新編第五十二師盧興邦部的第三零七團，並有寧化、清流、石城、長汀四個縣的殘餘地主武裝四百多人；儲有大批糧食、食鹽等物資，是周圍數縣逃亡地主負隅頑抗的反動堡壘，威脅著附近蘇區的安全，也是東方軍向東運動、擴大蘇區的極大障礙。所以東方軍決定首先拔掉這個釘子。
但是，「左」傾冒險主義的中央領導者當時心目中只有中心城市，即使一時打不了大城市也要打縣城，完全不把小小的泉上土堡放在眼裡。所以，他們不顧實際情況，下令東方軍首先攻打清流縣城。
當時的爭論，給東方軍作戰造成極大困難。七月四日，彭、滕電請第一方面軍朱德總司令和周恩來總政委轉中革軍委項英代主席，提出：「清流、泉上、嵩口仍為盧逆，共四團無變化。首先消滅泉上之敵，後再同時攻擊嵩口、清流之敵。此舉我有集結主力隨時打擊增援敵之便。」同時說明，清流城堡堅固，敵人利用天險加修工事，襲擊萬一不克，要延誤時間，再從火線撤下打增援之敵，將影響士氣。這些從實際情況出發所作的戰鬥部署，完全符合毛澤東同志的戰術原則，很快取得朱、周同意。七月五日，朱、周回電指出：「如敵情無變化，三軍團應首襲泉上，佔領後迅速取得歸化，以一部斷嵩口通永安聯絡，相機截擊永安或連城來援之敵。」但是，七月六日項英回電，卻極端主觀地認為：「對東方軍目前的行動，如就來電所云，事實上僅能消滅泉上、歸化之敵，即轉移北上，絕無可能打擊連城援敵。」「泉上、歸化均屬城圍，工事雖較清流易攻堅，則我意仍以流清為攻擊目標，堅決消滅三團人，連城敵有增援可能，若消滅援敵對東南、西南戰線有大影響。」
正當周、朱、彭、滕與項英爭論之際，七月八日，盧興邦派第一五六旅旅長張興隆率第三零九團從清流增援泉上。彭德懷、滕代遠根據原定的「圍城打援」的戰術原則，除令紅五師主力繼續包圍泉上，努力進行坑道作業準備爆破外，即令紅四師在離泉上三十餘里的延祥設伏，準備殲滅援敵。泉上通延祥的小道上，兩旁均為高山峻岭，中間是一狹長窪地，正是打伏擊的理想地點。
七月九日，敵一五六旅旅長張興隆與第三零九團團長盧勝斌（盧興邦之子）率部到達延祥石獅嶺，進入我伏擊圈。紅四師張錫龍師長、彭雪楓政委立即發出攻擊命令。紅軍戰士先是從兩側山上居高臨下以火力殺傷敵人，然後以猛虎下山之勢沖入敵陣，展開白刃格鬥，只一小時激戰，就乾淨利落地全敵敵人這個團，斃敵旅長張興隆，俘敵團長盧勝斌，無一漏網。接著，紅四師乘勝追擊，進佔清流東北的重鎮——嵩溪；寧化獨立第七師進佔清流西北的嶺下、田背一線；紅三十四師進佔清流西南的霧閣等地，配合主力切斷清流與泉上敵軍的聯繫，對清流縣城形成包圍態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