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冬，我從高坪區游擊隊調到紅五軍第二縱隊二大隊四中隊任黨代表，仍以長坑、丙子嶺為根據地，開展游擊活動。
一九二九年四月十二日，湘鄂贛邊區特委在平江東鄉八區召開特委擴大會議，選舉了王首道、李宗白、袁國平、張啟龍、黃公略、鄧湘君六人為特委常委，王首道任特委書記。會議著重討論了工作計畫、組織問題和軍事問題。為了統一邊區革命武裝組織，決定將黃公略率領留在湘鄂贛邊境的紅五軍第二縱隊改編為湘鄂贛邊境支隊，由黃公略任支隊長，下轄三個縱隊，每個縱隊轄三個大隊，每個大隊轄三個中隊，每個中隊轄二至三個分隊。第一縱隊以平江西北鄉為根據地，向巴陵、湘陰邊境及通城一帶游擊；第二縱隊以瀏陽、銅鼓、萬載交界的大圍山為中心，向宜春、新昌及瀏、銅、萬邊境游擊；第三縱隊以修水、銅鼓、平江邊境為根據地，相機深入修水活動，向武寧、通山游擊，與鄂南革命武裝取得聯繫，同時決定給每個區增撥四支槍，以擴大游擊隊（赤衛隊）組織。在軍事策略上，要求統一指揮，實行化整為零，分散游擊，晝伏夜出，敵合我散，敵散我合的活動方式和採取暗襲而不與敵硬拚的戰術。
經過這次改編，我們第四中隊的番號不變，隸屬於湘鄂贛邊境支隊第二縱隊第七大隊。第二縱隊縱隊長李實行、黨代表余伯堅，第七大隊大隊長周彩新（黨代表的名字忘記了），第四中隊中隊長仍是王炳良，我仍任中隊黨代表。
我們第二縱隊是以平江起義的部隊為骨幹，加上平江、瀏陽一帶的地方赤衛隊、游擊隊混合編成的。因隊伍剛組編不久，軍政素質都有待提高。我們第四中隊轄三個分隊，每分隊十人左右，僅三十多人，其中只有少數參加過平江起義的幹部和老戰士穿著「國民革命軍」灰色的舊軍裝，戴軍帽，腰束皮帶，持有漢陽造七九步槍，比較威武，象個軍人的樣子；我和大部分戰士都是剛從地方游擊隊編到紅軍主力部隊來的，仍然穿著老百姓的黑色或藍色的漢裝衣褲或中山裝，戴著氈帽或扎條頭巾，腰間扎條布腰帶；有的年輕戰士為了顯得神氣一些，有意用長長的頭巾在頭上扎了好幾道，扎得象戴頂園形的帽子，也挺威武，只是武器還不夠，不能做到一人一支槍，現有的槍支也大多是雜牌步槍，子彈很少。雖然條件這樣差，但無論是穿軍裝或穿便衣的，大家都感到自己是「主力軍」了，不能再象游擊隊那樣「游擊習氣」，要有個「主力軍」的樣子，走起路來也都學老兵那樣挺胸闊步甩胳膊，無論戴不戴軍帽，一律行舉手禮。我看到幹部、戰士這種積極上進的情緒，心裡很高興，認為雖然目前這支隊伍還處於從游擊隊向主力紅軍過渡的階段，但只要有這股旺盛的士氣，經過教育訓練和幾場戰鬥的鍛煉，一定會成為能征善戰、名副其實的主力紅軍。
彭德懷、膝代遠和黃公略等同志從領導平江起義創建紅五軍起就開始注意軍隊的政治工作，下決心要把這支來自舊式軍隊的隊伍，改造成為革命的新型軍隊。早在一九二八年八月上旬，初創的紅五軍在撤出平江縣城轉移到平江東鄉龍門休整時，就進行了類似秋收起義部隊「三灣改編」那樣的近十天整訓，建立了政治部，由黨代表騰代遠兼政治部主任，張榮生任副主任，加強了部隊的政治思想工作；從上到下建立健全黨代表制；連隊建立秘密黨支部，從起義前的秘密士兵會會員的積極分子中發展了一批黨員，增強黨組織的力量；並繼續加強士兵委員會的工作，通過公開的士兵委員會開展軍事、政治、經濟「三大民主」。同時，明確規定了政治工作的任務，對內進行政治思想工作，建立和發展黨的組織，開展士兵委員會活動；對外開展群眾工作，組織領導群眾打土豪、鎮壓反動分子，並領導宣傳隊，開展宣傳活動（主要是寫標語、口頭宣傳）、動員青年參軍，擴大紅軍隊伍。龍門整訓，加強了黨的領導，建立黨代表制和連隊黨支部，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就使起義部隊區別於舊式軍隊，使紅五軍沿著「政治建軍」的正確道路不斷地鞏固和發展。
紅軍初創時期黨代表制度的建立，徹底破除了舊式軍隊的「一長制」，確走黨代表（後改為政治委員）與軍事指揮員同為部隊的首長，而且黨代表對部隊有指揮權和對戰役、戰鬥的最後決定權，戰鬥命令必須經黨代表簽署才能生效，這就保證了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正因為黨代表在部隊中的地位和作用，各級黨代表在幹部、戰士的心目中便成為黨的領導的化身，黨代表的一言一行就是表率，就是無聲的命令，所以，我深感到自己肩負責任的重大，決心以自己的模範行動團結、帶領部隊去衝鋒陷陣，克服一切困難，完成黨交予的各項戰鬥任務，奪取勝利。
一九二九年四月初的一天下午，天色陰沉沉的，一朵朵烏雲象股股濃煙從天邊滾滾而來，預示著一場大雨即將來臨。我們四中隊正打完土豪返回駐地，走到橫叉山口以西的山間樹林里休息。突然，警戒哨兵報告，前方五六百米處發現敵人，大約有二三十人，由東向西朝我們靠近。
敵情突然，沒有思想準備，不少新戰士一聽，騰地站了起來，顯得有些慌張，不知所措。我心想，要是這樣慌慌張張地投入戰鬥，仗肯定打不好，忙笑著說：「嘿，真巧，我們還缺幾條槍，敵人就送禮上門了。他送多少，我們收多少，還不要打收條呢！」沒想到一句笑話，等於一席動員，大家哈哈一樂，緊張的氣氛馬上就緩和下來。我也不多講，轉過頭去對中隊長王炳良說：「你布置任務吧！」
王炳良會意地笑了。他從容地說：「同志們，我們在暗地，敵人在明處，這種仗好打，槍一響，敵人准亂成一鍋粥。大家不要太緊張，聽我的指揮，沒有命令不要開槍。」說罷，便指揮各分隊埋伏在敵人必經的橫叉山口兩側山坡的草叢裡，準備伏擊敵人。
原來這些敵人是高坪區民團「清鄉」回來的。他們走在山間小道上，有的把步槍當扁擔用，槍管上槍托上掛滿了搶來的雞、鴨、魚、肉：有的乾脆大背槍，騰出兩隻手來拎著雞、鴨或扛著大大小小、紅紅綠綠的包袱，個個心滿意足地「滿載而歸」。他們見天快要下雨，正急忙趕路，對於我們的伏擊，毫無覺察。
當敵人進入我伏擊圈時，王炳良大喊一聲「打！」一陣步槍排射之後，戰士們便躍出草叢，喊著「殺」聲直向敵人猛撲下去，打得敵人措手不及。反動民團老團丁李桂生是高坪區有名的兵痞子，經常欺壓老百姓，但「惡人兔子膽」，一聽槍聲轉身就往路旁的梯田裡跳，沒料到跳進一丘種水稻的爛泥田，爛泥一下子陷到大腿，使勁拔腿也邁不開步，被我們一槍結果了性命。
我乘戰士們打死李桂生的時機，趁勢領頭高喊：「把槍丟下，讓你們活命！」戰士們也跟著喊了起來。這下團丁們象得了「大赦令」似地，把槍當扁擔的團丁趕忙丟下槍和搶來的東西跑了；大背槍的團丁邊跑邊卸槍，慌裡慌張怎麼也難卸下來，有的被打死，有的順著山邊的小河溝沒命往山下跑，河溝彎彎曲曲我們不好打，溝水又淺淹不死他，總算沒有喪命。這次伏擊戰打死了三四個敵人，繳了好幾支槍和一部分子彈。
瓢潑大雨下來了，大家衣服單薄確有點冷，但是有了繳獲，都忙於打掃戰場，心裡熱乎乎的。有的還笑呵呵地說：「老天爺就是下刀子，我也得把戰場打掃乾淨，一顆子彈都不能漏掉。」士氣之高，實在令人高興。
六月初的一天，我們第二縱隊第七大隊第一、四中隊正在瀏陽縣船倉鄉一帶山區活動。偵察員興沖沖地跑來報告：端陽節中午，永和市商會和鎮上的地主豪紳要大擺酒宴犒勞偽保安團。這確是殲敵的好時機。一中隊長彭紹輝、黨代表於定一、四中隊長王炳良和我四個領導同志馬上開會研究，決定聯合行動，奔襲永和市，出敵不意，打它個措手不及。
永和市是瀏陽東鄉的一個土特產集散市鎮，離船倉鄉僅十多華里。這裡是個山間盆地，地勢平坦，人口稠密，一條大溪河（此地盛產有名的「菊花石」，故又稱「菊溪」）由北向南繞城西去，水陸交通方便，商賈雲集，街道兩旁商店林立，市場十分繁華。國民黨偽保安團就駐紮在離鬧市不遠的菊溪小學內。我少年時常來此地賣柴，對地形、道路、民情非常熟悉。在研究作戰方案時，我考慮到大白天突襲敵人可能遇到許多困難，便建議選擇一條避開鬧市、隱蔽接敵的道路。
兩個中隊的幹部研究後，都分頭進行戰鬥準備。我按照紅軍的規矩，首先集合部隊作戰鬥動員。那一天，我身穿一套黑色的粗布中山裝，腰間的皮帶上斜插著一支手槍，站在隊伍的前面，顯得格外振奮。由於平時我常同戰士談心，一起唱歌、做遊戲，戰士們對我既親近又尊重，所以，我每次站到隊前講話，戰士們都能聚精會神地聽著。今天，他們從我精神煥發的神采和閃爍著興奮、激動的目光中，猜測著這次講話不比尋常，可能會有什麼好消息，注意力更加集中。我掃視了戰士們一張張熟悉的臉孔之後，便開始簡要地訴說自「馬日事變」以來，東鄉的土豪劣紳組織民團、保安團殘殺共產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