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即我入黨後才一個多月的時間，國民黨反動軍官許克祥就在長沙發動了反革命的「馬日事變」，大肆搜捕、殺害共產黨人和革命群眾。這是繼蔣介石在上海發動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又一個嚴重的反革命事件。湖南工農大眾奮起反抗。他們在中共湖南臨時省委的領導下，紛紛拿起武器，武裝保衛革命。長沙附近各縣準備出動十萬農民大軍，把許克祥一千多名反動軍隊包圍在長沙城內，一舉全殲。當時有這樣一首歌謠：「朝打鐵，晚打鐵，快打梭鏢送農協。梭鏢亮光光，擒賊先擒王，打倒蔣介石，活捉許克祥。」這說明覺悟了的農民已經開始認識武裝保衛革命、武裝奪取政權的極端重要性。
五月三十日，瀏陽縣委根據湖南臨時省委的通知，組織了全縣工農義勇隊和農民自衛軍上萬人，集中於北盛區的永安鎮；張運鴻、詹連吾也帶著船倉區千餘自衛軍到永安鎮集中。第二天，他們便兵分兩路浩浩蕩蕩向長沙進軍，先後佔領了敵小吳門等據點，顯示了農軍人多勢眾的威懾力量。可是，就在這關鍵時刻，佔據黨中央領導地位的陳獨秀卻害怕農軍的武裝反抗會破壞他的「統一戰線」，悍然下令不準圍攻長沙，並解散各地農民武裝。這時，各縣農軍有的已包圍了長沙，有的正向長沙進軍或正在集中隊伍，接到「不準圍攻長沙」的命令後，正向長沙挺進的農軍紛紛返回，已集中隊伍的農軍也宣布解散，使已經包圍長沙的例陽等地農軍陷入孤軍作戰的困境，不得不撤離長沙。許克祥見農軍撤走，便乘機反撲，佔領、查封、搗毀了國民黨湖南省黨部、省工會、省農會以及報館和革命團體。長沙「瀏陽門」外的識字嶺上，天天傳來槍殺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的槍聲。僅二十多天，長沙市及附近各縣被屠殺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就達一萬多人。在陳獨秀右傾投降主義的干擾破壞下，湖南轟轟烈烈的工農革命運動遭到了嚴重的摧殘。
在瀏陽，農民運動高潮時逃往長沙的西鄉團防局反動團總張枚村，乘縣工農義勇隊和農民自衛軍攻打長沙未歸的時機，偷偷潛回西鄉，暗地策劃，用威脅引誘手段，糾集了四支、仁美等六個已被農會衝散的小民團，計千餘人，自稱「農民軍」，深夜偷襲了普跡鎮，搗毀了國民黨普跡區黨部、區行政委員會和區農會、區工會等革命機關，殺害了區黨部常委務委員湯聘伊，製造了瀏陽第一起反革命事件。
六月四日，中共瀏陽縣委急派店員工會委員長王令德率六十四名武裝人員趕往普跡鎮處理反革命事件，沒料到反被張枚村的團匪包圍、襲擊，犧牲六十一人，遭到慘重損失。為了鎮壓反革命，瀏陽縣委立即派出剛返回的工農義勇隊四個中隊，分三路向西鄉進發，與張枚村團匪激戰於馬家灣，當場擊斃團匪近百人，打退了敵人的猖狂進攻。可是，此時縣工農義勇隊又奉省委之命開赴平江長壽街，準備與平江縣工農義勇隊合編為賀龍同志領導的國民革命軍第二十軍獨立團，前往江西參加南昌起義，後因南昌起義提前舉行，瀏陽工農義勇隊沒有與平江工農義勇隊合編便撤至江西銅鼓休整待命，直至九月十一日，他們才在毛澤東同志親自率領下，與武漢警衛團一個營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三團，從銅鼓返回瀏陽，攻克白沙，參加秋收起義的行列。
自瀏陽縣工農義勇隊開往平江後，反動勢力又乘機反撲。張枚村等反動頭目糾集土豪劣紳、地痞流氓配合許克祥部共七千多人，分兩路向瀏陽縣城和東鄉進攻，揚言「寧錯殺三千，勿放走一個」，瘋狂屠殺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和農會、工會的幹部及農運積極分子，進行殘酷的階級報復。東鄉各地遭到血腥的劫洗，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六月上旬的一天，詹連吾和張運鴻從長沙返回後急急忙忙跑來對我說：「目前形勢很緊張，我們準備暫時離開此地，出去了解一下情況，以後該怎麼辦，我們回來再研究。」說完便匆匆地走了。他們二人走後，船倉區公所留下的還有我和李石麟、聶邦階、李秀松、貝銘圃等五個人。第二天下午，區行政委員會副主任聶邦階從區公所回冷水塘他家，在途中被人暗殺，遇害地點離區公所還不到十華里。傍晚，他家裡人拿著血衣到區公所來報訊，我們都感到震驚。當時，由於消息閉塞，我們只聽到一些風傳，對外界急劇變化的形勢知道的很少，思想上、組織上對突然事變毫無準備；加之年輕幼稚，缺乏鬥爭經驗，碰上這種惡性事件自然感到有些不知所措。鑒於嚴重的形勢，我們四個人商量決定，暫時各自回家，分散活動，由於走得匆促，而且想過幾天局勢緩和一些再回區公所辦公，所以除身上穿的單衣外，連當教員後好不容易購置的一床新鋪蓋和幾套換洗衣服，都留在區公所，隻身回到了西坑。
後來我才知道，張運鴻離開船倉後，輾轉於瀏陽東鄉、北鄉山區找到了縣委，化名劉大榮，在那裡堅持地下鬥爭；九月間，在毛澤東同志領導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中，曾參加起義隊伍進攻瀏陽城的戰鬥，爾後留在瀏陽東鄉長坑、丙子嶺一帶開展武裝鬥爭，擔任瀏陽縣委委員兼宣傳部長。他在「八七會議」後就曾以縣委的名義多次派巡視員同我聯繫，直到一九二八年三月我到長坑、丙子嶺一帶組建游擊隊時才又見到他，同他在一起戰鬥。可惜他在一九三零年七月紅三軍團攻佔長沙時，組織上派他去湘西負責湘西特委工作，他不知道紅軍已很快撤出了長沙，行至長沙郊外朗梨市附近，被國民黨反動軍閥何鍵部隊抓捕，正氣凜然地英勇就義，犧牲時年僅二十八歲。張運鴻（劉大榮）同志出身於船倉鄉冷水塘村一個中醫的家庭。他父親張保山為人忠厚老實，醫德高尚，給貧苦農民看病收費很少，有時甚至連葯錢也不收，所以雖一生行醫，家境仍很清貧。張運鴻從小勤奮好學，同我一樣也是得到了「祀會」的公費補助才得以升學，在長沙中等師範學校畢業後，到瀏陽縣達滸區當小學教員。他學識淵博，頗有才智，曾被聘任為區學務委員。他於一九二五年參加共產黨，不久即接受黨的指示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在高坪區一帶從事農民運動。由於他作風樸實，和藹可親，善於聯繫群眾，深受群眾愛戴。他立場堅定，言行一致，教育我要忠於革命，自己也身體力行，即使在「馬日事變」後，國民黨反動派把他列為瀏陽縣著名「暴徒」之一，四處懸賞要緝拿他，他仍毫不畏懼地堅持鬥爭，直至獻出了年青的生命。他不愧是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優秀的共產黨員；不愧是我革命的引路人，是我終生難忘的良師和戰友。與此相反，詹連吾離開船倉鄉後，到長沙去打聽消息，感到時局緊張，被反動派的白色恐怖嚇破了膽，便從長沙私自逃往上海，開始在一家書店工作，後來被捕叛變，出賣了同志，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解放後被我人民政府處決。他言行不一，貪生怕死，叛變革命，落得個可恥的下場。張運鴻烈士和詹連吾二人都是我入黨的介紹人，兩種品質，兩種結果。我每想到此事，更感到革命鬥爭如爐火鍊鋼，既煉出好鋼，也出了一些廢渣，這也是客觀規律，可作鑒戒。
一九二七年六月二十日，在農民運動高潮時期逃往外地的地痞、訟棍鄭寶道回到瀏陽東鄉。他從西鄉反動團總張枚村那裡借得三百多名團丁，組成「清鄉隊」，自封為團防局長，帶隊進駐高坪，拼湊了一個由地痞流氓參加的反動區政府，瘋狂進行敲詐勒索、燒殺搶掠。鄭寶道家住高坪馬鞍，外表看又矮又瘦，留著稀稀拉拉的幾根八字鬍，象個大煙鬼。他原是甸溪高小的學生，比我高兩班，可以算是同學。但此人從小刁潑無賴成性，在學校不好好念書，整天與社會上的流氓地痞鬼混在一起，鼠竊狗偷，喝酒賭博，甚至肆意撤野，打罵同學、侮辱師長，師生們對他都十分厭惡。鄧子封、貝星煌老師多次教育、批評他，他不僅當耳旁風，還記恨在心，揚言要與老師拚命，學校不得不將他開除。鄭寶道被開除出校後，更是變本加厲，組織流氓幫會，包攬訴訟，橫行霸道，在鄉村中聲名狼藉。農民運動興起後，群眾發動起來要找他算賬，他趕忙夾著尾巴逃到外地。「馬日事變」後，他見時機已到，便帶「清鄉隊」返鄉進行瘋狂報復。七月八日，鄭寶道竄到高坪，第二天，首先就抓捕了他的老師、共產黨員、國民黨高坪區黨部常務委員鄧子封和國民黨左派分子、高坪女子學校校長貝星煌，並於十日，將他們兩人殺害，殘酷地暴屍街頭、梟首示眾；在抄家搶劫中，又殺害了高坪區平民銀行主任胡少武。接著，他便帶著「清鄉隊」四齣「圍剿」革命幹部和群眾。
我從船倉區公所回到西坑家中的第二天下午，鄭寶道便親自帶了二三十名「清鄉隊」團丁，還帶了幾條狗，氣勢洶洶地突然從西坑我家的後山包抄過來。幸好被鄰居堂親李鳳漢的母親發現，馬上來報訊，叫我趕快躲起來。正巧，這天清早李石麟從雙坑來到我家，告訴我外邊的風聲很緊，還聽說我的老師鄧子封、貝星煌正在高坪區公所開會研究對付時局的辦法，不料突然被鄭寶道率「清鄉隊」包圍抓捕，第二天就被殺害，所以他到我家躲避一下。我們正在痛惜鄧子封、貝星煌老師不幸犧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