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青少年時代，正處於神州大地黎明前的黑暗時期。我在黑暗中苦苦地追求、探索真理，尋求光明，正如屈原《離騷》中所寫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幸而在中國共產黨的指引和領導下，終於從一個民主主義者轉變為一個共產主義者。然而，這是一條艱難而曲折的道路。
一九二零年春天我十四歲的時候初小畢業，考上了高坪區公立甸溪高等小學。高坪區離我家十多華里，要住校讀書。當時的學費很貴，入學第一年學雜費和膳費需大洋十元，第二年十二元，第三、四年十四元，我們家這樣窮困怎能繳納得起呢！父親不準備讓我繼續升學，我面臨著失學的威脅，老師和同班同學都替我感到惋惜。這時，高坪區學務委員李石麟到我們學校，聽老師講我要輟學的消息，想起一年前作文考試那件事，對我的升學問題倍加關心，親自來到我家勸學。
李石麟對我父親說：「你家伢子很聰明，讀書又勤奮，在初小几年，年年考第一，很有培養前途，應該讓他繼續升學。」
我父親解釋說：「不是我不讓伢子念書，實在是家裡窮，出不起錢供他上學。」
李石麟又問：「你們『祀會』不是有幫助本族伢子升學的助學金嗎？你為什麼不去申請呢？」我父親嘆口氣說：「本族伢子那麼多，我又是參加『祀會』議事的人，怎好為自己的伢子開口呢？」
李石麟自告奮勇向「祀會」介紹了我的學業情況，並向「祀會」建議，今後凡是本族學業成績好，能考上高小的子弟，自家每年出兩塊大洋，其餘費用由「祀會」補助，作為助學金。
果然，經「祀會」議事，同意李石麟的建議，定下了助學金的新規矩，改變過去要逐個申請、逐個議定補助金額的老規矩。李石麟幫助我解決了助學金，升學的最大難題是解決了，但也還有不少困難。
首先，每年自家要出兩塊大洋，需要全家人節衣縮食才能省出錢來；其次，當時到學校住宿讀書都要有一付書擔子，一頭裝衣服、鋪蓋，一頭裝書籍和文房四寶。但從我懂事的時候起，我就從未見過我家裡做過一床新被子，所蓋的都是裝著黑棉花絮的又短又窄又硬的破棉被，晚上睡覺時到處透風，被邊、被角只有壓上些衣物才能保暖入睡，這樣的破棉被怎能帶到學校？李石麟知道我升學的這些困難，主動提出：他的侄兒李衍麟也到甸溪高小讀書，與我同班，可以同他的侄兒共用一個書擔子，合蓋一床棉被，這樣才暫時解決了入學的困難。一年以後，不知父親從哪裡買來了一付竹片做的舊書擔子，拾掇拾掇，給我使用，但還是沒錢購置棉被，讀四年高小都是同李衍麟合蓋一床棉被。
甸溪高等小學校設在區政府所在地的高坪，有校長、教員十人左右，學生一百多人，都是男生。我們剛入學的新生大約三十多人，分上、下兩班，每個班十幾個人。在那個年代，能讀到高小的大部分是有錢人家的子弟，家庭不是地主、富農就是商人，只有少數是窮人家的孩子；而且窮人家的孩子因家庭困難能堅持到畢業的又是少數。我們本村同時入學的共三個人，堂弟李鳳初和同族的李慶祥都因出不起每年兩塊大洋的學費，或家庭缺乏勞動力只讀了半年、一年便中途退學，堅持到畢業的僅我一人。
當時的讀書人很講究儀錶穿戴，這對於窮學生來說便形成一種負擔。因為我們窮人家平日肚子都填不飽，那能顧得上衣著呢？俗話說：「笑破不笑補」，衣服破了，縫補洗刷乾淨，在農村裡人家是不會笑話的。雖然我二叔福文是個裁縫師傅，但我們全家人穿的仍是補丁摞補丁的破衣爛衫。那時候我父親當家，新衣服買不起，只好買很便宜的舊衣服穿。父親已是六十開外的老人，也只有一套沒有補丁的衣服，每逢春祭或走親戚的時候才穿上，回到家馬上換下來，這套衣服幾乎穿了一輩子。我從小也都是穿大人衣服改制的補丁衣服，考進高小的第一年春天，家裡替我準備入學的衣服，按學校規定，學生必須穿黑色中山裝、戴黑色軍帽的制服，想買新制服是買不起的。母親就把我的破棉襖細心縫補起來，里里外外都是補丁摞補丁，而且找不到相近顏色的舊布來補，只能是有什麼布就補什麼布，補得五顏六色。福文叔父過意不去，想辦法親手給我縫了一件黑色的新制服上衣作為罩衫，改了一條舊的黑色制服褲子配套，這樣表面看來還說得過去。可是，有一天全校集合上軍事操課，操練手持木頭步槍的隊列，操場在胡家祠堂大院，離學校近一華里。那天天氣特別暖和，我怕出操太熱，就把破棉襖脫下來，只穿罩衫。為了怕被別人看到，還把破棉襖壓在棉被底下。沒想到等我出操回來，不知是誰把我的破棉襖翻出來，掛在宿舍門口「示眾」，故意出我的丑。同學們看了這麼破的棉襖都取笑說：「這是哪個叫化子穿的？」當時我們宿舍有二十多個人，我又是室長，被大家取笑得抬不起頭來，自尊心受到很大傷害。
還有一次，我父親到學校看我，帶來了一竹筒我很愛吃的辣椒、鹹菜和一捆小竹片。這種小竹片是我們山裡人當手紙用的。我在學校只用了一次，就被同學發現了。他們紛紛議論：「是哪個窮光蛋用竹片揩屁股？真不講衛生！」當時我沒有勇氣承認是我用的，更不敢同他們辯論，心裡鬱悶。我真想不通：為什麼有錢的同學家裡那麼富，而我的父母親、叔父終年辛勞卻不得溫飽，世代受窮？
當時山區的經濟文化很落後，甸溪高小在高坪地區就算是「最高學府」了。它座落於高坪大「宗祠」的隔壁，校舍全是磚木結構的大瓦房，有禮堂、辦公室、教室、膳廳和教師、學生宿舍，設備比較齊全。全校師生大都在膳廳吃飯，有廚房師傅五六個人負責做飯炒菜，一天三頓大米乾飯，每餐六個菜，有葷有素，飯菜都很可口。此外，學校還雇了一個勤雜工，負責看學校大門，按時搖鈴上下課，開飯前到膳廳擺碗筷，飯後洗碗筷，打掃膳廳和周圍環境，還要洗全校一百多個學生的衣服。工友們基本上都要從拂曉忙到熄燈，非常辛苦。在這裡讀書，對我來講，簡直是天堂般的生活了。但我對工友們的辛苦也深表同情，所以，我的衣服都自己洗，不麻煩工友。有的同學譏笑我是怕工友把衣服洗破，因為工友洗的衣服多，一般都挑到溪邊用木棍槌打，衣服容易破，這可能是個原因，但主要的還是同情工友的辛苦，想減輕一點他的負擔。
學校這樣優越的生活條件，一些富裕家庭出身的學生仍不滿足。有一次，因為物價上漲，伙食費不夠開支，學校決定每餐六個菜改成五個菜。為此，一些富裕的學生就鬧起風潮，把飯菜倒在餐桌上不吃，還打桌子摔板凳，把校長氣走了，學校只好停課。這些學生就趁停課的機會天天跑上街看大戲去了。這樣停了幾天課，紳士們聞訊趕到學校來，批評學生不該鬧事，勸說大家選派代表去把校長請回來，儘快複課，好好讀書。帶頭鬧事的學生也感到理虧，不敢吭聲，就由老師主持召開了全校師生大會，推選我和五六個同學當代表到校長家，向校長賠禮道歉，保證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情。我們請回了校長，學校才複課。
學校複課之後，有一個星期天我回到家裡，向父親談起學校鬧風潮的事。父親很關心地問我：「學校吃的不好嗎？」
我說：「學校伙食很好，一天三餐大米飯，開學時一餐六個菜，後來減少一個，做五個菜，有葷有素，菜也不錯，但有錢的學生還不滿意，就鬧事了。」
父親又問：「學校不吃紅薯絲嗎？」我說：「理科老師講課時說，紅薯絲大多是澱粉，沒有營養，吃了還拉黑屎。」父親聽了很生氣說：「這是什麼老師，我們山區人天天吃紅薯絲，不是一個個養得壯壯的嗎？你們這些少爺學生，讀書讀到屁股眼裡去了，讀這種書有什麼用！」
這次談話對我教育很深。我想，老師講的東西也不一定都對，古人提倡「多思」，凡事都要自己動腦筋多想一想，不能人云亦云。此後，我常記住這件事，認為五穀雜糧都養人，吃飯從不挑食，粗糧細糧一樣吃。戰爭年代不用說，即使在全國勝利以後，條件好的時候，我還常吃窩窩頭，直到晚年仍堅持兼吃雜糧的習慣。
隨著年歲的增長，我日益感到讀書的機會來之不易，倍加珍惜，想通過讀書來擺脫貧困，所以，十分用功讀書，而且能尊重師長，團結同學，遵守紀律，學業成績和「操行」（即品行）總評，每年都在前五名，幾乎年年都受獎。有一年，得的獎學金最多，有四十串銅錢，我非常高興，買了一本字帖和一些紙筆，剩下的大部分錢都交給父母親留作下學期的學費，老人家特別歡喜。我星期天很少回家，一般個把月才回去一趟。每次回家，母親都要把她織麻布、賣雞蛋攢下的錢，拿十個銅板給我買點心吃，但我知道父母親攢錢不容易，都捨不得花，讀高小的四年間，我只有一次和同學一起花了一個銅板買糯米做的糖粑粑吃，省下的錢，到放假時連同獎學金一起還給了父母親。
甸溪高小的學制四年，第一年是預科，課程有國文、算術、常識等；考試合格後，第二年轉入正科，課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