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名李鳳瑞，祖籍廣東省梅縣，是世居粵東山區的客家人。大約在三百多年以前，祖先永興公逃荒來到湖南省瀏陽縣船倉鄉一帶山區安家立業。瀏陽縣按地理位置分為東、西、南、北四鄉，船倉鄉位於例陽縣城東北約三十多公里處，屬於瀏陽縣東鄉，是湘贛交界一個極其偏僻的深山區。我的祖輩剛逃荒到瀏陽時，平原地區早已被本地人開發完了，只好進入這深山老林安家。在這窮山僻壤，上無片瓦，下無寸土，一無所有，全憑著辛勤勞動的雙手，開荒造田，砍樹搭屋，男耕女織，艱苦創業。但這裡山高水冷，土地貧瘠，終年臉朝黃土背朝天，犁耙耕耘，仍難得溫飽；加之這裡山路崎嶇，交通閉塞，出山進山，全靠肩挑背馱，與外界基本隔絕。所以，年復一年，一代又一代，三百多年間進步緩慢，經濟、文化仍十分落後，祖祖輩輩過著極為貧困的生活。
一九零六年七月九日（清光緒三十二年農曆五月十八日），我就出生在這個窮山溝的船倉鄉雙坑村的一戶貧農的家庭。生父李慶文、生母黎氏都是純樸忠厚的貧苦農民，生下我們兄弟姐妹六人，大哥李鳳彝是個漆匠，娶妻劉氏，生了幾個孩子均未成活，一九三零年初因病癱瘓，生活不能自理，大嫂被生活所迫而改嫁，由堂兄李風標（瘸子）照顧其生活，一九三一年病故；大姐李桂華，九歲時就送給人家當童養媳，後嫁給文家市農民陳昌金，生有三個兒子，現已八十多歲；二姐李梅香，嫁給高坪沿甸鐵爐沖蘇慈石，蘇慈石曾參加紅軍，去無音信；二哥李鳳廷，一貫務農，一九二八年入黨，一九三零年任瀏陽第五鄉蘇維埃主席，一九三一年二月二十二日國民黨軍官湯文燕帶兵到大溪源抄燒我黨地下組織的石印局（即地下印刷廠）路過雙坑時，將鳳廷抓到永和市殺害，據說反動派將二哥鳳廷的心臟挖走，無人敢去收屍，慘不忍睹；二哥娶妻鍾氏，生過一女兒，也先後死了。我排行第五，還有個六妹名叫春香，從小跟生父念經吃齋，十八時患肺病夭亡。我出生時正是清朝末年，政治腐敗，列強侵凌，天災、戰禍連年不斷，民不聊生；加之我家人口多，收成少，雖然父母親和哥哥勞累操持，仍難得溫飽，所以，我剛滿周歲，生父就把我過繼給堂伯父李奇文為嗣子。
養父李奇文也是個世代務農的莊稼漢。他為人豪爽、剛直，小時候讀過幾年私塾，識幾個字，而且從小練習過武術，練就一套嫻熟的「鐵骨樁」拳，還會舞槍弄棒，好打抱不平，所以在村裡有些威望，經常參予小宗族的「祀會」議事，村裡發生些民事糾紛，往往都請他出面幫助調解。他有兩個弟弟，二叔李福文是個裁縫師傅，但在那貧窮落後的山溝里，除婚喪喜慶外，沒有幾戶人家有錢做件新衣服，平時只能幫人家縫縫補補，而且全憑手工縫補，做得很慢，工錢很少，無法養家糊口，所以沒錢娶妻，一直同養父一起生活。三叔李香文也是個忠厚老實的庄稼人，只知埋頭種地、上山砍柴，挑點柴禾到集鎮上賣，換回一點鹽巴、豆豉、火柴之類的生活必需品，維持家庭生計，也無力娶妻，同養父一起生活。這樣三兄弟相依為命，家庭的貧困程度即可見一斑。可是，因養母游氏沒有生育，養父李奇文年過半百還沒有子嗣，所以把我過繼來繼承他這一戶三兄弟的「香火」。
我五歲時，不幸養母游氏病故，家中無人料理家務，養父不得不續弦，娶了寡婦巫氏為妻。繼母巫氏當時已年近五十，為人勤勞樸實，賢慧溫柔，和藹可親，對我特別疼愛，是撫養我長大成人、使我終生難忘的慈母。可惜她老人家在一九三一年我全家親人因瘟疫先後病故、只留下她孤身下一人的情況下，苦熬到一九四四年就去世了，沒能盼到湖南解放、當年的紅軍和我凱旋歸來的時候，這是很遺憾的。養父家住的西坑是個只有一二十戶人家的小村：生父家住的雙坑是個有百來戶人家的大村，同在一條山溝里，相距僅三四華里。養父家因只有我一個小孩，勞動力多，生活比生父家稍好一點，但也很貧寒。全家五口人只有六間土坯房屋，一畝自己開荒的旱地，房前屋後有一片小竹山、小茶山和小菜園，種了一些竹子、油茶、茶葉、紅薯和蔬菜、煙葉，每年可收些竹筍、茶油和茶葉、煙葉，供全家食用，蔬菜也夠全家吃的。養母天天接麻、織麻布掙點手工錢，每年還飼養一頭豬、幾隻雞，過年時殺豬，除留點腌制臘肉作祭祀和請客人用之外，大部分賣錢，雞蛋也是攢下來賣錢，補貼家費。因為自家的耕地少，而且是「望天田」，天不下雨就顆粒不收，所以，每年不得不租種外宗族「祀會」二十多畝山田。逢上好年景，一年可收二十多擔穀子，夏收後，除交租谷和還清青黃不接時的借谷外，所剩無幾，全家口糧主要靠晚稻和紅薯。除正月初一和早稻開鐮的時候能吃上一頓大米飯外，一年四季都是紅薯飯。冬季白天短，農活少一些，只是翻地、整理茶山和打柴，就改吃兩頓飯，而且主要是吃紅薯絲。當時有首童謠唱道：「三根薯絲一粒米，紅薯絲里找米粒，找來找去找不著，鼻碰碗底找一粒。」就是形容當年吃紅薯絲飯情景的。到了春耕大忙季節，白天長，農活重，才能吃三頓飯，紅薯絲飯里的米粒也多一些。即使這樣數著米粒下鍋，我們家每年仍然要缺幾個月的糧食，等到來年青黃不接的季節，又得向「祀會」和馬欄坳的「義倉」借三四擔穀子才能維持生活；如果遇上災年，那日子就更難熬了。
我們西坑地處窮鄉僻壤，外地婦女一般都不願嫁進山溝里來，所以，當時家家戶戶都有養童養媳的習慣，這樣把童養媳養大了就可以同兒子成親，不必花大錢到外地去娶。我養父家三兄弟只有我一根「獨苗」，養父母和兩個叔叔都象對待親骨肉一樣疼愛我，祈望我能儘快傳宗接代，因此四五歲時就按風俗為我要來一個童養媳。她比我大一兩歲，直到我十六歲那年同她成親，只知道她娘家在馮家灣，姓劉，也不知道她叫什麼名字。因為在舊社會婦女沒有地位，我們山溝里很多婦女只有小名，不起大名。小時候人家叫她「妹子」（女孩子多就叫幾「妹子」），出嫁後稱她是某某人的「堂客」（妻子），生了孩子以後又稱她是某某「伢子」他娘；即使有資格寫進家譜、族譜，也只寫姓氏，什麼黎氏、巫氏、劉氏，不寫名字，如果她在家曾起過名字，人們也不大知道或早已忘記了。
我的少年兒童時代，正處於辛亥革命的興起和失敗的社會大變革、大動亂時期。當時，大小軍閥各自為了本集團的利益，在日、英、美、法、德、俄等帝國主義的背後支持下，擁兵稱雄，割據一方，為爭奪地盤，進行連年的混戰，給廣大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我們湖南省是軍閥吳佩孚的勢力範圍，連年天災兵禍，民不聊生，這是我童年苦難的根源。
我和所有窮苦人家的孩子一樣，六歲就開始放牛，每天拉著牛到山上放牧，有時還同童養媳一起上山采豬草、拾柴禾，夏熱冬冷，小小的年紀就開始嘗到人生的苦味。有一年七月的一天中午，天氣很熱，牛蠅（學名叫牛皮蠅）特別多，我站在山上一棵桐樹下看著牛在吃草，突然飛來一大群牛蠅圍著老牛飛來飛去，在老牛身上叮咬。開始時老牛搖著頭、甩著尾巴拚命驅趕，可是怎麼趕也趕不開，牛蠅越叮越狠，叮得老牛亂蹦亂跳。我急了，折了支樹枝趕過去想給老牛驅趕牛蠅，沒料到老牛被牛蠅叮疼了，暴躁起來，低下牛頭就用牛角來頂我，我趕忙往後退，不料背後坡下是剛砍伐過的竹林，一樅樅竹頭上露出一支支尖利的竹茬。我一個踉蹌，一腳正踩在竹茬子上，赤腳板一下子就被尖利似劍的竹茬子刺穿了，頓時鮮血直流，疼得我哇哇大哭起來。在附近放牛的牧童小朋友，趕緊跑到我家去報訊，父親（養父）得知後馬上趕來把我背回家去，用鹽水洗凈傷口，敷上了草藥才完全止住血。為這事，母親（養母）心疼得直掉淚。傷好後，每當我上山放牛或打豬草時，她都再三叮囑我要小心。
九歲時，父親送我上私塾讀書。本來那時候已經有了「洋學堂」，可是父親思想比較保守，認為「洋學堂」得不到學問，私塾才能「知書識禮」，學到真本事。第一天上學是父親親自送我去的。按照老規矩，父親要我在香案前向「至聖先師」孔老夫子的靈牌磕了頭，又跪拜了老師之後，便囑託老師說：「我把這伢子交給你，請你嚴加管教，他要是不好好念書，你儘管打，我不會心疼的。」
老師文縐縐地回答：「是的，是的。『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義。』你放心，你放心！」接著，他便給我起了個學名叫「明階」。
我這個啟蒙老師叫李輝潘，五十多歲，治學有方，要求很嚴格，但不輕易地打罵學生。他從《三字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開講，主要是識字。我對念書很感興趣，背書背得快，字也記得牢，老師對我很好。一年後，李輝潘老師「辭館」走了，來了個叫李日旺的新老師，也是五十多歲的塾師。他比較嚴厲，誰書背不出來就用竹板打小腿肚子，學生都怕他。但我沒有因讀書的事挨過他的打。有一天，一個調皮的同學惡作劇，趁李日旺老師還沒來上課的時候，把捉來的一隻癩蛤蟆拴在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