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黨和人民，沒有同呼吸共命運的戰友，就沒有我的一切，對此我刻骨銘心。
1933年我被國民黨反動派逮捕入獄，九死一生，是黨營救我出獄。
1934年12月馮家渠戰鬥中，我掉入天窖，是戰友們救起。
1935年2月賀家灣戰鬥中，我右腿腿骨子彈穿透，警衛員路巨才不顧生死，背起我跳下5米深的峭壁，通過2000米川道，使我獲救。
1935年10月，因錯誤的「肅反」和瞎指揮，我率領的八十一師二四一團於羊泉原陷入絕境，我頭部負傷而昏迷。警衛員白金富冒著敵軍密集的炮火，搶救出我。
1936年3月紅軍東征期間，我為了救朱瑞（後曾任炮兵司令），被敵機轟炸掀起的碎石土塊埋在一米多深的坑中，是警衛連戰士分秒必爭地救起了我。
1936年8月，在甘肅李家塬戰鬥中，為掩護師長文年生等撤到安全地帶，我率百餘人衝出敵3000餘人的包圍，絕處逢生。
1936年9月，在甘肅紅連灣觀察地形時，遇敵機轟炸，又被埋入坑中。警衛員王強用自己的身體掩護了我，他卻受了傷。
1941年9月，在冀中西宋庄戰鬥中，我的膝關節脫臼不能行動，警衛員吳常有及時救治，使我得以率領部隊打退日寇進攻。
1942年3月，率留訓團過平漢路時，我的膝關節又一次脫臼，經吳常有緊急搶救，轉危為安。
1942年7月，率留訓團護送300萬法幣回延安，途中我的膝關節再次脫臼，警衛員白明山細心救護，我得以指揮部隊圓滿完成重任。
不知多少次生死關頭，在戰友的拚死搶救下，才保存下我的生命。我永遠忘不了賀晉年、路文昌、賀秉章、薛振昌、路巨才、黑貴山、白金福、王強、李國斌、吳常有、馮振海、白明山等同志的深厚情誼。
「文革」中，吳法憲、江騰蛟企圖將我打成「叛徒」時，賀秉章、薛振昌、張卓之和中共子長縣委挺身而出，仗義執言，並將保存完好的榆林敵人的檔案讓調查人員過目，保護了我。這在某種意義上比挽救了我的生命還可貴。
我深深地懷念幫助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同志以及與我同舟共濟的許多戰友。
我讀小學時，同班同學王思溫、李登榜介紹我加入了中國共產主義共青團。我又受到李國章、張國仁、桑非吾、趙仰普、史唯然等革命志士的共產主義啟蒙教育。
我上綏德四師時，校長馬濟川、體育老師蘇醒民及白如冰、惠澤仁、吳志淵、白壽康、柳青等人對我幫助和影響較大。在四師我初步學習掌握了馬列主義革命理論。
在地下黨工作期間，我得到了馬文瑞、畢維周、劉光賢、薛毓瑞等同志的幫助，進一步增強了我為共產主義事業奮鬥終生的信念。
在參加紅軍，參加武裝鬥爭時期，我得到謝子長、劉志丹以及賀晉年、張達志、路文昌等多方面的指導、帑助，使我更堅定了為黨的事業貢獻自己的一切決心。
特別是我黨我軍的優秀領導謝子長、劉志丹、彭德懷等，他們為革命鞠躬盡瘁，大公無私的崇高品德；他們大智大勇，身先士卒的無畏精神，一直深深的感染，教育著我。他們親切的教誨，無言的光輝榜樣，對我成為一個堅強的革命戰士，成為一個稱職的軍事指揮員，成為一個光明磊落的人，起了相當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