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軍區空軍領導機關，就是在這樣的政治背景下開展了所謂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10月，江騰蛟任南京軍區空軍政委。他糾集了空軍原四軍的王紹淵、李道之和氣味相投的保衛部長主父光、幹部部長劉更生、組織部副部長閻成玉、宣傳部部長王知十、青年部部長郝寶章及司令部副參謀長等人，根據林彪的「打倒一批，保護一批，提拔一批」的指示，向聶鳳智、李赤然、顧前、朱火花等人展開了殘酷無情的鬥爭。
在他們滅絕人性的野蠻迫害下，得才兼備、參予編寫空軍各種條例條令的參謀長顧前，不幸斗死。精通工程技術的工程部部長朱火花，被他們口中堵上毛巾、推進糞坑溺死。經過長征的蔡永被折磨得骨瘦如柴，幾乎死去，他們把聶鳳智裝在麻袋中任意摔打，後秘密轉移到雲南、貴州、廣西的十萬大山中去養豬，致使其精神失常、半癱半痴生命處於垂危之中。
我被關押在南京空軍大操場地下室里，又臟又潮，室溫零下十幾度。他們晝夜批鬥我，採取軟硬兼施、攻心與嚴刑並用的手段。不是打耳光、坐「噴氣式」、頂磚頭；就是拔頭髮、罰兩腿向前彎曲站著；不是套供、逼供，就是誘供、勸供。他們所採用的刑罰手段，不亞於我在國民黨監獄中所遭受的折磨。我難以料到共產黨內會有如此敗類。
幸虧我平時一心為工作，一心為群眾，行得端，站得正，批鬥時雖然也挨打，但較輕；頭髮也被拔，但只是虛晃幾下；行刑少而短，若遇上訓練部部長魯明的老婆吳綱橋不在場，我還可以坐在凳子上。
我被折磨了三個月，空軍的領導和江騰蛟等毫無所得。在廣大群眾壓力下，不得不同意有條件的「解放」我；就是要我承認是「三反分子」。說是只要「名義上」戴上這頂帽子，不講具體內容——因為他們根本不講根據什麼把我定成「三反分子」。對此，我斬釘截鐵的回答：「不行！」
原來，葉群曾於1964年在江蘇太倉搞「四清」，她不遵守中共中央關於參加「四清」人員應與當地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工作、同學習」的「五同」規定，與江騰蛟鬼混在一起。白天到田裡照像，晚上吃喝玩樂，在當地群眾和南京軍區空軍指戰員中反映極壞。
他們又曾到上海胡混，僅在錦江飯店用餐就花費了6000餘元。江曾要我簽字報銷，被我堅決拒絕。他又提出從上海空四軍賣蒸餾水的帳中報銷，帳目可不進出，神不知鬼不覺地解決問題。他要我點頭同意，我說：如果這樣做了，你不告知我，我要負官僚主義責任；如果你先告知我，我點了頭，你報了帳，等於我犯了同流合污的錯誤。江頓時翻臉，一反常態的說：你真是笨到不可挽救的地步，把送上門的陞官的機會都不要，你會後悔莫及的！我當時就表示：以出賣黨的利益、出賣群眾利益而換取個人利益，我一向深惡痛絕。不久，葉群途經南京，點名要見我。在同我握手時，她陰陽怪氣的說：「你就是那個同我堅持原則的李赤然，你很有本事么，原則性很強么？」我未置可否，我深知他們的為人品質，但是我不害怕，也不後悔。
「文革」時期的「真理」之一就是：誰不尊重葉群就是不尊重林彪，不尊重林彪就等於不尊重毛澤東。由此空軍的領導人把我列入「三反分子」是有「根據」的。我當然拒絕以此作為「解放」我的先決條件。
余、江想再找出其它「證據」。他們說我在空軍黨委第十一次擴大會議上的發言是「誣衊」了「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幹部等等，是「不折不扣」的「三反」言論。
我很清楚，和余、江之流沒有什麼道理好講，只有鬥智斗勇。我提出給我戴「三反分子」帽子也是要有條件的，即必須將我的「三反」證據——我在空軍黨委擴大會議上的發言——公佈於眾，也好向群眾和幹部有個交待，讓大家明白我是個什麼樣的「三反分子」。
越是堅持拿出證據，他們越是六神無主、生怕引火燒身、暴露他們的卑劣，他們只得不講條件的「解放」我，讓我「站出來工作」。
此時，我表示，我本來就沒有「犯罪」，也就無所謂「解放」，一切都是余、江之流在搞鬼，他們想奪權，就必須加「罪」於真正的革命者，打倒一大批真正忠於黨和人民的領導幹部。我質問他們：你們批鬥我三個月，無所不用其極，如果我有一句反黨、反群眾、反領袖的話，你們早就拿出來「曝光」了。你們派幹將5次去我家鄉子長縣，索要所謂的「叛徒材料」，逼得縣裡拿出鄧寶珊起義後所得到的敵偽檔案。如果從中能找到可定為「叛徒」的蛛絲馬跡，你們早就大肆宣揚，早就用此致我於死地了。事實徹底粉碎了你們的「欲加之罪」的陰謀。無計可施了，又想用「解放」、「站出來工作」等掩蓋你們的勾當，這是不行的。你們只能說「請你繼續工作」，我才有可能考慮。
他們迫不得已同意了我的要求。在南京軍區空軍團以上幹部大會上，宣布由我負責「三支」工作，擔任主任。同時余、江又派來其同黨閻成玉任副主任，其目的不言而喻。但閻水平低，常用拙劣的手段干擾工作，引起多數「三支」人員的憤慨。不僅自己陷於孤立，而且進一步暴露了余、江的醜惡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