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小參加革命，十幾年來，是黨、人民和軍隊培養、教育了我，使我早就置生死於度外，置個人安樂於不顧。我從不怕苦，不怕死，但個性剛烈，受不了冤屈。我和白志文對警備五團都很有感情，我們並不怕批評，只希望能實事求是。白志文因有些人的過火批評，離開了部隊，我也曾想和他一樣回家務農，無官一身輕，做個普通農民或許更安定些。直到此時，才有暇想念長年顧不上的家。
我的第一個妻子侯瑞雲，自和我結婚起，就沒過上安生日子。當我從事地下黨工作時，她整日提心弔膽；當我參加紅軍各處作戰時，她仍然夜不成寐；當我擔任了部隊團長、生活稍好些時，她卻自慚形穢，認為當不了團長太太。她終於提出和我分手。1938年我們和和氣氣的離了婚，她說：女兒林燕由你帶著吧，你和爹爹都有文化，能教育好她。
第二個妻子蔡蓮峰，是從雲南來延安參加抗日的高中生，共產黨員。她女大畢業後分配到中央組織部工作。那時我在留守兵團警備五團任職。1940年她生孩子時，難產大出血，又缺醫少葯，沒來得及搶救，病逝在延長縣。而我當時正在前線指揮作戰。
現在的妻子翟平，是我到晉察冀徵兵時相識的，於1941年經冀中軍區批准結婚，我們已經有了一個兒子，我不能再失去他們了。
但為了大局，經西北局、聯防軍首長的再三教導，我於1943年1月到中央黨校一部第四支部學習。1938年，中央六屆六中全會決定召開「七大」，陝甘寧邊區的「七大」代表，是在1939年邊區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上選出的。留守兵團通知我被選為陝甘寧邊區「七大」正式代表時，我正在兩延河防前線同日寇打仗。這次從晉察冀回到延安我才知道來自全國各地的「七大」代表已陸續到達延安，中央決定，「七大」代表一律進中央黨校學習，直至「七大」召開。在我未進中央黨校之前，整風運動已經開始，在中央黨校學習的「七大」代表還要進行資格的審查。我一進黨校正逢所謂的「搶救失足青年」運動，我也被「搶救」了10天。幸好西北局了解我的全部情況，向校方提出讓我過春節時回瓦窯堡與翟平和孩子們團聚。
1943年3月重返黨校後，我被推選為第一組的組長，成員有薛蘭斌、白凌雲（女）、丁國珏、李蘭（北方局的）、溫祥初和於占彪。
當時的主要任務是「搶救失足青年」。我們這個小組的成員，大部分是陝甘寧邊區土生土長、從小就參加土地革命鬥爭的。在小組內部很難開展「搶救」運動。只好請示支部，當時的支部書記是賀晉年。支部指示：你們小組就搞批評與自我批評，檢查黨風、文風、學風中所存在的問題。於是小組決定每個同志將「三風」中所存在的問題寫成書面材料，逐個檢查通過。
此時校務部通知「搶救」運動停止進行，「三風」檢查告一段落，對於「搶救」運動中的材料進行甄別工作。我組接受了4份材料，費了一個多月時間，全部否定了經「逼供信」提供的不實之辭，為受冤屈的同志摘掉「叛徒」、「特務」的帽子，康生在整風運動後期所堅持的危害黨、危害同志的做法終於結束了。
學習步入正軌後，我們認真學習了黨的歷史及黨內的兩條路線鬥爭情況，使大家認清了王明左傾路線給中國革命帶來的嚴重危害。當時使白區黨的力量喪失100%，蘇區喪失90%。大家要求在「七大」召開前，清算王明的錯誤路線。
中共中央為此決定：對王明錯誤路線進行批評與自我批評，採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最終達到治病救人，糾正錯誤，堅持真理的目的。
在黨校我們對王明的錯誤路線展開了多次批評，他在事實面前不得不承認自己的錯誤。但是他的檢查極不徹底。我和大家一樣，對此很不滿意，尤其是我們曾深受其害。1935年6月，執行其路線的代表人物，一到陝甘寧邊區就哇哇亂叫，擺出欽差大臣的臭架子，指手劃腳批評我們這也不是那也不行。把直克六座縣城，消滅敵人近萬人的輝煌勝利說成是「僥倖」。1935年9、10月間，他們又大搞「肅反」，競將陝北蘇區和紅軍的締造者劉志丹等同志逮捕，並殺害了200多黨政軍幹部。由於他們所造成的政治軍事危機，由於他們的瞎指揮，陝甘寧蘇區幾乎被斷送。其危害令人觸目驚心。而王明等卻輕描淡寫，實在令人憤慨。
但對這些犯過嚴重錯誤的人，中央採取的卻是和風細雨、治病救人的英明決策，並爭取他們站到正確路線上來。其中的許多人後來成為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外交家、文藝家、戲劇家、理財家等等，他們對中國革命和建設都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通過兩條路線的學習，我們對實事求是、艱苦奮鬥、群眾路線、批評與自我批評、理論聯繫實際等問題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對指導今後的工作、學習打下了良好基礎。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我有幸作為正式代表出席了「七大」。大會系統地總結了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制定了打敗日本侵略者、建設新中國的正確綱領和策略，確立了毛澤東思想在全黨的領導地位。
大會21天，毛澤東作了《論聯合政府》的報告，朱德作了《論敵後戰場的報告》，周恩來作了《統一戰線報告》，劉少奇作了《修改黨章報告》。大會閉幕時，毛澤東作了總結。他說：「七大」是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要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去貫徹落實。
「七大」是我黨成熟的標誌。從此以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人民取得了一系列偉大勝利，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抗日戰爭取得了偉大勝利。但國民黨蔣介石從未放棄通過發動內戰消滅人民革命力量的企圖。抗戰剛結束，就調兵遣將，兵分西、中、東三路，在美國支持下，準備進攻解放區。
西路胡宗南部進攻關中的形勢緊迫，關中分區司令員兼政委王世泰向西北局提出：關中分區三團需要一個核心領導幹部任政委。
1945年10月上旬西北局常委決定派我去三團，徵求我意見時，我說哪裡需要就到哪裡去。到三團後，我首先將「七大」精神傳達到連級幹部，還多次指導全團指戰員學習「七大」精神，並要求大家堅決貫徹落實。經過學習，指戰員都決心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將革命進行到底。
歷史已證明三團是一支鋼鐵部隊。解放戰爭中立下過偉大的戰功，被第一野戰司令彭德懷授予「守如泰山」的英雄團。全國解放後，在1962年中印邊境戰爭中擔任反擊部隊，堅持6天6夜，迂迴包圍了印度軍隊，消滅他們5個旅。在社會主義建設中，曾擔任西藏公路的修建重任。在新疆形勢緊張時，被指定為烏魯木齊市的機動部隊。
12月調我去分區任主任，不到一個月又調我到聯防軍任民運部長兼敵工部長。不久敵寥昂進攻關中分區，因形勢需要組成前敵指揮部，我為政治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