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0月武漢失守後，抗日戰爭由戰略防禦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國民黨頑固派將其政策重點逐漸轉移到反共反人民上來。1939年至1940年間，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陝甘寧邊區是國民黨頑固派武裝進攻的重點之一。
當時我團除在延長、延川、固臨防守外，還要以一部分兵力對付延長縣國民黨縣長周金龍。他是國民黨三青團骨幹分子、頑固派。一進邊區就施展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伎倆。1939年3月以來，延長地區一直久旱不雨，農民盼雨心切，就自發組織舞龍祈雨。周金龍藉機在群眾中煽動：「這不是天災，而是『人禍』。共產黨領導的邊區只顧征糧、納稅，而不顧你們的死活……」。
我們立即與我政府縣長譚生彬、縣委書記白清江研究對策。在分析情況時，認為祈雨是民眾風俗習慣，只是被人利用。只有揭發陰謀，以其人之道還制其人之身。
祈雨期間，依當地風俗規定，所有的人必須吃素。我們請群眾暗中察訪，看縣政府和當地駐軍單位有誰違犯俗規。結果只有周金龍縣政府犯了戒。這一下激怒了農民群眾，他們集結了幾百人抬著龍王樓子直衝縣衙。攪的縣政府天翻地覆。周只得派手下張永清請我們出面調解。
我來到出事地點，對群眾講：不要聽信謠言，你們想一想，1935年沒有解放時過的是啥日子？「早上稀溜溜，中飯溜溜稀，晚飯杓兒打澡洗」這還是豐收年。遇上災年，大戶賣田地、小戶賣兒女，多少人背著席捲客死他鄉？自從來了共產黨、八路軍，大家分上了地、房、傢具和衣物，改變了祖祖輩輩上無片瓦，下無立足之地的悲慘狀況。發展了生產，過著30畝地一頭牛，老婆娃娃熱炕頭的溫飽生活。難道你們還看不清究竟誰真正為勞苦大眾，誰在製造「人禍」嗎？天不下雨是自然災害，從來靠天靠地都沒有解決過問題。如果真是有龍有神，你們祖祖輩輩的祈求為什麼都不靈驗呢？都沒有把你們救出困苦呢？只有遵照邊區政府抗旱、自救、搞好生產的指示去做，才是唯一出路。大家聽了我的話感到在理，知道上了周金龍的當，自動離開了縣衙門。
我被張永清請到國民黨縣政府喝茶，我有意叫周金龍和政府有關人員座談，請周說說這次鬧事的感想。周尷尬不堪，吞吞吐吐的說：「職責所使，身不由己。但想不到會引起這麼大的麻煩」。其他人亦無言相對。張永清提議請李政委講話，我嚴肅地談了對這次事件的看法，併當場批評周金龍身為高級知識分子，難道連普通的自然常識都不懂嗎？利用農民文化低、科學知識少，鼓動搞迷信活動，實際上是挑撥共產黨邊區政府與人民群眾的關係，是破壞抗日。在場的大多數鼓掌表示贊同。周和少數頑固分子低頭不語。
1939年8月在延長城隍廟召開紀念抗日兩周年群眾大會。周金龍在統一「軍令」，「政令」的借口下，大放厥詞。不承認邊區政府的存在，不承認留守兵團的存在，在群眾中惡毒散布：如果不取消邊區留守兵團，就是分裂抗日統一戰線，不遵守國民黨政府的「政令」、「軍令」。
我在大會上針鋒相對的批駁了他的謬論：第一，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蔣介石親自許諾建立陝甘寧邊區。然而1937年9月陝甘寧邊區政府正式成立後，國民黨當局遲遲不予承認，這是背信棄義，出爾反爾，包藏禍心；第二，八路軍遵照中央軍委命令堅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開赴敵後展開游擊戰、直接與日寇浴血奮鬥，如平型關大戰等揭穿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而國民黨軍隊奉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政策，從華北前線大潰退。真正團結抗日的是八路軍；第三，真正領導抗日救國的是中國共產黨。從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到1937年7月7日蘆溝橋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全面入侵，中華民族的全面抗戰都是在共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指引下進行的。而國民黨中的頑固派執行的是「攘外必先安內」、「消極抗日，賣國求榮」。明喊什麼「軍令、政令統一」，暗中卻鬧摩擦，這是違犯人民意願的。團結抗日，把日軍趕出國門是我中華民族共同的責任，你們應該覺醒了，否則將成為民族的千古罪人；第四，邊區人民、軍隊是在共產黨領導下成長起來的，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周縣長欲挑撥離間，破壞我黨政軍民的團結是辦不到的。
會場群情激奮，不斷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國民黨中的頑固派」，「中國共產黨萬歲」，「八路軍萬歲」。最後抗聯主任譚生彬領唱《救亡歌》。大會在同仇敵愾的歌聲中結束。
經過這兩次較量，周金龍在公開場合收斂多了，暗中卻變本加厲進行更加陰險的破壞活動。他企圖從我們內部進行分化瓦解。那期間我團剛吸收了一批進步青年知識分子，如：陳慕華、鍾毅、王甫民、朱紹基、尚立敬、趙濤等。周看中上海籍的王甫民、朱紹基，他從請客吃飯到後來搞「拜把子」、施「美人計」，竭盡造謠誹謗、挑撥離間之能事，欲拉他們下水。但這兩位青年立場堅定，及時把這一情況報告了政治處保衛股。經研究讓他們將計就計，打人敵人心臟去，以及時掌握敵人動態。
此外，周還大搞反動的統一戰線，他與宜川縣縣長懷建民相互勾結，常派出他的保安部隊偽裝成土匪，竄到固臨縣（邊區新設縣）邊境一帶燒殺擄掠、強姦婦女、破壞生產，然後將罪名嫁禍於我游擊隊。
西北局為了團結抗日，於1939年10月2日指派我赴宜川縣與懷建民打交道。領導介紹了宜川縣的情況，說任務艱巨而重要，需慎重行事。
我挑選了團保衛股長王太和、組織股長嚴雄、宣傳股長曹光華、民運股長劉志英、青年股長賴其正、警衛連指導員王強及警通連20餘人，每人都攜帶上長（短）槍和子彈。我們騎馬先到固臨縣了解情況；再到固臨與宜川縣交界處詳細了解所發生的種種事件的經過及其損失等情況，然後直奔宜川城。
當晚，懷建民假惺惺的設宴招待，並請駐軍王鎮國旅長作陪。我來之前已了解到這個旅屬楊虎城部，是主張抗日的。懷建民有意叫縣府科以上幹部輪流給我們敬酒，想把我們灌醉後，看一出「鬧劇」。我們早有準備，結果適得其反，把他的四五個頑固派科長整的一個個胡說八道，醜態百出，連王旅長對此都表示輕蔑。
我們隨即將已掌握的邊界事件的材料拿出，要求懷給予答覆。他語無倫次，交待不出來，把責任推到保安團身上，說是他們乾的。豈料保安團負責人立即站起來反駁：我們幹什麼事不都要經過你批准嗎？我們自己敢作主嗎？他們狗咬狗，相互推御責任，倒真演了一場「好戲」。王旅長實在忍不住，站起來痛斥懷等人破壞抗戰，造謠惑眾，挑撥離問的惡劣行徑並令懷建民當面向我道歉，還要向固臨縣人民道歉。並請我們將邊界事件真相向宜川人民公布。懷此時只好一一贊同。
第二天，我們兵分5路，分別到中、小學校、集市、軍營、農村等公眾場所宣傳、講解我黨我軍的抗日救國主張，我們遵照有理有利有節的策略，進行了家喻戶曉的5天宣傳，澄清了國民黨頑固派在人民群眾中散布的謠言，揭穿了他們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真面目，達到了預期的目的。當我們決定撤回延長，將出宜川縣城時，2000多群眾自發來送行，高呼著：「八路軍萬歲」、「擁護共產黨的抗日統一戰線」、「爭取抗戰最後勝利」、「國民黨頑固派滾出宜川城」等口號向我們道別。
1940年2月初，被稱為「摩擦專家」的綏德行政和督察專員帶少數人逃到榆林。為此邊區政府以肖勁光司令員名義給程潛發電，要求陝西省政府迅速撤出在邊區境內的國民黨縣長。電文日：「國共合作已歷經三年之久，邊區行政尚未確定，現在一縣有兩個縣長，古今中外，無此怪事；且陝西省所派縣長及綏德專員等以製造摩擦，擾亂後方為能事。在邊區已忍讓三年，現在彼輩益肆無忌憚」、「邊區民眾群以拘捕治罪為請，勁光為體念鈞座息事寧人意志，顧全邊區與陝省之團結起見，故請鈞座令知陝省撤回，否則實行護送出境，蓋亦仁之至，義之盡也」。程潛回電不得不同意邊區各縣長由邊區政府委派，國民黨縣長全部離開邊區。
據此，延長縣的周金龍將於1940年2月4日被送出境。3日，由我方縣長譚生彬召開了茶話會。譚首先講話：今天請大家來座談，我先講幾點，第一，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日本帝國主義已佔領我大半個中國，只要不願做亡國奴的就應在抗日救國的各條戰線上盡自己的責任。第二，破壞抗戰者，不要再與人民為敵了。立功贖罪，回頭是岸，這是唯一的光明大道。第三，抗戰的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我黨、我軍、我們的人民是不可戰勝的。誰要妄想在我黨領導的軍隊中做文章，只會是白日做夢。第四，邊區人民經過土地革命，生活有了很大改善，覺悟有了很大提高，誰想挑撥我們軍民之間或人民與政府之間的關係只能是痴心妄想。最後，譚請在座的談談近三年合作中對延長縣工作的意見。
100多人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