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山一仗更加引起甘泉守敵一二九師六八五團的恐慌和動搖。他們處於外無援兵、內無糧草的狼狽局面。在紅二四三團重重包圍下，白天害怕越出營房一步，夜晚嚇得不敢睡覺。只要我軍認真組織力量，甘泉城如囊中取物。這在軍事上乃攻城取勝的上策，但「上級」卻放棄了有利於我軍的戰機。
當時朱理治以中共北方局代表的身份來陝北工作，還有聶洪鈞由上海臨時中央局派來，都是為解決所謂陝甘邊、陝北蘇區和紅二十六軍「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問題而來。他們給陝甘邊特委和紅二十六軍戴上五頂大帽：「右傾機會主義領導」、「逃跑主義」「梢山主義」、「槍杆子萬能」、「濃厚的土匪色彩」，矛頭直指劉志丹。同時，在軍事上他們派一些不懂軍事的人來瞎指揮，令部隊撤到洛河川一帶進行「肅反」，以至坐失良機，給以後攻打甘泉城帶來了許多無謂的犧牲。儘管我軍付出了極大代價，卻始終未克此城，使其成為敵人在我蘇區的一顆「釘子」。
在「肅反」中，他們給不同意其觀點的人戴上「右派反革命」的帽子抓起來，導致了一系列嚴重危害革命的惡劣後果。
10月5日，軍團在王家坪召開慶祝勞山戰役勝利大會。軍團政治部主任高崗宣布開會，軍團長徐海東作勝利總結報告，講到二四一團作戰情況時，會場不斷響起熱烈掌聲，但徐突然不講了，歷聲問：二四一團三營營長李玉亭到了嗎？李營長站起來：到。徐：你這營長貪生怕死，畏縮不前，決定槍斃！
我一聽就火冒三丈，舉起右手要求發言，被師長賀晉年、政委張達志使勁按住。我決不能讓莫須有的罪名枉加於一位真正的戰士身上，況且他將被害死。我掙脫他倆，站起來說，李玉亭是在陝北紅軍第二次反「圍剿」時，帶領40多人，3挺輕機槍，20餘支捷克造步槍，從敵高桂滋部起義過來的。參加紅軍以來，忠心耿耿，智勇雙全，對戰士關懷備至，被全團官兵譽為「士兵老李」。在這次勞山抗擊戰中，他率領全營戰士始終衝鋒在前，不幸被炮彈炸昏後，醒來又投入戰鬥。全團的人都可證明他的堅強勇敢，身先士卒。他在開闊地帶，利用地形地物，隱蔽前進，快步衝鋒，只能說明他能見機行事，有勇有謀，怎麼會是「貪生怕死」？規定我們抗擊1個小時，我們堅持了5個小時，全靠和李玉亭一樣勇敢頑強的指戰員的奮力拚殺。他只有功勞，決沒有罪。
會場一時大亂。個別人鼓動一些不明真相者指著我喊：「你保護反革命就是反革命，應該一起槍斃！」我怒火中燒：「如果應該槍斃，就槍斃我好了！我是團政委，營的行動都是聽我指揮，和李玉亭沒關係……」
大會難以為繼，只見劉志丹與徐海東交談了幾句，高崗宣布：祝捷會就開到這裡，李玉亭的問題等調查清楚後再作決定。
李玉亭的命雖保住了，但二四一團參加本應是慶功大會的與會者，人人自危，造成軍心渙散，發生了自殺、逃跑等從未有過的事。有的幹部公開提出不懂軍事，要求到地方工作。一連指導員賈俊儒說：象李玉亭營長這樣既受過正規軍事訓練，又能英勇作戰的指揮員，差點槍斃，那我這種大老粗，只知衝鋒在前，有傷也不下火線的人，早晚還不得給自己人整死？他堅決要求去後方工作。
我當著他和其他幹部的面表示：不懂的東西，只要肯用心去學，終可以學到手。大老粗也能成為軍事家。但決不能經不住委屈，幹革命掉腦袋都不怕，還怕什麼？誰要是軟蛋，我就不饒誰。如果再發生李玉亭那種情況，我替你去受罰，去受死！此後，再也沒有人提出走的事。後來在抗日戰爭中，賈俊儒任團政委，在察哈爾喜峰作戰時壯烈犧牲。
「肅反擴大化」給二四一團造成的危害，是組建部隊以來從未發生過的，令人無比沉痛，但這一切並不能動搖我們繼續戰鬥的決心。
王家坪會議後，紅二十七軍八十一師由十五兵團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率領直奔富縣南的羊泉原。整整一天人不停腳、馬不卸鞍連續行軍80華里，只中午吃了點乾糧，黃昏時才趕到方圓兩三千米不見人煙的孤原上。既無法宿營，又找不到飯吃。人困馬乏，饑渴交加。此時又突然發現山嘴的土圍子里有不明番號的敵人封鎖了我軍前進的道路，指揮員命令部隊進入戰鬥。擔任前衛團的二四三團與敵人已經發生了猛烈的交戰。
我軍既不明敵情，又不明地形就倉促應戰，遭到了有備敵人猛烈炮火的攻擊，許多優秀的紅軍指戰員在這次毫無準備的戰鬥中光榮獻身。部隊雖反覆衝鋒，仍毫無進展。團長李仲英受傷後，政委王國昌只得要求撤出戰鬥，否則後果不堪設想。眾多紅軍戰士的鮮血使這次戰鬥的指揮者勉強同意了二四三團撤出戰鬥，以收殮犧牲的紅軍指戰員的屍體。
但是，這一血的教訓並沒有使這次戰鬥的指揮員清醒。本應果斷地停止戰鬥，派兵偵察敵情，觀看地形再做部署。但他卻採取了使人難以理解的魯莽做法。反而命令二四一團再次向這個土圍子發起進攻。
血的事實使我們看清了某些領導者的意圖，是欲削弱紅二十七軍的力量，否則就難以執行自以為「正確」的錯誤路線，就難以在由劉志丹親自創建的紅二十六軍中大規模的消滅異己。我們早就做好在戰鬥中犧牲的準備，以示對革命的忠誠和清白。
我甩掉上衣，來到擔任攻擊任務的二營。由於地形開闊，又毫無戰前準備，部隊反覆衝鋒無效，傷亡很大。二營營長只得率領剩下的戰士退到溝道里。我親自率領警通連50餘人繼續攻擊土圍子。在距土圍子30米左右的地方，我頭負重傷，昏厥過去。事後才知道是警衛員白金富（後改名白鋒）不顧個人安危救下我，並追趕上撤下來的部隊。
直到第二天，才弄清楚土圍子里的敵人是東北軍一〇七師的4個營，由高富源指揮。僅輕機槍就有100餘挺，在百米開闊的地段上，設置了幾層火力網，使我進攻部隊傷亡慘重，無力再組織進攻。幸而夜幕降臨，敵人未敢發起反衝鋒，否則我們可能會全軍覆沒。
在自以為正確的錯誤路線籠罩下，最終他們逮捕了以劉志丹為首的一大批黨政軍領導幹部，將他們關押在瓦窯堡秘密監獄裡。同時，於洛河川下寺灣屠殺、活埋了若干二十六軍基層幹部和地方幹部（究竟處死多少人，只有十五軍團保衛局長戴季英知道）。十五軍團八十一師參謀長任浪華因鼻孔中被灌辣椒面和香煙面而致死。
如此殘酷對待革命者的倒行逆施，僅1個月，使一個欣欣向榮，蓬勃發展，唯一屹立在西北的蘇區，在1935年就全國而言也是最大最牢靠的革命根據地，變成陰沉黑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的令人悲憤的惡劣局面。
「自己人」造成的危機，不同於敵人製造的白色恐怖，後者敵我分明，革命者敢於義不容辭的進行堅決鬥爭。「內部恐怖」往往令人迷惑不解，因操縱者常以「真革命」自居，揮動手中的權力棒混淆是非，顛倒黑白，不容辯白，不經審訊，致使許多革命同志蒙受不白之冤。「肅反」擴大化，造成根據地極大的政治、軍事危機。至今想起仍令人悲憤不已。
我負重傷後，師長賀晉年，政委張達志不同意我到後方治療，要求我繼續留在部隊。他們暗示我，要死也要死在戰場上，死在一起。他們同時說服了在這次戰鬥中也負了傷的參謀長路文昌。我們傷勢雖重，但都沒有去後方醫院治療，仍帶著重傷，指揮部隊攻打富縣榆林橋北面的魁星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