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8月5日黃昏，我被押解到榆林，案子移交給井岳秀負責的國民黨軍法會審處審理。敵人一來看我年齡小，二來不太相信我會參與軍事暴動，故最初土軍閥並沒有把我放在眼裡。加之當時我已奄奄一息，就沒有立即開庭，我被關在一個黑暗的單人牢房。
不久有人走近牢門，緊貼送飯的門孔，低聲問：「喂！你是哪兒的？」
因不知底細，我只有應付：「瓦窯堡的。」
「咋落到這個境地？」
「遭雷治富和折可達誣陷。」
「老弟，這是我的碗筷，送給你了！」我警惕地朝外看去，只見一個圓臉龐兩眼炯炯有神的小個漢子正遞上碗筷，並壓低嗓門說：「我是保安人，叫曹力如，懷疑我是以民團團總身份作掩護的共產黨員。我被作為軍事政治嫌疑犯押到這裡，審查兩年了。因未找到真憑實據，最近就要討保釋放。老弟，這裡關押的都是共產黨嫌疑犯，只要不胡說，事情就不難解決。」經驗告訴我決不能輕易相信人，但碗筷還是需要的。不一會兒，他又送來羊皮褥子和棉被，不管怎樣，先收下再說。在正式審訊我之前的這些日子裡，他常來這兒說上幾句話，最初只是東拉西扯，後來談到這裡慣用的審訊手段，繼而進一步告訴我獄中鬥爭的經驗。當確信他是黨內同志時，我激動萬分！我知道自己不是孤立的，有許多戰友和我在一起。
8月12日晚，軍法會審處正式開庭。公堂里陰森可怖，一縷暗光照著坐在正堂中的3個審判官，側面有兩個書記官，廳堂兩邊站著8個打手，赤裸上身，手持皮鞭、鐵鏈、火槍以及點著的木香，象是給我來個「下馬威」。審判官驚堂木一拍：「你叫什麼名子？哪裡人？犯罪前什麼職業？因何犯罪？如實招來！」「我叫李宗貴，瓦窯堡人。是安定縣北二區二十三小學的校長兼教員。我是被區長雷治富、團總折可達誣陷入獄的，因我揭發了他們私吞教育公款的醜行。」「你是正在貼標語時被捕的，還敢狡辯！」「從我被捕的那一天起，不經審訊查證就對我動用了各種酷刑，我的申訴一直得不到公斷。既然此處是正式會審，我要求申訴詳細過程。」「只許如實招來。」
「農曆5月13日是南溝岔鎮廟會，我去看熱鬧，折可達民團出動軍警包圍了廟會，嚷叫要抓共產黨。莫明其妙的抓了我這個手無寸鐵的教員，押到戒備森嚴的區公所，不問青紅皂白就對我施用了酷刑。幾次三番的折磨，沒有得到他們需要的口供，就謊報到安定縣，縣長受賄後，對我又壓杠子又施火刑，幾乎致我於死地。然後又押到這兒。我至今不知犯了什麼罪？」
「團丁親眼看到你貼標語，你還敢強詞奪理？」
「那他們就該在我正貼時，當場抓住我的手。可逮捕我時，我正在戲台前看皮影戲。」
「人證物證俱在，還想抵賴？要對你從重量刑。」
「事實如我所述，你們可去查證。我懷疑雷治富、折可達對我早已懷恨在心，想用幾張標語陷害我。」
3個審判官交頭接耳一陣後說：「今晚審訊就到這裡，下次過堂嚴刑侍候。」
我被拖回牢房後，曹力如急忙過來了解情況。聽完過堂經過後，他親切的握著我的手說：「老弟，以後你就這樣回答。敵人是無孔不入，伺機尋釁，咱們的對策是令他們無隙可乘。他們現在還只是把你當成嫌疑犯，若找不到有力的證據，就無法給你定罪。」他的話令我感到十分溫暖、寶貴。
第2次開庭是在8月13日晚，審訊室增設了火爐和各種燒得通紅的刑具。拉我上堂後不由分說剝光了衣服，用燒紅的香頭燒我還未癒合的傷口。我緊咬著牙：能燒焦我的皮肉，絕燒不死我的心！敵人見此招不靈，只得作罷。
8月24日晚進行第3次審訊。他們換了一副假慈悲的面孔：「你要是不招供，會判死刑的，你還這麼年輕，又當上了教員，前途無量呀。再說你還有老父需供養，就這麼死了太不值得。」
「作為教員，就要為人師表。正人君子，不能撒謊。我沒有犯罪，怎能承認？我被人陷害，可你們只聽信一面之辭。我不會因貪生怕死而喪失尊嚴。至於老父，他會為有一個正直勇敢的兒子而驕傲，用不著你們假仁假義。」他們氣急敗壞，無可奈何地草草收兵。
舊創新傷使我渾身潰爛，他們見狀不得不推延審訊。直到9月5日晚，進行第4次審訊。大堂正中擺了一張桌子，上面放著紙墨筆硯，要我寫「貪官污吏、私吞公款、罪行累累、惡霸地主、人民翻身、共產黨」等字樣。這顯然是要取我的筆跡。我從容地用右手寫完，與標語上用左手寫的字自然不一樣。敵人垂頭喪氣，宣告審訊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