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6月2日，中共安定縣委派趙福祥前來傳達縣委指示，要求我們在農曆5月13日（即6月5日）南溝岔廟會上，在角峪岔到南溝岔之間30華里的地段上，張貼標語、散發傳單，歡迎紅軍強世清、史法直所領導的游擊隊。北二區黨委會經過再三考慮，提出了不同意見：認為剛剛建立的秘密據點，是游擊隊人員和槍枝彈藥的補充站，一旦暴露，損失不堪設想。但趙福祥沒有分析區委的意見，嚴厲指責我們，命令我們要堅決執行上級的決定，區委只好接受了這個任務。離廟會還剩3天，我們既無油印機等設備，又不知具體的宣傳內容，趙說：你們克服困難，設備自己解決，宣傳內容我也不清楚，你們看著辦就是了。
我和薛毓瑞整整花了兩個通宵，擬好稿並用左手抄寫了200多份傳單和標語。6月3日晚，我召集4個小組的組長會議，布置如何散發傳單、標語。決定由薛振昌領導3個小組負責馮家渠到角峪岔地段，要在4日晚三更前把150多份標語和傳單張貼散發完；由賀秉章負責1個小組，從薛家渠到南溝岔，重點是在南溝岔的廟會附近張貼、散發其餘的標語和傳單；我和薛毓瑞是抄寫者，以防萬一，先不出面。會上還交待了具體方法，囑咐大家要注意隱蔽。
到了4日晚上，我和薛毓瑞感到心神不定，沒有把握。因為我們的黨團員以及互濟會員都是貧、僱農，從未乾過這種工作，缺乏經驗。於是我們一起去賀秉章家裡，檢查準備得如何，因張貼標語必須在晚上進行，為防止黑暗中將標語貼顛倒，一定要事先排放好。在檢查大家貼標語的動作時，感到他們勇敢有餘，經驗不足，容易出現漏洞，這會造成不堪設想的後果。我和薛毓瑞毅然決定，廟會廣場的標語由我倆張貼。
南溝岔的廟會十分熱鬧，方圓幾十里的人扶老攜幼趕來參加。商人們也擁來賺錢。賭棍、流氓、兵痞、土匪，更不放過這有利可圖、大發橫財的機會。
我和薛毓瑞分了工，他利用曾擔任過區長的有利條件，在區政府門口監視民團的行動。我到廟會戲台東側張貼標語。南溝岔廟會的戲台坐南向北，西、南、北三面是河川，東邊靠山。戲台築在高地上，四方趕會的人都雲集在此。唯有東牆是貼標語的好地方。最初，一切都很順利。不料薛毓瑞忍不住去廁所時，兩個團丁突然闖來，他們一見牆上的標語就大喊大叫，還拚命往下撕，看見我正站在那兒，就問：「李先生，你在這兒幹什麼？」我先是一愣，隨即鎮定下來：「解手啊！」不等我說完，他倆卻急忙跑到區公所，想來是向上級報告去了。也幸虧他倆都去了。
我乘機立即脫掉黑色外衣，裡邊是經常穿的白衣服，將沒來得及貼的傳單迅速散發到稠密的人群中，不慌不忙地走到戲台的正面，鑽人觀眾中，看起「孫悟空大鬧天官」的皮影戲來。
不一會兒，安定縣民團團總折可達、敵區長雷治富帶七八十個荷槍實彈的團丁包圍了戲場，封鎖了所有的進出口通道，威脅群眾不許亂動，要抓共產黨。為避免暴露其他同志及傷害無辜百姓，我主動站出來，十幾個團丁蜂湧上來，把我押進了區公所的辦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