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戰後，方先覺和軍部所有人被關在了天主教堂，盧慶貽也被關在這裡，不過，沒有和方先覺關在同一間房屋裡。
日軍知道方先覺是中國軍隊一員虎將，而衡陽保衛戰更是全國關注，如果能夠說服方先覺投降，必定能夠摧毀中華民族的抗戰鬥志，於是，日軍提出為方先覺保留第十軍番號，並增加軍隊，任命方先覺為司令，方先覺拒絕了。
無論日軍如何勸說方先覺，方先覺堅決不投降，不與日本人合作，後來，日本人得知方先覺是個孝子，就效仿曹操逼降徐庶的招式，囚禁了方先覺的母親，以此逼迫，但是方先覺還是不投降。
日本人沒轍了。
日軍全部佔領衡陽後，陳納德的航空隊得知衡陽城裡再無中國軍隊，中國軍隊全軍覆滅，就開始了對衡陽城狂轟濫炸。盧慶貽說，他們站在被關押房間的窗口，能夠看到美軍飛機上的鯊魚標誌，一顆炸彈接著一顆炸彈爆炸，日軍在煙霧與塵土中倉皇逃命，他們覺得非常解氣。有時候，爆炸掀起的氣浪衝進了窗口，可是他們完全忘記了死亡的危險，「死都死過一次了，再死一次有什麼大不了的。」
陳納德的航空隊完全控制了空中優勢，而衡陽的飛機場早在保衛戰之初，就被中國軍隊破壞，日軍在衡陽城裡惶惶不安，被動挨打。
幾天後，日本的報紙上登載了方先覺投降日軍的消息，國民黨佔領區報紙大量轉載，方先覺投降日軍的謠言開始蔓延，為什麼會這樣？這則消息怎麼來的？
這是日軍無恥的詭計。
無論是方先覺，還是目前健在的第十軍老兵們，都沒有承認方先覺和第十軍投降。他們從來都沒有承認過自己投降日本人，而且當時日本人一直關押著他們，他們並沒有享受到投降之後的禮遇。在我和他們交談的時候，這些抗戰老兵們都在反問：既然要投降，當初為什麼要孤軍奮戰47天？為什麼要在彈盡援絕，手中沒有本錢的時候才選擇投降？難道第十軍都是傻子嗎？
事實上，衡陽保衛戰的1944年8月8日，中日兩軍都已經無力再打下去，雙方都僅僅剩下最後一口氣，苟延殘喘。那時候，陳納德的飛機飛臨衡陽上空，為第十軍補充有限的給養；而第十軍直到最後一刻還將士同心，以死相拼，47天來，第十軍沒有一個人投降日軍，也沒有一個人當了俘虜，在日軍每攻佔一座高地時，殘餘的無法撤離的守軍拉響手榴彈與日軍同歸於盡。日軍在這樣一支守軍面前已經嚇破了膽，這支軍隊的民族意志遠遠超過了他們的武士道，這到底是一支用什麼武裝起來的軍隊啊！直到今天，我們都無法想像，一支雜牌軍隊，一支新組建的軍隊，居然能夠具有如此強大的凝聚力，具有如此強悍的戰鬥力。
而日軍也已經到了最後關頭，如果不能儘快攻下衡陽，所有將官就要剖腹見閻王。日本人並不知道第十軍還有多少兵力，他們唯一知道的是，每跨前一步，就要伏屍上百。當時的日軍也已經彈盡糧絕，陳納德的航空隊封鎖了所有陸路水路，這股日軍也成為了孤立之敵。更可怕的是，中國軍隊5個軍的援軍在衡陽的外圍進逼，日軍的防線也即將被攻破。
中日雙方就像兩個大漢在角力，現在每個人都只剩下了最後一點力氣。
於是，日軍選擇了停戰，方先覺為了7000傷兵，同意了停戰。
衡陽保衛戰結束了。
17000名中國軍人，對陣10萬名日軍，孤軍堅守47天，逼迫日本內閣下台，中國軍隊中軍長師長無一損傷，而日軍一名中將師團長，兩名少將聯隊長死亡，中國軍隊大獲全勝。日軍師團長，相當於中國軍隊的軍長；日軍聯隊長，相當於中國軍隊的師長。
這個輝煌戰果，是抗戰14年來，正面戰場從來沒有過的。
日軍提出了停戰，方先覺答應了，雙方的地位直到此時應該是相等的，中國軍隊保持了尊嚴，日軍也保持了尊嚴。
然而，日軍背信棄義，把方先覺和第十軍軍部的所有人關押在天主教堂，作為俘虜處理。
就算方先覺被俘，也毫不丟人。
德國的《步兵操典》規定，帝國官兵在部隊減員60%以上的，彈藥耗盡的，陷入敵優勢兵力包圍已無可能突圍的，都可以選擇投降。如果按照這個標準，第十軍在衡陽保衛戰第一階段就應該投降了，而且投降是毫無指責的。
德國陸軍是當時世界上最為強大的陸軍，德國的軍隊制度也本著愛護軍人的目的。
當時世界上每一個先進國家的軍隊都有《步兵操典》，我不知道當時的中國軍隊有沒有《步兵操典》，可能沒有，因為我從來沒有聽抗戰老兵們提到過《步兵操典》。就算有，中國軍隊文化程度普遍很低，絕大部分都是文盲，又如何能夠看懂《步兵操典》？
我們的軍人依靠著一腔熱血，懷揣最樸素的保家衛國的信念，手持最原始的武器，與武裝到牙齒的敵人在抗爭。這種抗爭從一開始，就意味著悲壯和慘烈。
放眼中國歷史，文天祥起兵反元，也曾經被俘過，但並不能因為他被俘就不能說他是英雄。飛將軍李廣也曾經被俘過，但不能因為他被俘就抹殺了他的功績。
文天祥和李廣都是英雄，然而方先覺卻沒有被當做英雄。甚至這幾十年來，他一直背負罵名。
我所有找到的，關於方先覺投降日軍的最早記載是日本戰地記者小田島所寫的一篇報道，這篇報道刊載在日本1944年8月13日的《朝日新聞》上，原文翻譯成中文如下：
「該軍長等旋隨部隊前往投降談判場所塗仁中學，我部隊長偕幕僚長以下諸人，於8日午前10時45分在學校防空壕內開始談判。壕內置有一張木桌，部隊長坐在正面，方軍長坐在他的對面，該軍長兩側為第十軍參謀長孫鳴玉以下……部隊長打破緊張的空氣，以嚴重的口氣凜然地說：『本官以日本軍最高指揮官的資格向貴官提出這樣的要求』。他拒絕了敵軍所提出的七項投降條件，提出我方面的無條件的投降要求書，並且很嚴厲的說：『請及時答覆。』部隊長的視線集中於軍長的臉上。方軍長聽了翻譯的話以後，低聲確定地答道：『服從這個要求。』部隊長說：『至於解除武裝的事回頭聽日軍指示。』這樣，衡陽守軍全面地向我軍無條件投降了，時已12時，在投降書上籤了名的軍長的臉上表現了動搖不定的恐懼，最後我某參謀長向方軍長要求道：『請命令衡陽重慶軍即時停止戰鬥行為。』方軍長當即請參謀長命令全軍停止戰鬥。方軍長會同我部隊長又把服從全面投降的事告知各師長，各師長也都無異議地同意了。部隊長最後聲明：各師長的身份，皇軍負保障之責。這感動了投降我軍的敵將們，會見終了後走出來的方軍長及各師長的臉上浮現了一些安靜的情態。」
此文刊登後，國內的報刊競相刊登，而武漢政府的報紙還在文章中出現了這樣的句子：「方先覺的軍隊接受了日本的改編，名為『先和軍』，方先覺任軍長，兼省主席。」
於是，方先覺被中國人罵為漢奸，而子虛烏有的「先和軍」也開始蔓延，像流感病毒一樣讓人們信以為真，並寫入了一些書籍中。
真實的情況到底是什麼呢？
我們先來看看日本記者的這篇報道。
首先人物不詳，日軍的「部隊長」是指誰？是指日軍第十一軍司令橫山勇，還是指一一六師團師團長岩永汪，抑或是別的師團長？
其次，方先覺商議的，並不是七項投降條件，而是三項停戰協議。而且，停戰協議是日方提出來的，不是方先覺提出來的。
再次，雙方停戰是在中央銀行地下室第十軍軍部協商的，不是在塗仁中學。是日軍來到了第十軍軍部請求停戰，不是方先覺來到塗仁中學請求投降。
還有，歷經47天慘烈廝殺的方先覺將軍，在日軍所謂的「部隊長」的呵斥下，竟然「臉上表現了動搖不定的恐懼」，而走出會場的時候，「臉上浮現了一些安靜的情態」。想想可能嗎？方先覺早就將生死置之度外，面對手下敗將怎麼會有恐懼之色；而簽訂投降書，明知道會留下千秋罵名，而臉上竟然會帶著安靜之色。日本這個名叫小田島的記者，真會編故事。
事實上，1944年8月8日的早晨到中午12點，方先覺將軍和孫鳴玉將軍從來就沒有離開第十軍軍部的中央銀行地下室。
日本記者拋出這樣一篇文章，目的在於瓦解中國人的鬥志和信心，用《三十六計》中的計策來說，這叫反間計。
那麼，8月8日這天的衡陽到底是一幅怎樣的情景？發生了哪些事情？
8月8日全天，衡陽城裡中國軍隊仍在抵抗，沒有人接受投降，沒有人放下武器。
曾在衡陽保衛戰中一炮轟死日軍師團長佐久間為人的炮兵連連長白天霖在戰後去了台灣，他編撰了一本《抗日聖戰中的衡陽保衛戰》的書。書中寫道：「衡陽陷落之日（8月8日），由於我官兵義憤填膺，各自為戰，滿城儘是槍聲，處處阻擊敵人，以致引起敵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