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紅軍長征勝利60周年
這是1996年10月9日在福州西湖賓館召開的福建省紀念紅軍長征勝利印周年報告會上所作的專場報告
我是參加中央紅軍長征的一名普通戰士。長征是一部宏大的史詩，我這篇文章只寫了幾個主要問題，供同志們參考，並請指正。
這個問題說來話長，但總的一句話：1931年1月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以王明為首的黨中央，推行「左」傾冒險主義，使1933年到1934年的第五次反「圍剿」遭到失敗。
本來，中央蘇區的形勢是很好的。
1930年底到1931年9月，蔣介石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對以江西為中心的中央蘇區，進行了三次「圍剿」。在毛澤東、朱德的正確領導下，根據敵強我弱的實際情況，實行積極防禦的戰略方針，誘敵深入，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和消滅敵人，取得了偉大的勝利，鞏固和發展了革命根據地。1931年11月，在瑞金召開了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成立了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毛澤東被選為主席。
1931年6月黨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後，共產國際指定王明代理總書記職務。王明即在全黨推行他的所謂《為中共更加布爾什維克而鬥爭》的「左」傾冒險主義綱領。他們在政治上是「左」傾教條主義和關門主義。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事變佔領東三省後，黨中央雖然在9月20日發表了宣言，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但又說日本「同時更積極更直接地進攻蘇聯」，號召「中國工農勞苦群眾必須在擁護蘇聯的根本任務之下，一致行動起來」，並說「中國各派國民黨及各派軍閥根本都是帝國主義的走狗」，提出「打倒一切帝國主義」的口號。1932年1月9日，黨中央又作出了《關於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他們否認國民黨內部在抗日問題上有分化，也否認民族資產階級等中間力量的抗日要求，認為中間勢力「是危險的敵人，應該以主要的力量來打擊這些妥協的反革命派」；吹噓「蘇維埃政權統治了幾千萬人口的區域，紅軍的發展已造成包圍南昌、吉安、武漢等重要的與次要的大城市的形勢」；要求紅軍「佔領一兩個重要的中心城市，以開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命令中央紅軍去攻打敵人堅守的贛州，打了40多天沒有攻克，紅軍受到很大的損失。在組織上，王明等人實行宗派主義政策，派代表到各個蘇區去「反右傾」和「改造」黨的領導機關；對不支持他們的領導幹部，扣以「右傾」帽子，進行「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
1931年10月，王明到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上海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由博古、張聞天、盧福坦（後被捕叛變）三人為中央黨委、博古負總責。博古是王明在莫斯科組織的所謂「布爾什維克」教條主義小集團的成員，他完全執行王明的錯誤路線。
11月，臨時中央派到中央蘇區的代表團在瑞金召開了蘇區黨第一次代表大會，把毛澤東的正確主張誣衊為「狹隘經驗論」、「富農路線」和「極嚴重的一貫右傾機會主義」，排擠毛澤東對黨和紅軍的正確領導。
1932年9月，臨時中央又指示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開會，貫徹奪取中心城市的方針。會上，「左」傾冒險主義者把毛澤東不贊成打贛州、主張紅軍到條件有利的贛東北發展的正確意見，指責為「對奪取中心城市的消極怠工」，並把歷次反「圍剿」都行之有效的「誘敵深人」的戰略方針，指責為「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義危險」。會議無視周恩來、王稼祥、朱德的不同意見，把毛澤東排擠出紅軍的領導地位，撤銷了毛澤東一方面軍總政委的職務，要他到瑞金專門做蘇維埃政府工作。
1933年1月，上海臨時中央因在白區執行「左」傾冒險主義，使白區黨組織受到很大的破壞，臨時中央站不住腳，就決定搬到蘇區來。博古於1月19日來到瑞金，立即把中央蘇區的黨、政、軍權全部抓到手裡，以便推行他們的「左」傾方針。他當時只有26歲，既不了解中國的情況，也沒有打過仗，只會背誦馬列主義和共產國際的教條，可是他卻要指揮一切。
1933年2月，蔣介石糾集了50萬軍隊，對中央蘇區進行第四次「圍剿」。這時毛澤東已被取消了紅軍的指揮權，軍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在前線指揮作戰。博古既不研究敵我實際情況，又不尊重前線司令部的意見，以中央名義強令主力紅軍去攻擊敵人重兵固守的南豐城。由於朱德、周恩來據理力爭，抵制了錯誤的指示，運用毛澤東集中優勢兵力在運動戰中消滅敵人的經驗，採取大規模大兵團伏擊運動中的敵人的戰術，於2月27日在江西宜黃的東坡、黃陂一帶，一舉消滅敵主力2個師，俘敵五十二師師長李明、五十九師師長陳時驥。3月21日，又在草台崗消滅敵軍1個師，俘敵萬餘人，繳槍2萬多枝和許多新式武器，取得第四次反「圍剿」的偉大勝利，中央紅軍發展到8萬人，大大增強了戰鬥力，擴大了根據地，使中央蘇區同方誌敏領導的閩浙贛蘇區連成一片。
博古到瑞金後，進一步貫徹宗派主義的幹部政策，對不執行他們錯誤方針的幹部隨便批鬥。1933年2月，蘇區中央局無理指責福建省委「形成了以羅明同志為首的機會主義路線」，宣布撤銷羅明的省委代理書記的職務，並在中央蘇區開展反「羅明路線」的鬥爭。3月，又把在贛南各縣工作的鄧小平、毛澤覃、謝唯俊、古柏當做「純粹的防禦路線」的「江西的羅明路線」開展鬥爭，撤銷了他們的職務。
第四次「圍剿」失敗後，蔣介石感到十分痛心，他給中路總指揮陳誠的「手諭」中說：「此次挫失，凄慘異常，實有生以來惟一之隱痛。」他不甘心失敗，1933年6月起，就集中力量準備第五次「圍剿」。一方面，他加緊調兵遣將，和陳誠等將領到南昌總結失敗教訓，在廬山開辦軍官訓練團，輪訓排以上軍官，並請了美、意、德等國的軍事顧問參加策劃。他總結過去「長驅直入」蘇區以致被紅軍各個擊破的失敗教訓，接受了德國顧問塞克特的建議，採取「堡壘主義」、「步步為營」的戰術，即各路大軍齊頭並進，前進不遠就停下修築堡壘，同時修公路，把主要陣地連繫起來，加強軍火、糧食的補給；並採取所謂「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策略，加強反共宣傳。另一方面，他派宋子文到美國求援，美帝國主義就把農場主積壓的大批棉花和小麥運到中國，共值2億美元，叫「棉麥借款」；又得到英帝國主義1億英鎊的軍火借款。
7月24日，中共中央發布《關於帝國主義國民黨五次「圍剿」與我們黨的任務的決議》，強調：五次「圍剿」是「更加劇烈而殘酷的階級決戰」，是「爭取獨立自由的蘇維埃中國的鬥爭」；並提出「禦敵於國門之外」、「不讓敵人蹂踴一寸蘇區」等口號。同時，提出「要創造一百萬鐵紅軍」的不切實際的要求。
在蔣介石調兵遣將的過程中，如果紅軍尋找有利時機在運動戰中消滅一部分敵人，是可以破壞敵部署的。但是臨時中央不聽周恩來、朱德、彭德懷等人的意見，強令紅軍主力分成兩個部分作戰，即所謂「兩個拳頭打人」：以三軍團為主組成東方軍，到福建強攻敵十九路軍固守的邵武、將樂，結果，城未攻下，消耗了時間和力量；以一、五軍團為中央軍，留在江西蘇區，但沒有作戰任務。這樣就喪失了積極準備作戰的時機，反而給了蔣介石布置兵力的時間。
當年9月25日，蔣介石親自指揮50萬大軍，在飛機掩護下，分四路向中央蘇區大舉進攻。28日，敵軍佔領了贛東的黎川城。在敵軍優勢兵力進攻下，為保存軍事力量實行必要的撤退，這是允許的。但博古等人認為讓敵人進了「國門」，加罪於負責防守黎川的閩贛軍區司令員蕭勁光，把他當做「軍隊中的羅明路線」，對他進行「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並撤銷一切職務，開除軍籍和黨籍，交軍法審判。在軍內、黨內都造成了極壞的影響。
正在第五次反「圍剿」的緊張時刻，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李德從上海來到中央蘇區。本來，顧問就是「顧」和「問」，只有建議權，沒有指揮權。但因博古自己不懂軍事，又取消了毛澤東的指揮權，對周恩來、朱德等人又不重用，只要他們根據臨時中央的指令去組織實施，對他們的正確意見不理睬，實質上剝奪了他們的紅軍指揮權，只給相當於參謀長和供給部長的職權，而把毫無革命戰爭經驗又不懂中國情況的李德當成「寶貝」，把紅軍的指揮大權交給他。
李德是德國人，原名奧托？布勞恩，德共黨員。1928年越獄逃到蘇聯，1932年在莫斯科軍事學院學習，學習成績較好，畢業後被共產國際派到中國來。他作風獨斷專行，又蠻橫粗暴，一個人就取代了中央軍委的集體領導。他坐在房子里，只憑教科書中打陣地戰的教條，在地圖上指揮戰爭。由於他的瞎指揮，造成了不少戰鬥失利。前線司令員提出意見，他又不聽，反而訓斥別人，推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