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四次會談中，斯大林談到了各國人民之間的團結、互助、合作的重要性。團結、互助、合作的先決條件是各國人民互相信賴、竭誠相待。
寒暄了一陣後，斯大林邀請代表團去看幾部電影，主要是看一部試驗原子彈爆炸的現場實況的片子。據說，這是蘇聯人第一次給外國客人看這樣的紀錄片。試驗地點可能在蘇聯東北區接近北極圈的荒原地帶。影片主要是表現原子彈的投擲，它對目標的命中、爆破的威力、蘑菇雲的升起、破壞的範圍和程度。
斯大林請看這部影片的涵義恐怕是多方面的：首先可能是告訴代表團，原子彈我們也有。其次是說，別人能造出來的，我們也能製造出來；而別人沒有的，我們也會有的，不要只迷信西方。再次是，如果敵人膽敢侵襲我們，他們就會得到相應的報復，而我們的朋友也會得到原子彈的庇護。
看完電影后，斯大林又告訴代表團：科學技術在迅猛地向前發展，其速度有時出乎人們的意料。軍事科學也一樣，想要停止它，阻止它的發展，恐怕是不容易的。不過關於這方面的事，大家都不說話，而是關起門來秘密地干。從斯大林的話中可以聽出，他們正在研究發展更新式的武器，或許已有了新的突破。
斯大林提出，在下次聚會時，他準備請中國方面的女同志也參加。他說：「聽說在莫斯科住著兩位中國女同志，從我們這方面說，這兩位女同志我們都願意邀請，但怎樣更合適、更恰當，請你們自己決定。」
他講的這兩位女同志是指江青和朱仲麗（王稼祥的夫人）。當時江青在莫斯科療養。王稼祥出於外交上的考慮沒有讓朱仲麗參加聚會。
7月27日，斯大林在孔策沃別墅新建的二層樓上舉行宴會，招待代表團及江青。
江青是個不甘寂寞的人，她來莫斯科這麼長時間，但沒有與蘇共高層領導接觸過。因此，她今天顯得特別高興，儘管劉少奇對她交待不要多說話，但她還是坐不住，一開始就舉杯向斯大林敬酒：
「我請大家共同舉杯，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乾杯，他的健康就是我們的幸福，我祝願斯大林同志永遠健康！」
斯大林聽了江青的祝酒詞說：中國共產黨已度過了它的幼年與青年時期，現在已經是政治上成熟的黨、成年的黨了。它在鬥爭中成長起來、成熟起來了！看來，中國黨主要的成就是有了在實際鬥爭鍛煉中培養出來的幹部，他們經過了實踐考驗，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中國黨是一個在烈火中鍛煉成熟的黨！
過一會兒，斯大林離開了大家，忽而又轉回來，似乎帶著一種隱情，又帶著某種傷感說：「我們（中、蘇）兩兄弟之間的友好團結是最重要的，對世界革命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斯大林在世，我們兩國人民應該是團結的，斯大林不在世了，仍然應該是團結的。團結就是力量！我們之間的團結，是與世界革命和人類命運息息相關的，是具有重大意義的。」
大家異口同聲地說：祝願斯大林永遠健康！
這時，斯大林舉起酒杯，深有所思地面對中國同志說：「祝我永遠健康的美詞和良好的願望，使人聽了很快樂，但事實上人總有一死。」
接著他動情地說：「我從來不喜歡奉承人家，但別人卻對我有許多奉承，我也覺得很厭煩。我說的中國馬克思主義者成熟了，蘇聯人及歐洲人要向你們學習的話，並不是奉承你們，不是客氣話。西歐人由於驕傲，在馬克思、恩格斯死後，他們就落後了，革命的中心由西方移到東方，現在又移到了中國和東亞。」
斯大林又講：「在國際革命運動中，中蘇兩家都應多承擔些義務，而且應該有某種分工，就是說要分工合作。希望中國今後多承擔些對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屬國家的民族民主革命運動方面的幫助，因為中國革命本身的革命經驗會對它們產生較大的影響，會被它們參考和吸取。蘇聯在這方面起不到像中國那樣的影響和作用。這個道理是明顯的，猶如中國難以像蘇聯那樣在歐洲產生影響一樣，因此，為了國際革命的利益，咱們兩家來個分工：你們多支持東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工作，在這方面多多發揮你們的作用和影響。我們對西方多承擔些義務，多做些工作。總而言之，這是我們義不容辭的國際義務！」
劉少奇說：「這個建議很好。」
斯大林說：「關於馬克思主義，在一般理論方面，也許我們蘇聯人比你們知道得多一些，但是，把馬克思主義的一般原則應用於實際中去，則你們有許多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在過去，我們已經向你們學習了很多。一個民族必須向另一個民族學習，哪怕是一個很小的民族，都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學習。我聽到中國人特別勤勞的許多事實，這些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今天，你們稱我們為老大哥，但願弟弟能趕上和超過老大哥。這不僅是我們大家的願望，而且也合乎發展規律，後來者居上。」
斯大林同劉少奇交換了亞洲各國共產黨的情況及看法。斯大林認為，中國加入歐洲情報局不適當，因為中國與歐洲各國情況不同。中國是長期受帝國主義壓迫的；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不同於歐洲各國資產階級。他說，歐洲情報局與過去的共產國際組織完全不同。如果一國共產黨不同意，即不能通過決議。他認為，各國共產黨不能將自己的意見強加在別人的頭上。他說，我們的意見並不都是正確的，各國共產黨可以拒絕我們的建議。當然我們也可以拒絕各國共產黨的建議。
會談繼續進行。劉少奇談到關於打倒國民黨的問題時說：「第一次國共合作時，國民黨叛變，我們毫無準備，受了很大的挫折、失敗。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我們的頭腦清醒了。所以抗日戰爭結束後，蔣介石叛變，我們是有準備的。」
斯大林說：「這是敵人教訓了我們。在你們進行鬥爭中，我們是不是擾亂過或妨礙了你們呢？」
劉少奇回答說：「沒有。毛澤東可以不去重慶，有恩來就夠了，但是毛澤東到重慶後結果是很好，我們立即有了政治上的主動權。」
斯大林說：「毛澤東到重慶去是有危險的，國民黨特務有謀害毛澤東的可能。」他又一次問：「你們在美國人參與的和平運動中是否受了損失，我們妨害了你們？」
劉少奇答覆說：「在和平運動中，中共中央的頭腦是清醒的，只受了若干不大的損失。但那次和平運動很有必要，孤立了美蔣，使我們後來能夠推翻國民黨、打倒蔣介石。沒有一個人說我們這樣做得不對。」
斯大林說：「勝利者是不受審判的，凡屬勝利了的都是正確的。中國同志總是客氣的、講禮貌的。我們覺得我們是妨礙過你們的。你們也有意見，不過不肯說出來就是了。你們當然應該注意我們講的話正確與否，因為我們常常是不夠了解你們事情的實質，可能講錯話。如果我們講錯了，你們還是說出來好，我們會注意到的。」
斯大林是以抱有歉意的語氣講了這番話。因為1945年8月他給中共中央的電報認為，如果中國內戰爆發，將導致中華民族的毀滅。歷史的發展與斯大林的預見相反，他感到內疚和不安。
這是斯大林主動地向中共代表團公開作的自我批評。當時中共代表團對此感到有點意外，因代表團並沒有要求他作自我批評，也沒有對他們提出過什麼批評意見。他主動作自我批評，表現了一個偉大導師的胸懷，並贏得了更多的尊敬和愛戴。
第六次會見實際上是一次告別會，參加的人數不多，而且時間也比前幾次短。這次除相互講了些惜別、祝願的話以外，雙方還商談了若干問題。根據中方的意見，斯大林確定給中國派若干名當前最需要的專家和技術人員，幫助恢複經濟工作，並研究新建項目。會上只是確定給中國派專家，等實地了解情況後，再進一步研究經濟援助問題。斯大林對中方提了四點要求：
（1）保證對專家在中國的住宿、生活、工作等提供充分的條件。
（2）去中國工作的專家家屬（在蘇聯境內的）生活費用必須給以住宿與生活上的保障。
（3）專家在中國工作的期限，依情況和實際需要而定。
（4）蘇方人員如果犯了錯誤，一律由蘇方處理，中方無須過問。
斯大林雖然於1925年到1927年寫過不少指導、研究中國革命的論文，但是從未到過中國，不熟悉中國國情和風俗習慣。他在交談中偶爾涉及到的事例，多是二十年代中國北伐時的事。可見他對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和發展變化更沒有切身感受。不過，他從自己國內建設中所積累的經驗和向中共代表團提出的參考性建議是很有實際意義的。
關於恢複國民經濟和發展生產建設問題，斯大林首先建議中國應動員一切力量恢複國民經濟，不管過去底子如何薄弱，如何參差不齊，但它是國民過去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現在不管能夠獲得怎樣優越的發展條件，想一舉完全拋棄過去舊的一切，仍然是不可能的、不現實的。發展經濟必須從現實的基礎上起步，踏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