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本書源起於我所供職的雜誌。《三聯生活周刊》從2005年抗戰紀念系列專題獲得成功後，一直在摸索著一個新的專題品種和報道類型。抗戰60周年專題的成功，給了這本雜誌幾個重要的啟示，一是儘管閱讀越來越受到大眾趣味的衝擊，但嚴肅讀者對於歷史信息消費的興趣實際上有增無減，關鍵在於，傳播者能否提供對於歷史信息新的解釋和更為寬闊的思考——它們實際上構成了對歷史的重新整理和再述。作為《三聯生活周刊》有責任也有義務，為那些更高端的讀者提供更為厚重的歷史文本。
另一個啟示，是雜誌如何在新聞的淡季提供優質的新聞產品，這關係到作為一本連續出版的周刊在內容和品質上的持續性。我一直認為，一個好的周刊應該保持出色的節奏，它必須在追逐熱點新聞和提供知識性消費這二者之間切換有序，抗戰系列正提供了這樣一個思路：如果每年三聯生活周刊能夠找到一個好的母題，它將形成一個持續性的生產主題，讓沒有足夠令人興奮的新聞選題的周期里，記者能夠投入到另一種形態的新聞產品的生產中去。
基於這兩個思考，《三聯生活周刊》從2005年開始，每年開始策劃一個完整的跨年度專題，除了歷史這個母題之外，我們還把觸角深入到地理、國家產業升級等領域，推出了「發現西藏」等系列，直到今年以建國60周年為背景，又一次重回歷史題材。有幸的是，我幾乎全部參與了這些跨年專題的操作和採訪。
有必要再次感謝一下這四年來相關專題的策劃、採訪和寫作的經歷，這對我職業和職業之外的能力鍛煉都大有裨益。過去我常常對自己的職業多有抱怨，中國大多數媒體仍然是壓榨式地使用記者，在普遍的「計件」工作下，供養式的方式對現實來說是極為奢侈的，這大大壓迫了一個優秀記者的成長空間。幾年前，美國《國家地理》傳奇人物湯姆·阿伯克龍去世時，我曾感嘆說，「阿伯克龍在這本雜誌任職38年中總共才寫了43篇稿件，這差不多只是我在三聯一年所要上交的任務量。」而這種專題式的採訪和寫作，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改變傳統工作方式的可能性，它使得我能夠在一個相對長的時間裡去關注一個話題，深入尋找細節，並有足夠地空間來思考我拿到手的材料——它直接促成了這本新聞性歷史著作的產生。
當然，缺憾也是明顯的。和所有的新聞作品一樣，這本書受到時間限制的缺點非常突出：駕馭宏大敘事和追求歷史細節的平衡原本就需要功力，更不用說，我在每一個城市實際停留和採訪的時間最多也不過兩周，這顯然是不夠的，時隔60年去再現解放和進城的歷史時刻，這需要見微知著的觀察，而往往我對城市認識的開始，正是在離開之時。
另一方面，這本書本身也體現了「周刊式專題寫作」的特點和局限。在寫作瀋陽時，對研究這個專題使用什麼樣的方法，事實上我還不甚了了，因此瀋陽和南京兩個城市，仍然可以看出我偏重依賴史料的痕迹；到寫作武漢時，我脫離既有史料，尋求歷史當事人訪談的追求已經變得非常明顯，而在上海、廣州和北平三篇里，應該說，我在嚴格依賴一手採訪的研究方法上已經很鮮明，在如何使用和調度浩瀚的歷史素材上也顯得順手得多了。這種斷裂性也許對一本書的統一和連續是有破壞的，但它體現了一名研究者在面對一個研究對象時完整的思考過程，保留了思維的現場。我想，和這本充滿實驗性的著作一樣，這也是本書實驗性寫作的一個特點所在。
為了這個選題，我和我的主編朱偉、副主編李鴻谷曾多次深入交流和討論，我的同事王愷也提供了大量的一手採訪素材，這本書的編輯楊志友先生從今年年初就寫信和我討論這本書成形的可能性了，對此我十分感激。也感謝三聯優秀的攝影團隊為年過古稀的當事人拍攝珍貴的近照和圖片總監商園搜尋難得一見的歷史照片珍藏。當然，和我的所有作品一樣，它們的背後都有陳曉的幫助，她是我的妻子兼同行。這本書還送給我的父母和剛剛一歲的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