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的來說，改造不可謂不成功，但當國家將城市的商業利潤最大限度向中央集中時，地方失血也是一個無法避免的客觀現實。
1955年1月起，廣州市的商品成交量有所下降，許多商品庫存積壓，一些甚至腐爛了。進出口貿易的政府壟斷擠壓了一大批私營商業的生存空間，一些商人在物價上限和政府收購價上限的要求下放棄了商業，或是縮小了他們的經營規模。
匡正的記憶中，「雖然在1955年到1956年期間，廣州的許多商店關閉或合併，但廣州在1957年每百人仍有3.8間商店，到了60年代，每百人已經降到了0.3間。」問題已經很清楚了，地方商業在政府的一系列重組之後，正在失去舊有活力，商業渠道被壟斷和控制後，民間資本很難在這個系統中像過去那樣快速擴張了。「商業企業的大量合併，商店開門時間的縮短，家庭產品的短缺，獨立商販在城市幾乎消失了，這讓購物更為不便。在1955年之前當供應不足、物價高漲時，人們會譴責私人商業；當社會主義改造完成後，市民就會認為這是政府的責任。」匡正說。
葉劍英更早注意到了這個問題，楊應彬回憶說，「葉帥有個提法叫做『打通一根竹』，他到廣州之後，注意到城鄉聯繫在這個城市的特殊性所在，主張政府儘力促成城鄉互助，他把城鄉比作一根竹子的竹節，如果竹節沒有打通，城市的繁榮是會大受影響的。」「但商業無法自由流動的情況下，城市商業失去活力，鄉鎮會更受冷落，葉帥的這個主張並沒有得到深入實現，到60年代，廣州周邊鄉鎮就只有三樣東西：新華書店、郵局和供銷社。」
讓廣州人有所抱怨的是，在中央第一個五年計畫中，一直想擠入工業化道路的廣州被排除在外了。「廣州自己在對第一個五年計畫進行討論時，對工業化充滿了期待，黨代會上還懸掛著『將廣州建設成為華南工業基地』標語，但最終的五年計畫里，內地一些中等城市被作為工業中心發展得到優先考慮，廣州因為是『國防前線的沿海城市』，而被排除在外。在會上，陶鑄沒有強調廣州悠久的商業歷史和廣州作為商業中心的重要性，他指出，第一個五年計畫期間廣東必須把精力集中在農業上。」李禎蓀回憶說，當廣州的商業無法帶動城市的情況下，廣州走工業化的道路又被否定，這對地方官員確實是不小的打擊。在一年後，時任廣州市委第一書記王德向中央政府提意見時，他代表廣州發了言，他說，中央政府不僅沒有幫助廣州，而且還把電力設備拿到了北方，他個人是不同意的，中央1955年給予整個廣東省城市建設的預算只有600萬元，這連廣州市都不夠。
第一個五年計畫後，已經有一些廣州幹部開始重新思考重組廣州城市商業的問題。歐初和楊應彬都是其中一員。1956年歐初組織了一個小組，到廣東肇慶專區調查自由市場的情況，「根據調查所得資料，我寫了一份報告送交省委，總結開放自由市場的好處。」歐初回憶說。當時省委書記處下設兩個辦公室，歐初主管的第二辦公室分管工業，楊應彬主管的第一辦公室分管農業。
二人曾在交流中討論到商業萎縮對於農產品和輕工產品貿易帶來的嚴重牽絆。60年代，全國各地高中級幹部掀起一陣學習政治經濟學的熱潮。「60年代初，我又一次帶一個小組完成了一份商品流通調查報告，指出計畫經濟在廣州運行時的某些弊病。比如，北京分配到廣東的物資，全部沿京廣鐵路運到廣州重新分配，因而分到粵北工業重鎮韶關的物資，又要沿京廣鐵路運回韶關。水上運輸更是如此，貨船進出港要辦十九道手續，停港超過十八個小時，高度計畫下這些浪費運輸資源的情況在商品流通正常的時代不可能發生。楊應彬的那個組在調查另一個項目時，也得出了類似結論。」歐初說，「兩份調查報告一併上報，引起了廣東省委的重視，省委決定由我在韶關進行試點，改善商業、交通和經營管理活動。」「後來，朱德總司令聽了我的彙報，指示我們『取消一些不必要的中間環節，使商業流通與外貿工作相適應』，廣州的商業重組才開始有了一個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