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國大部分地區，解放區和根據地幹部的整合問題產生了不少困難，廣州的問題最嚴重。毛澤東在1945年黨的「七大」上說，中國南方的鬥爭比北方更困難，因為國民黨的根基更牢固，南方的階級關係更複雜。這點在1949年10月以後的廣州一再被驗證。
當年擔任廣州市委書記朱光秘書的李禎蓀以他長期從事游擊戰的梅州為例說：「廣州曾是國民黨最初的首都和黃埔軍校所在地，它對周邊的輻射力很大，我們這些地方，比如梅州，國民黨多、共產黨多、華僑多、知識分子多，這四種關係彼此交叉，一些私人關係甚至超越黨派和階級，處理不好隨時會帶來很多麻煩。」「很多幹部相信，挑選葉劍英擔任廣州地區負責人，是因為他是中央為數不多的廣東人之一，過去在廣州又有深厚基礎，他有能力處理好這四種關係。」
解放初任廣州軍管會副秘書長的楊應彬回憶說，葉劍英南下時，曾對毛澤東講過，廣東是「水尾田」，龐大的南下隊伍大軍到了廣東就不剩下什麼了，但是廣東自己有很大的水源，就是當地幹部，因此接管廣東要充分利用後者。
實際上葉劍英的反映不僅是在使用幹部問題上向中央的進言，也是廣東既成事實的客觀現狀。曾任廣州市委書記的歐初回憶，在廣州解放前，廣東省三分之一的地方已經建立了民主政權，這些游擊隊在解放戰爭期間就與地方群眾、士紳關係緊密，同當地人知根知底，因此在南下大軍到達廣東前，最現實的選擇，就是就地任職，「我們許多幹部都留在當地，像開平、台山的縣長副縣長，都是原來游擊隊支隊的負責人。」
在廣州，四大群體解放後被整合於一個大的接管工作組之中，這四大群體即北方南下工作隊，廣東遊擊武裝，來自廣州和香港的中共地下黨員、青年團成員，以及留下工作的國民黨官員。「但很難說，這些幹部之間都能配合默契。」地方史研究者蒲向民介紹說，「隨著1927年革命的慘痛失敗，一小部分共產黨留在廣東從事地下工作，直到1949年，他們和中央幾乎完全失去聯繫。儘管1949年前，一些廣州人在香港和黨聯繫上，曾生和他的東江游擊隊以及其他四支游擊武裝被完全納入解放軍編製，但廣東遊擊運動的地方特點是不言而喻的。他們更關注的是地方，黨的會議上使用的語言是方言——潮州話、廣東話和最普遍的客家話。」
最初的整合來自於從中央至地方、自上而下的壓力，南下幹部們和其他背景的幹部被要求相互間迅速熟識。「早在1950年，廣州接管工作剛剛啟動不久，學習普通話的運動就已經在這個城市的執政官員中全面展開，中央期望所有地方官員在幾年內學會使用普通話。」蒲向民說。
不可否認，語言交流只是表面上的，它在1950年代還無法解決更為本質的分歧。在一個巨大的商業城市，中央利益和地方利益一定程度上的分歧難以避免。比如，基於個體利益的傳統商業繁榮，對地方和民間財富有利，但它明顯影響了中央對物資和資金的集中和控制。
另一方面，正如葉劍英所說，從東北組建的南下幹部團，由經驗豐富的老幹部構成，這批人南下到廣東時已經所剩無幾，解決辦法是從沿途解放城市臨時補充吸收。第四野戰軍在1949年中期著手從天津的大、中學校里招募學生和各種專門技術人員，8月，這個完全以年輕人為主體的「南工團」在武漢進行了重新編隊，以廣東為目的地的一千多名隊員從九江南下，10月初抵達贛州。但在一部分廣州幹部看來，這些比他們年輕得多的知識分子，是「坐火車下來的」，沒有經過數十年山區艱苦鬥爭的考驗，也並不了解當地情況。
建國之初，地方上有限資金的使用方向，成為中央和地方發生分歧的第一個方面。除了勢在必行的「海珠橋」復建，在很長時間裡，整個廣州幾乎沒有什麼像樣的大型市政工程。「一個人的飯兩個人吃」，這在1950年前後的北方城市已經奉行多時，這個背景下，各個地方城市都被要求勒緊褲腰帶。省委機關大樓的建設幾次提上議案都被推延，最後在反覆確定預算後才動工，廣東省委和它的前身華南分局機關，原先一直在小島以西的一群平房辦公。歐初回憶說：「後來隨著行政人員增加，房子不敷使用，省委決定建一幢五層的辦公樓。為了將建築成本壓在人民幣100萬元以下，陶鑄帶我與工程設計人員多次實地開會討論，決定樓頂不用琉璃瓦，每層樓的高度降低一寸，同樓一至四樓地面只用水泥批盪而不鋪瓷磚，五樓是常委會議室，地面只用普通方磚，壓縮預算才達到了目標。」「大樓建成後，其實還是很緊張，這裡容納了當時廣東省委幾乎全部機關。我們幾個正副秘書長，與其他幹部一樣，五六個人共擠一間辦公室，五樓則成為廣東最重要的決策場所。陶鑄曾說，上到省委大樓五樓，『廳長廳長，只聽不講』，批評廳長們到此通常只聽傳達，很少發言。」
相比之下，為了讓城市儘快從戰爭結束的過渡狀態中走出來，廣州地方幹部更樂於也有動力把錢先花在一些大型的公共建築、開闢公園上，以體現一個新城市的新氣象。「廣州解放前城市的衛生狀況很差，朱光上任後主抓了很多大的市政工程項目，希望把城市的外觀搞上去。」李禎蓀回憶說，「廣州1950年開始在珠江南修了一批房子，用以把廣州市6萬多常年在船上生活的『水上居民』移民上岸，這個用以改善珠江生態和船民生活的浩大工程實在是很不容易，它花費了廣州政府很大一筆支出，要知道，當時的財政並不豐裕。」朱光的另一項舉措，是針對廣州每天產出、遍布城市角落的生活垃圾，李禎蓀說，「在主張修建越秀山體育場之後，他還主持市政部門投了100萬搞了一個有機肥料廠，希望利用一種新技術，把生活垃圾變成肥料，但因為技術上的難題沒有解決，這個工程拖延了很長時間。」這個難產的市政項目最終因為中央的阻力而不了了之。
「在中央看來，這些地方工程注重表面，而不是增加產品產量。」蒲向民說，1954年中央公開批評廣州新建的30萬平方米的工程中，還不到10%用於生產性企業。於是，代表中央的廣東省書記陶鑄在當年就宣布兩年內廣州任何黨政機關原則上不再修繕宿舍、住宅以及非生產性的公共建築，任何單位的領導以這樣的方式浪費款項都要受到懲罰。「陶鑄在一次省委的會上也點了朱光的名，說他是個『小資產階級領導』。」李禎蓀回憶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