銀元在上海的備受青睞由來已久。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是世界上白銀儲量最多的地方：大約達四億盎司——上海差不多就是一個中國的總銀庫，存著大部分的中國銀子。「因為大家都認為上海租界是一個安全之區，周邊的地主、內地錢莊、富翁、印子錢老闆和軍閥都把他們的銀子盡量運到租界裡面來存放。」楊仲文說。
上海已經不止一次處於銀元投機風潮的包圍之中，如今，銀元投機的環境再次浮現。《上海大公報》當時的一則消息描述了九江路外灘中央銀行令人窒息的擠兌情景：「四川路迦陵大樓到福州路一段，由上午四時到九時就人如潮湧，不準行人通過，連很多銀行機關職員都無法進去辦公。記者於早晨進入某大樓，出來時人群更擠，用了九牛二虎之力，總算衝出重圍，回來檢視，大衣袖口紐扣上扎牢女子頭髮一大撮。中央銀行擠兌的人把附近大廈的門口都堵塞了，住在大廈里的人們沖了好久沒有突圍，便在一樓開了一面大窗，用一塊條板搭在擠兌的人頭上，才能走出大廈。」
「投機者利用了人們的心理，銀元成為人們恐懼感的催化劑。大批手裡拿著現金的驚慌失措的市民，只好求助於黑市，他們拋售新貨幣，換來銀元，進而把它們藏起來——放進保險柜、箱子、白鐵罐，很多人都在自家的後院里挖個洞，把銀元埋在裡面。」張振國回憶說。
1949年5月29日以前，慘遭擠兌的是「金圓券」，5月29日以後，人民幣遇到了相似的命運。人民幣和銀元的強弱之勢幾乎一目了然。解放後的10天時間裡，上海銀元的價格就上漲了兩倍以上，銀價暴漲帶動了整個物價的上漲。在上海解放後的13天內，批發物價指數跟著猛漲兩倍。
上海又一次成了投機的天堂，街頭的小販越來越多。「6月5日那天上街的小販是2萬人，到6月8日已經發展到8萬人。」丁公量解放後在上海任第九兵團保衛部部長，他回憶，「當時上海的一些主要馬路，特別是西藏路、南京路和外灘一帶，到處都可看到許多人在人行道上或十字路口兜售銀元。」
上海證券交易所是漢口路上的一幢顯赫建築，號稱是當時遠東最大的證券交易所。
上海解放後，舊上海證交所再次成為上海金融投機活動的中心和指揮部。「投機分子同分布在全市各個角落的分支據點，與全國乃至遠東各大城市都有緊密聯繫，」張振國回憶，「由於證券大樓擁有幾百部市內電話和大量對講電話等通訊工具，每天還有數千名前來探聽行情的人出入其間傳遞信息，因而證券交易所的一些金融投機商對全市銀元價格的操控，就如同當初對有價證券交易的買空賣空一樣得心應手。證券大樓的『水很深』，很多看似普通的證券號背後都牽涉到官僚和幫會勢力。」「陳雲那段時間經常到銀行來，與銀行的顧問、專家，還有一些銀行里的老上海討論這場針對銀元投機的仗怎麼打。」
陳雲和陳毅不是第一個在上海向黑市商和投機商開火的人。三年前，蔣經國帶著他的妻子悄然來到上海，並調兵遣將，將其嫡系勘建第4大隊、第6大隊共7000人帶到上海，同時組織「大上海青年服務總隊」，在上海執行經濟檢查，結果一敗塗地。這段非常時期，上海的法庭不斷地判處死刑，而且立即執行。從9月初起，蔣經國槍斃了奸商王春哲等，並在上海大捉「米蛀蟲」、「棉蛀蟲」、「毛毛蟲」等，先後被關進去的有杜月笙的兒子杜維屏、杜月笙的管家萬墨林、榮宗敬先生的兒子榮鴻元等，沈萊舟的女婿黃國良也被當作「毛毛蟲」捉了進去。但蔣經國的挫折從一樁奇怪的事情開始了：一個晚上蔣夫人接到一個從上海打來的電話，說她的繼子截獲了揚子江開發公司的大批貨物，這些貨顯然是黑市貨，這家權力極大的公司是孔氏家族的財產。蔣夫人聽到蔣經國要逮捕她的外甥、總經理孔令侃而大為惱火，蔣介石決定把這事交給她處理。最終孔令侃並沒有被捕，而是離開上海到美國去旅遊了幾個月，後來公司總部就挪到了佛羅里達。
現在，同一個戰場，新政權和誕生不久的人民幣能打贏這場仗嗎？張振國說，「我們剛開始分析是我們定的牌價低，市場中吸引力不強，因此第一個想法是用經濟手段把銀元壓下去」。
這個計畫的名稱叫「以銀元制銀元」。那些差點就要被收進博物館的「袁大頭」模子被重新翻出來，上海造幣廠用了一天時間就突擊生產了10萬銀元，以試圖投入市場一舉平抑銀價。「我們集中了這10萬銀元在同一時間用低價投到黑市，6月6日那天，僅在上海市一個區的市場上，就拋售了1萬銀元。」張振國回憶，結果這些銀子在上海灘「石沉大海」，這些新政權擠出的一點庫存銀全部被投機者吃進了。
從上海歷史上白銀的保有量來看，這個巨大市場的吸納能力深不可測。
曾長期在上海從事地下金融工作、幾次參與上海接收日、偽金融機構的冀朝鼎後來在回憶中寫道：「我們接管上海時，被搬空的中央銀行金庫里只有黃金0.6萬兩、白銀3萬兩、銀元154.7萬枚、美鈔8.678元（註：原書如此）和極少量的英鎊、港幣。而我們保守估計，光在上海市民手裡的銀元至少也有200萬枚。想用以市場對市場的經濟干預來解決人民幣立足問題是力不從心的。」
另一個客觀原因也否決了經濟干預能在短期內見效的可能性。楊仲文分析說，中財委當時已經意識到，銀元強勢某種程度上，也是平津解放解放軍渡江後，金圓券迅速崩潰的必然產物。「過江以前，解放戰爭一般是先解放鄉村包圍大中城市，這樣在金融貿易上就先在鄉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幣佔領市場，恢複城鄉交流是比較容易的，如瀋陽。過江以後，情形不同了，先佔城市，後占鄉村，城鄉早已是銀元的市場。在這種背景下，要想推廣人民幣只有採用非常手段。」
1949年6月10日，上海解放以來涉及範圍最大、手段強硬的統一行動拉開序幕。「這場打擊銀元投機運動在上海的覆蓋面是相當大的，西藏路、南京路、虹口、十六埔、曹家渡幾乎每個存在金融黑市的點全部在打擊之列。上海工會還發動工人和學生遊行形成外圍的宣傳攻勢。」張振國說。風暴的中心便是漢口路422號的上海證券大樓。
張振國以及丁公量的妻子、時任20軍黨委機要秘書的蘇菲都是包圍證券大樓行動的親歷者。蘇菲回憶，「上海市警備司令宋時輪率警衛部隊一個營，分乘10輛大卡車在10日一早包圍了證券大樓」。
「我們三個人一組，其中一名戰士、一名銀行幹部和一名公安局幹警，每個小組負責查六個房間。我們很多參與行動的人，其實在6月9日就已經進入大樓了。我當時借了表弟的一件長衫，按指示，就是盯人。」張振國回憶說，「第二天一早，我們8點就到了大樓，上海市公安局局長李士英帶200餘名便衣控制了各活動場所和所有進出通道。10點開市時間一到，我們就把軍管會的袖章帶起來，命令所有人員立即停止活動。」
張振國說，「在6樓445房間，一個永成證券號的經紀人周漢卿，正在和他的手下不斷跟香港、澳門市場呼號聯終，他們對各種投機籌碼都有暗號，美元叫『糖』，黃金叫『人蔘』。另一個叫張興鋃的投機商人，在4樓設了一個辦公室『壽昌金號』，是操縱銀元投機買賣的一處指揮所。在這個辦公室里，有電話機25部，牆上掛著一張紅字表格，上面寫著4個項目8個大字：黃金、美鈔、袁頭、孫頭，每個項目下面，都用白粉水筆註明買進賣出的價格。」「這次行動集中到大廳訓話的共有2100人，當場逮了238人，抄沒黃金3千多兩，銀元3萬多枚，人民幣1千多萬元。幾乎就是當天下午，銀元市場就從每枚2000元跌到了1200元。新政權硬是為人民幣攻克出了一個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