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漢大學，1949年5月，對像劉緒貽這樣的高級知識分子來說，面臨著一個眾所周知的共同選擇：離開這座國民政府即將丟失的城市，還是選擇留下。周圍人的選擇會影響到劉緒貽的判斷，他的鄰居吳宓在4月份已經動身去了重慶，但關鍵還是他自己的決心。
劉緒貽仍有一些自己的顧慮。他在上世紀40年代初加入了國民黨，他不知道新政權將來是否會放過他的這個「歷史污點」，他對自己的階層定位也沒有把握。劉緒貽在1947年6月從美國芝加哥大學回國，享受了國民政府對於高級知識分子的豐厚待遇，480塊銀元的年薪足以支付這個教授家庭所有生活費用，包括僱傭保姆和司機的開支。儘管這最後的中產生活很快就被暴跌的金圓券和武漢市接連翻番的物價指數擊垮。但劉緒貽很清楚，共產黨政權的基礎是工人、農民，而他顯然不屬於後者。
劉緒貽的傾向是很明顯的。他的人生道路原本是沿著一個傳統知識分子的仕途方向，先在重慶國民政府社會部社會福利司勞工福利科任職，後又通過老師費孝通和吳景超的關係轉到經濟部工礦調解處工作。國民黨的經濟部有兩個大機關，資源委員會是管國營企業，工礦調解處是管私人企業，後者是一個「肥缺」。劉緒貽1944年放棄這個職務去芝加哥大學就讀社會學系，完全是出於對國民黨腐敗現狀的失望，這個知識分子跟體制顯得格格不入。
96歲的劉緒貽如今坐在武漢大學的家裡，回憶說，「當時經濟部里有一些貪污的傳聞，我就把這些傳聞寫了一個告狀信匿名寄給了《大公報》。《大公報》把信轉給了翁文灝，翁又把這個信轉給了工礦調解處處長。處長認識我的筆跡，就開了一個會不點名批評我，說有人太不光明正大了，有什麼事情匿名告狀，怎麼不用真名？這事之後，我覺得再在機關里待下去沒什麼意思了。」
他1942年加入國民黨，並非出於對政治的熱情，而是事出有因，「我在社會部社會福利司的時候，單位有兩個共產黨地下成員暴露，被國民黨抓了，社會部部長是國民黨中央委員，CC派的人，出於政治考慮，他要求凡是想留在社會部工作的人必須加入國民黨。」劉緒貽對國民黨政權的不滿並不等於他了解共產黨。他回憶說：「我只想讀完博士，回國能安心做我的教授。」
劉緒貽當時並不知道，自己的這些「中間特徵」已經足以使他成為新政權尤為重視的統戰對象，說服工作從劉緒貽離開武漢到美國的那一天就悄然開始了。
在眾多個人選擇的時刻，對解放區的宣傳一直是讓更多人了解新政權的窗口。「這個工作從解放前一直持續到解放後。」曾任中共武漢地下黨總支書記、解放後在市委宣傳部任職的吳仲炎接受記者採訪說，「武漢一批知識分子，比如湖北的知名士紳張難先、李書誠，以及長期在美國從事病毒學研究科學家的高尚蔭，在解放前後都被周恩來總理邀請到東北解放區參觀訪問過，回武漢後向各界人士彙報東北之行的見聞，這影響了一批知識界同行。」但對更多共產黨想要爭取的對象，如何接近並轉化他們呢？
1947年在美國主動接觸劉緒貽的是一名芝加哥大學的猶太學生。在海外華人學生中，討論國事並不是讓人意外的舉動，學生們熱衷於「站隊」，留學生自動分為左、中、右三個陣營。劉緒貽對這位主動提供陳伯達寫的《四大家族》和共產黨在香港出版的雜誌給他的外國人並不太感到奇怪。「這個美國學生是學俄文的，因此去過解放區，他似乎知道我對延安的好奇，講了很多他在延安的見聞，和我長期在國民黨政府機關耳濡目染的那些完全不同。」這些潛移默化的接觸的確讓劉緒貽對共產黨的態度大為改變。解放後，劉緒貽才知道這名美國學生是受武漢中共地下黨組織的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