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雲帶著軍管會是坐專列進的瀋陽，從哈爾濱到瀋陽之行，花了整整五天。
陳雲和他的核心領導隊伍在11月2日黃昏進入瀋陽，就徑直到了設在大和旅館大廳的軍管會會議室。這座日偽時期建造的七層歐式樓房曾是當時附屬地一帶的最高建築，這裡在市中心區，又在大轉盤旁，極易辨認，人員來往聯繫很方便。瀋陽這一天全城還沒有通電，陳雲和陶鑄連夜點蠟燭開會，安排第二天的工作。因為市內沒有自來水，軍管會下達給入城人員的第一個通知，是所有人員不得使用駐地抽水馬桶廁所。
陳雲剛剛從疾病中恢複過來。一年前，他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報告了他身體抵抗力比以前更弱的情況，「秋冬以來，傷風次數增加，且每次傷風則發燒出汗（在延安時無此病狀）。為防嚴冬連續感冒，並準備明年春夏戰局開展時的忙碌，擬休養一時」。到瀋陽解放前，陳雲的身體逐漸恢複，精神狀態明顯好轉了，有時「還能聽到他拉二胡的聲音」。
對瀋陽這座城市，陳雲已經再熟悉不過。抗戰結束之初，為了打開在東北的局面，同蘇聯方面交涉放寬對中共部隊活動的限制以及阻止蘇軍撤退前國民黨空運部隊到各大城市，陳雲在1945年底曾多次往返於瀋陽和長春之間。儘管他長期在根據地工作，但從來沒有停止過對城市的觀察。即使1948年以前，整個東北的大城市和主要交通幹線都掌握在國民黨手中，陳雲也不認為共產黨的農村根據地可以離開城市而獨立存在。
在農村，共產黨有的是糧食，但如果農產品不能交換出去，農村就被城市給脹死了。在「北滿」時，中共中央東北局常委、副書記李富春曾經講過一件事：一名投降的國民黨特務對他說，如果共產黨的根據地沒有鹽，沒有布，要想打破農民對國民黨的幻想是不可能的。現在，城市也沒法離開農村，共產党進城了，它要幫助城市人解決他們的需求。農村正好可以反過來解救城市。
陳雲說三件事是能否成功接收瀋陽的關鍵：一是財政的平衡，二是貨幣發行的平衡，三是火車運輸的周期、車輛運轉的數量。而三件事歸結到一點上，就是物價能否恢複到一個合理的水平。物價不解決，工商業不能開門，城鄉之間沒法打通。它是整個瀋陽的「牛鼻子」。
國統區經濟體系和解放區經濟體系迥然不同，解放區是糧賤布貴，國統區是糧貴布賤。穩定物價要首先控制在物價中起主導作用的商品。1946年的「北滿」和當年邊區的物價都是布價帶頭，布價漲，豬肉漲，小米也漲，因為棉花沒來，糧食出不去，被人稱為「吃飽了，冷死了」。如今在瀋陽，糧價領導著物價。當年共產黨在解放區的做法，是用糧食跟蘇聯人開展貿易，換回足夠的布匹和食鹽，然後拿出一部分進口的布匹食鹽換購蔣管區農民群眾的糧食，限制餘糧流入敵占區的大城市，加強對其經濟封鎖。現在，農村需要向城市徹底敞開糧禁了。
東北農村的糧食是充沛的。1948年瀋陽解放前，為了遏止物價的劇烈波動，陳雲曾提出解放區除徵收二百萬噸公糧外，還需要外購四十萬噸糧食，辦法是以鹽、布向農民換糧。一次在東北局的高幹會上，陳雲說，「我們要掌握一定數量的必需物資」，這些物資包括，「除各種開支與出口外，要經常保持四十萬噸至五十萬噸糧食。除糧食外，手裡還要多掌握一百萬匹布」。這些物資在1948年冬的重要關頭成為瀋陽的後盾。
有些棘手的是供給速度。瀋陽地區1948年是農業嚴重受災的歉收年，瀋陽周圍各縣高粱顆粒未收。進入瀋陽和集中在瀋陽周圍的部隊有30萬之多，加上10萬左右的瀋陽市民，每月需要糧食7500噸。儘管瀋陽市市民糧存儲要遠遠高於長春，但政府糧食儲備幾乎為零。國民黨軍隊在撤退前，把軍糧全部售出，因此部隊進城後僅僅繳獲了300萬斤糧食。陳云為了防止後備糧沒有運到城中，存糧已經告急的情況出現，在進城前，事先安排有關人員在瀋陽市附近適當地點集中了一批糧食。11月2日以後，軍管會調集了所有能夠調度的汽車搶運糧食進城，每天有大約3000到5000輛大車投入其中，一天運糧2000噸。即便如此，這批應急糧食全部運完之後，瀋陽市的糧食缺口仍然存在。時任瀋陽市長朱其文召集商人攤集糧食，由瀋陽商會會長盧廣績出面向瀋陽周邊糧業大戶借用2000噸軍糧。另一條最主要的供糧路線，是從開原、安東方向搶運糧食進城，但戰爭中支離破碎的鐵路成了瓶頸。
幸好陳雲對鐵路的重要性早有預見。東北是全國鐵路網最為密集的區域，瀋陽又是整個東北的鐵路中心，瀋陽接收工作全面部署前，陳雲就數次提到鐵路問題的戰略價值。他說：「瀋陽周圍一個很大地區災荒嚴重，要使混亂時間縮短，基本問題是修好鐵路。」東北局向幹部們提出了一個任務，在1948年11月底之前修好瀋陽以北以東的鐵路，並集中力量修四平以南到瀋陽的鐵路。這為瀋陽恢複秩序爭取了時間。
軍管會還要對付那些發戰爭財的投機分子。為了避免投機商趁機搶購、本地商人將物資收藏起來以及物價先落速漲的現象，軍管會公布了靠近瀋陽的解放區，哈爾濱、吉林、開原、安東各地物價，同時公布瀋陽百貨公司買賣貨物的價格，使商人對物價有所準備，敢於開市買賣。「儘管物資主要還是靠政府補給。但作為一個城市來說，恢複市場交易才能真正恢複活力。」負責金融接管的王企之回憶，「為了吸引市場上更多糧食入城，我們規定瀋陽糧價要高於產糧區。當時高粱米每斤規定3000元，市價總在3000元以下，和國民黨統治時期定價向來比市價低的現象剛好相反，這是給瀋陽市民印象最好的一件事。」
中間出過一個小岔子：為了減輕負擔，軍隊進城時釋放了瀋陽所有監獄的犯人，而後來有二分之一的盜竊案是一些被釋放的慣犯所為。陳雲在給天津、北平的接管幹部提供經驗時談了這點，他說：「只有政治犯應迅速釋放，但老盜竊犯應繼續拘留，查明情況，分別處理。」
作為整個城市的「中樞」，陳雲不可能每天只在大和旅館的會議室和休息室里。他需要運籌帷幄。但陳雲的性格不是喜歡通過電話指導工作、發布指令的人。從1948年11月到1949年6月，瀋陽幾乎所有的事情都要彙集到軍管會，最終要在陳雲這裡得到批複，他把自己處理事務的辦公地點設在中山廣場賓館的會客室里。陳雲辦公桌的面前是兩排座位，那些彙報情況並等待指示的幹部在得到陳雲意見後就會迅速地離開，把位置讓給下一個進門的人。
「每天這兩排座位上面都坐滿了人。」當時在東北軍區軍事工業部第六處（炮工處）擔任政委兼黨委書記的曹慕堯有一次去彙報一個緊急情況，從彙報問題到解決問題一共用了不到兩個小時。他對陳雲處理事情時的驚人速度深感欽佩，「我進門的時候，看到坐在人群中間的陳雲，態度十分嚴肅，每句話都非常簡要，鏗鏘有力，像快刀斬亂麻一樣，回答錯綜複雜的各種問題。接見每個人的時候，他先問，什麼事？請用三兩句話說明事由！然後限定彙報者在幾分鐘以內講完，一定要說清問題的實質和關鍵，還必須先提出個人對問題的處理意見。」
劉白羽是軍管會對外報道委員會成員之一，據這位因報道《光明照耀著瀋陽》而名氣大振的隨軍記者回憶，「陳雲同志每天晚上開一次會，去接收各個方面的人都來彙報接收的進展和情況，他讓我也參加，大家彙報完之後，他就指示第二天怎麼辦。我的任務就是到街上去走，然後每天晚上向他彙報有幾家商店開門了。開始沒有，不敢，怕。後來我就一點一點地向他彙報，我說開了一個了，開了兩個了……後來大概開到十幾個吧，陳雲同志手一拍：『瀋陽，平安解決了』。」這時候，1948年已經快要結束了。在解放戰爭的另一個戰場上，人民解放軍已經到達西山，從那裡可以俯瞰北平全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