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1949年比人們想像的要困難得多。
國民黨垮台的迅速也令共產黨失去了更多在時間中磨鍊和學習的機會。1949年共產黨面對的複雜現實不能簡單歸結為任何單一的模式，他們在管理上所要面對的挑戰是難以想像的。這不只是管理一塊邊區或根據地，而是管理一塊三倍於西歐大小，有著世界人口近四分之一的大國。
近代中國，共和與統一的聲音最為深入人心，但導致軍閥割據的根本原因——中央政治權力和財政權力的式弱並沒有得以改觀，並且，多年以來，管理一個大國家的經驗已經很陌生了。
帝制時代的中國，國家財政規模僅是整個國家經濟的一個很小的部分，政府收入從來沒有超過GDP的4%。清末地方軍事力量的崛起暫時解決了中央一次次的「軍事危機」，卻產生了脫離中央財政控制外的經濟系統，它對近現代中國的影響甚為深遠。事實上，清王朝倒台以後，政府所汲取的國民收入份額仍然很小。1916—1928年期間，中國就根本談不上國家財政系統，北洋政府的維持主要靠各種國內外的貸款。國民黨取得政權後，儘管煞費苦心地進行了財政體制的轉型，但在1936年可能是國民政府最好的一年，整個政府收入不過只有GDP的8.8%。這也是蔣介石主持的南京中央政府期間試圖將1925年孫中山逝世後未竟的「建國方略」付諸實施卻歸於失敗的重要原因。1949年新政權預算收入占國民收入的比例達到了超過15%的前所未有的比例。對剛剛進入城市的共產黨而言，這註定將是一場史無前例的開創性試驗。
另外，國家基礎結構重建的挑戰同樣顯而易見。傳統中國里的中央政府並不致力於管理一般鄉村或城市基層，地方的權力在一定程度上默許給了當地宗族、行會，在一個只是由薄薄的一層官員來治理的地域廣袤的農業帝國中，後者是中央政權不可缺少的補充——19世紀中國的地方政府依靠的正是府州縣官與地方民間力量的巧妙平衡。而當中央政府衰敗後，這種維繫長達數個世紀的平衡顯然被破壞了。中央已經失去了控制這種地方組織的能力。隨著地方組織變得強大，組織之間的競爭出現了，權力不可避免地集中於靠軍事話語權發言的軍閥手中。辛亥革命的領袖沒能建立新的政治秩序，更不用說真正控制這個國家。在一個短暫的國家試驗中，國民黨統一了中央政權，擴展了地方政府的職能，並訴之於三民主義情感，在初步的軍事統一後，他們試圖發動廣泛的改革，但正是由於缺乏獨立的金融和完整的國家地方基層的支持，他們遭到了失敗，國民黨實際上既受惠又受制於權貴資本和軍閥。1949年以前中國共產黨多年在農村的工作獲得了前所未有的建立基層政權的經驗，但這套系統能否成功引入城市，革命的熱情能否轉化為嚴格有序的組織，並創建行之有效、富有活力的新秩序，在1949年初，仍是一個未知數。
本書選取六個城市作為新政權接管和改造的觀察樣本，這在研究新中國建國歷史的著作中當屬先例，因此在敘述方式和研究方法上一定有很多尚待進一步商榷之處。
我無法將本書定義為一本歷史著作還是一本新聞著作，它採訪了多達69名歷史當事人，他們中一部分是參與「建國大業」的核心團隊成員，一部分是見證歷史變遷的行業元老，他們大多早就年過古稀，回憶往事是留予後人的財富。我要特別感謝這些老人，並致以最衷心的敬意。我想，本書正是用新聞的方法來觀察歷史，發現歷史，為歷史現有的敘述拾缺補全。
我秉持了這樣一種基本的價值觀，新聞即歷史，歷史即新聞。我們重述歷史，是去尋找歷史中的「五個W」，對歷史當事人進行新聞採訪，而放棄對既有史料的依賴，擺脫對於過去一套歷史系統的話語體系和發現體系的依賴。本書的成形得益於一系列截稿時間壓力下的採訪和寫作，得益於我供職的《三聯生活周刊》，也得益於這本雜誌從數年前抗戰系列報道開始，所摸索和積攢的歷史再述和解釋經驗，某種意義上，它是《三聯生活周刊》所有成員正在進行的各種新聞操作和方法探索的成果之一。如果沒有一個思路開放、智力卓越的媒體，如果沒有一群熱愛這份職業的同仁們，這本書是斷然不會面世的。